“胡焕庸线”是我国经济地理的一条重要分界线，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空间的基本格局，也反映出我国空间发展的严重失衡。作为一个广疆域、多民族的大国，如何破解胡焕庸线将是中国的一项长期重大课题。笔者在长期研究中发现，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经济空间和城市体系正在发生着变化，已经出现了新的格局，如果能够针对这一新格局所表现出的特点，顺应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对我国的空间战略做出相应的调整，必将有利于突破胡焕庸线。
首先，中国经济空间正在呈现出“东中一体、外围倾斜”的新格局。
以人口分布考察中国经济空间：东部人口密度最高，中部人口回流明显，东部和中部共同形成人口稠密的第一聚类，集聚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心，一体化趋势明显；东北人口持续下降，西部虽然回流明显，但多数地区人口密度仍处在50人/平方公里以下的低水平，东北和西部形成人口稀疏的第二聚类，分散成为中国经济的外围，主要向成渝、关中、辽中南等城市群倾斜。同时，东经110Ο线附近出现一条人口稀疏的断裂带，成为中心和外围的主要分界线。
其次，中国城市体系正在呈现出“一团五线、开放互联”的新格局。
所谓“一团”，是指东中部“五横五纵”的群网状城市体系聚合成的“一团”。“五横”为陇海城市发展带、沿江城市发展带、沪昆城市发展带、京呼城市发展带、青太城市发展带；“五纵”为沿海城市发展带、京广城市发展带、京沪城市发展带、京福城市发展带、京九城市发展带。
所谓“五线”，是指东北和西部的群带状城市体系延伸出“五线”，形成沿京哈线、沿陇海—兰新线、沿长江下游延伸线、沿沪昆线和沿海城市发展带，分别面向东北亚、丝绸之路经济带、南亚、东盟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开放互联发展格局。
“一团五线”恰如一只巨手，而京广城市发展带构成手掌和手指之间的关节线，向东对接东中部群网体系，向西发散出外围群带体系；包昆城市发展带带动外围群带体系互联互通，构成手指中部关节线，实现五带纵横联动。
未来20年，这一城市体系将支撑起覆盖32个城市群、近1000个城市、近20000个小城镇，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居民点协调发展的城市中国新版图（见左下图）。
中国经济空间和城市体系的这一新格局也表明，在更长时期，中国经济空间将有可能突破“胡焕庸线”，实现更加均衡的发展。这是因为，首先，西部地区人居环境正在逐渐改善，更加宜居的环境将形成本地发展的良好基础。这不仅是因为国家治沙造林、退耕还林、南水北调等举措的成果逐渐显现，而且据国际上一些科学家的研究发现，中国西部的气候正在变得更加湿润。其次，我国能够通过扶持政策引导外围地区的均衡发展。借力快速发展起来的交通体系，通过交通运输的快速化、网络化，我国可以由“以点带面”“以线带面”的传统发展模式逐渐迈向“以网带面”的新型发展模式。最后，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使过去的边缘地区成为了开放前沿。“一带一路”战略拓展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格局，带动欧亚大陆重新成为世界中心，中国西部地区一跃成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开放枢纽，能够开拓“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实现转型发展。
中国经济空间和城市体系的新格局是演化趋势推动、内在联系深化、主要因素影响和经济规律作用的共同结果。
首先是经济空间演化。中华文明繁衍于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区；随着汉代以后经济重心的南移，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逐渐繁荣；明清时期，中国人口已稳定分布于东经110O以东、北纬40Ο以南的地域；清末民初，出现了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等大规模人口外迁。改革开放以后，“东部加快”带动“中部崛起”，外围人口重新向东中部集聚，形成人口稠密、经济活跃的中心地域。
其次是城市体系演化。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城市体系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⒈1990年以前为第一阶段的点线城市体系，铁路干线以及沿江、沿海发展轴线还未实现快速化，主要以中心城市为支点，形成“以点带面”的不均衡发展格局；⒉1990年至2010年为第二阶段的群带城市体系，高速公路网络扩大中心城市辐射范围，城市群逐渐崛起，依托群带城市体系形成“以线带面”的发展格局；⒊2010年以后为第三阶段的群网城市体系，高铁网络逐渐形成，东中部网络效应带动多层次的城市群发展，逐渐迈向群网城市体系，形成“群网带面”的均衡发展格局。
第二，中国经济空间和城市体系的新格局是内在联系深化的结果。内在联系深化表现为几个层次的一体化：东中一体化发展促进了空间的集聚，市场一体化促进了区域共同市场的逐渐形成，要素一体化实现了区域要素的自由流动，产业一体化带动了产业集群的初步显现。
