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高速成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通过对资源的过度利用，尤其是高能耗、高排放的粗放式生产，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环境问题，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存，必将给未来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失，保护环境成为我们当前亟待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以及领导层近来发表的一些讲话都表明，中国要谋求一条更加平衡的发展道路，既要发展经济，也要保护环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者能否兼顾？如何实现两者的动态均衡？本文将在深入、辩证地分析两者关系的基础上，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及其根源，寻找两者并行不悖有机结合的策略和制度路径。
传统的观念认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存在着对立，保护环境则会限制经济的发展。在人类发展的某种阶段，尤其是资源有限的前提下，这种观念反映了人类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分配资源的短期矛盾。但是，从长期来看，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不矛盾，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不断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全部的物质资源，良性循环的环境系统可以使环境资源的再生能力大于经济增长的需要，并对生产和消费活动中产生的一定数量的废物进行净化，使经济发展得以健康、持续地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则可以反哺提供更多的资金、技术、装备和人才用于保护和改善环境；反之，如果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这种良性循环被破坏，经济的不当发展使环境受到严重污染，环境资源枯渴，环境自净能力丧失，最终将导致经济发展受到限制，社会生产活动无法正常进行。可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归根到底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阐述了尊重自然、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和发展理念，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4年3月7日，习近平在参加贵州团审议时，对发展与保护的关系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诠释，指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这种彼此依托关系还表现在环境本身是一种生产力，我们今天所说的环境保护，已不只是单单的维护，或者是消极的防治，而是在保护的前提下，对环境进行合理的开发与利用。提升环境保护对发展经济具有较强的激励作用，21世纪所提倡的绿色包容性的可持续经济发展，就是把环境治理与开发下的绿色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点战略，使之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正如习近平所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是长远发展的最大本钱。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唇齿相依，也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互相推动。
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压力与挑战
中国目前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现状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资源消耗量过大、资源未充分有效利用和生态环境遭受破坏较为严重的现象。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空气质量较差，水污染问题严重，垃圾处理压力日益增大，绿地减少及生态风险的增加、能源短缺以及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安全和物质财富，也致发疾病的增加、社会的不稳定，甚至一些地区环境难民的产生。
尽管中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2012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为8253.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9%，是2005年环境治理总投资额的4倍），但从整体上看，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未得到根本扭转，治理速度赶不上破坏速度，边治理边破坏的趋势仍然存在，经济目标和社会平等以及环境问题之间的矛盾未能明显缓解。
中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突出表现在：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我国经济发展还处于工业化时代惯性阶段，经济产值的增长主要是靠消耗大量资源换取的，自然资源不断受到破坏、资源基础削弱，同时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式生产方式也造成一些地区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排放的废弃物超过生态环境的自净能力和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如果要加大保护环境保护力度，很多地方就需要关停并转很多污染性企业，这将对很多区域的短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尽管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可以把污染性企业转移到经济落后地区，但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这些企业依然在污染中国的环境。
二是能源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矛盾。近年来，中国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总量呈快速上涨态势，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化石能源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不仅增加了能源安全的风险，也加大了环境治理的难度。
利用清洁、可持续的新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是应对这些问题的重要路径。但目前，新能源开发尚处于市场失灵阶段，开发成本普遍高于传统化石能源。在新能源替代过程中，如果目标设定的过高，将导致能源价格上涨。能源价格上涨又会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以及消费品价格上涨。价格上升、收入减少使国内需求下降，导致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速度减慢。有研究认为，“能源价格一个单位的上涨冲击对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的影响为0.588个百分点”。能源价格上涨对居民的生活水平同样有较大的影响，学者林伯强认为，“如果能源价格上涨50%，这一涨幅会使全部生活花费增加4%”。
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我国的碳排放总量也已跃居世界第一，人均碳排放量和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碳排放强度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期，处在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的高峰期，环境状况距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有相当大的差距。习近平指出，解决环境问题要迈出更大步伐，也要有耐心定力。如何在加快发展的同时，切实保护好环境，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及动态均衡，需要从政策法规、市场机制、治理体制等多个方面着手，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当前，尤其应着重解决一下几个问题：