第三，中国经济空间和城市体系的新格局是受几个基本因素影响而形成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地理环境、经济格局和交通体系，其中交通体系的快速化、网络化尤为重要。从地理环境看，东中部地区位于中国地形第三阶梯，环境宜居、人口稠密、经济活跃；外围地区总体人烟稀少、经济落后，只能向重点城市群和城市带发展。从经济格局看，东中部形成经济活跃的第一聚类，以接近20%的国土面积聚集了超过60%的人口和超过80%的产值，东北和西部形成相对低迷的第二聚类。从交通体系来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交通体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90年以前为铁路时代，支撑点线城市体系。1990年至2010年为高速公路时代，支撑群带城市体系。2010年以后为高铁时代，支撑群网城市体系。交通体系快速化、网络化使东部和中部收缩为超级中心；东北和西部没有明显收缩，成为外围；高铁网络将节点城市紧密联结在一起，支撑形成群网状城市体系。
第四，中国经济空间和城市体系的新格局的形成是三大经济规律使然。
其一是依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提出的中心—外围模式理论，中国经济空间的中心—外围格局兼具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目前集聚效应占主导地位，未来扩散效应将发挥更大作用。
其二，交通体系的发展产生了地理收缩效应、线带效应和网络效应，是重构中国经济空间和城市体系格局的主要支撑。
其三是断裂效应。美国经济学家滕田昌久和克鲁格曼提出了城市体系倒“S”波浪形理论，即城市体系中存在着城市潜力与其距中心城市距离之间的倒“S”曲线。当曲线的相邻波峰间隔较大时，便会产生城市体系的断裂效应，具体表现为小断裂和大断裂。小断裂表现为两个较小中心区之间的断裂，空间轴带一侧要素向另一侧的单向流动造成两端城市体系的分离与失衡，网络发展战略可以缩小断裂区与中心区的差距。大断裂表现为大中心与大外围的分界式断裂带，在较长时间内难以改变，例如东经110Ο线的山区绵延带对中心群网城市体系和外围群带城市体系的区分。
未来三大经济规律都将产生作用，网络效应将扩散全域，中国将在东中一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范围的协调发展。但三大效应的释放是一个有序过程，现阶段中心—集聚效应占主导，网络效应主要作用于东中部，外围仍以线带效应为主。因此，在较长时期内，中国经济空间的中心—外围格局和城市体系的“一团五线”格局将不断强化巩固，我国也必须顺应趋势实施针对性的发展战略。
五大战略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中国现有的空间战略存在一些不足：第一，东部先行、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四大战略彼此分割，未能实现互联互通；第二，“两横三纵”的城镇化发展战略格局是全国统一的以线带面，未能考虑区域差异，实现差异化发展；第三，增长极战略极化效果明显，但带动作用不足，未能发挥网络效应带动区域整体发展。针对这些不足，对未来中国经济空间和城市体系发展有以下建议：
一是调整空间布局战略，即从四分区到二分区。将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由“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分区调整为“自主发展—政策扶持”二分区。东部和中部形成自主发展区，采取市场主导的发展模式，充分发挥市场规律促进东中一体化；东北和西部构成政策扶持区，采取政策干预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模式，更加重视通过政策扶持矫正外围的市场失灵。
二是调整中国城市体系空间布局战略，推进“一团五线”发展格局。未来应顺应“一团五线”的城市体系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城市体系网络化、集群化。
三是实施“东中一体，群网带面”战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到新阶段，经济空间格局也必须由不均衡发展迈向均衡发展。东中一体化应以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制度一体化为支撑，以市场一体化、要素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为核心内容。
四是实施“五线带面，开放互联”战略。政策扶持区重点依托五线，以线带面发展。顺应“一带一路”开放新格局，做好五线沿海沿边互联互通，实施陆海全方位的开放互联战略。
五是实施“以点带面，适度平衡”战略。应充分考虑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的需要，对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小城市、集镇、村寨、口岸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实施“以点带面、适度平衡”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