其一，树立“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以科技为支点，用生态文明引领绿色发展。我们发展经济的根本目地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环境，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因此，发展经济必须要以环境保护为前提。一些发达国家在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中，经历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今天我们人类的智慧就是要避免同样的错误，我们不会走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也不能用停止发展的办法解决。以破坏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可实现短期的经济增长但也终将制约经济发展本身，而基于环境保护的经济发展模式，本身就是节省成本、提高效率的过程。2013年5月，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空气、水和土壤等环境生态方面的问题，究其本质是发展的问题，不能用停止发展的办法解决。保护优先不是反对发展，其核心是要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在发展中保护生态环境，用良好的生态环境保证可持续发展，要改变工业文明的发展以生产方式来决定经济架构的常态，以科技为支点，用以生态文明引领绿色发展来切实推进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其二，改变经济发展目标由单一目标型向综合目标型转变，明确资源环境的价值，经济发展从高速过渡到平稳、高质新常态。单纯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忽视环境保护，甚至以环境污染、资源耗竭为代价来谋求发展，必将加剧生态条件恶化与环境质量下降，其结果只能是使资源和环境的危机反过来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和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有相当大的差距。生态环境具有资本的一般属性，即稀缺性、有用性和价值性，这三种属性决定了生态环境同劳动力和投资一样，是一种经济资源，其使用具有有限性、有偿性。因此，经济发展目标应该由单一型向多元型转变，即经济发展既要有经济目标，又要有环境目标、生活质量目标等综合目标，只有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才能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起来，使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真正同步发展。
其三，构建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机制，推动经济发展受益格局的公正、公平，完善市场机制建设。经济发展最终会给该经济体系中所有的人带来益处，但受益情况在人群中的分布往往是不均衡的，这种非均衡的受益格局促成了不顾环境后果地追求经济发展的利益驱动，并由此导致环境问题的治理成效一直不显著。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也是用市场化手段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路径。建立操作性强的反映市场供求的自然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收益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构建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地区间的收益付费和市场服务的生态补偿制度体系，从而确保经济发展格局的公正公平，共享优良生态环境，确保资源开发利用在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可承受范围之内，实现可持续发展。
其四，创新政府管理体制和环境保护责任机制，多元善治，形成合力共同推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互动及动态平衡。环境保护不仅仅事关生产方式，还事关消费模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生态驱动下的经济转型和环境保护靠的是全体人民的参与。国家和各地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总体战略、规划和政策时应有资源、环保、生态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共同参与，应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因素，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管理的法制化和制度化，以法律和制度保障环境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管理及运行。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和资源环境考核体制，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倡导多元善治，不仅要依靠政府，同样要依靠企业、个人、NGO和学界精英共同努力，协调涉及的各方力量，促进生态环境建设，在发展中保护生态环境，用良好的生态环境保证可持续发展。
以贵州为例，该省处在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上游交错地带，是我国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区，同时又是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石漠化、水土流失较为严重，自然灾害时有发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面临更多更大的困难。贵州经济不仅生产总值总量小，且人均生产总值、劳动生产率偏低，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2年城镇人口比重为36.41%，远低于全国52.57%的平均水平，人均预期寿命也显著地处于全国的最低水平（71.1岁，排第28位），属于“欠发达、欠开发”地区，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福祉的任务十分迫切，面临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生活水平和保护生态环境三重任务。
贵州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部署，根据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试行方案和贵州省生态文明现行示范区试行条例的要求，先后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发展、人口资源管理和石漠化治理、生态旅游业的发展等的政策措施，成立省节能减排领导小组办公室为省政府管理节能的综合工作机构，各地市在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下积极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工作。如贵阳市，编制全国首部建设生态文明的地方性法规—《贵阳市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条例》，整合组建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使贵阳市生态文明建设有了更有力的统筹领导机构和更科学的顶层制度设计。
2011至2013年，贵州省累计淘汰落后产能2232万吨，2013年环保资金投入达63亿元，组织实施了一大批工业节能重点工程，在建筑、交通、生活等领域，加强节能管理，引导绿色低碳消费，产业升级和能源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目前，贵州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基本建立，通过提升传统产业装备技术水平和信息化水平，推进产业集聚发展和提高产业集中度，增加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利用量，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大幅下降，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幅下降，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大幅提高，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节能降耗、碳强度下降目标。至2013年末，贵州全省已获批准的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59个，创建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107个。2013年完成营造林面积420万亩,治理石漠化1000平方公里，治理水土流失2200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提高到49%。在取得上述成绩的同时，贵州的社会经济发展依然呈现了高速增长的态势，特别是利用当地丰富的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结语
发展经济必须保护环境是发展经济的本质要求，离开经济发展讲环保，那是缘木求鱼；离开环境保护谈发展经济，那是竭泽而渔，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应视为一个整体。我国以往那种以消耗大量资源、不计环境代价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生产方式与经济体制，究其根源是制度设计的不当，资源环境的价值没有得到正确的估算和反映，破坏环境的行为没有足够的约束和监督，以及经济主体由于缺乏充分的激励，未能将环境保护与经济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行为相关联，从而无法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共生。要推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良性互动，需要以科技为支点，充分发挥制度、市场的激励与约束作用，创新管理体制机制。但同时，也要针对我国不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环境治理难度大的事实，循序渐进推行，避免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