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诸多的权力追逐者中，皇权与世家之间的权力博弈，成为千余年内困扰中国政治的大问题。用现代政治学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历史，问题的逻辑是非常清晰的：在皇权与世家权力对比失衡的时候，不是由中央集权所打造出来的绝对皇权带来专制统治，窒息社会发展的活力；就是世家坐大会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和纷争，导致社会陷入动乱乃至内战。历史上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时期都是皇权与世家取得相对平衡的阶段。
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所谓中央集权体制，其间一直存在隐秘的分权机制。中国古代政治的要义也许不在于一味地将权力集中于统治者之手，而是谋求某种权力的平衡。因为即使是最极端的中央集权体制，也必须要求某种形式的分权，否则就无法持久地存在下去。只不过这种分权并非通过正式制度实现，而是来自非正式的博弈和政治文化传统。
诸侯国的错误选择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是指本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但到了春秋则变成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不合乎规则和传统的战争，无论打出什么名号，都难称“义战”。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在春秋之前，周天子通过分封功臣和亲族，建立了拱卫天子的封建制，诸侯听命于天子，而大夫以下则听命于诸侯。天子与诸侯之间一直保持着权力平衡达数百年之久。这与诺曼登陆之后威廉一世大封贵族、并与他们共处多年的情形极其类似。中国在春秋之前可说是真正的封建制。
但是，无论是西周的宗法分封制，还是威廉的贵族政体，本身存在着设计上的问题。随着天子与国君的代际传承，等到几代之后，分封宗族的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不可避免地被稀释，而曾经深厚的君臣恩情也日渐疏远。贵族（诸侯）与王室（天子）之间必会发生争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只是给诸侯不服从中央提供了一个借口而已。当中央政权政治军事能力下降、周天子因受西戎攻击而迁都，无力以军事手段约束诸侯时，天子与诸侯之间保持了数百年的权力平衡就被打破。这一点与英国在十三世纪时间封建贵族力量上升、王权地位下降，贵族甚至打败了国王的情形也很相像。
复杂理论强调初始条件的重要性，即最初的选择决定了一个体系随后的变迁路径。而正是在这个贵族（诸侯）与王室（天子）权力平衡被打破的关键节点上，中国的贵族和欧洲的贵族做了截然不同的选择，导致两者在制度和政治传统上分道扬镳。英国贵族战胜了国王，但并未赶尽杀绝，而是通过《大宪章》来制约王权，取得了对国王的优势地位，这是法治和代议制的开端。而中国的贵族则消灭了周天子并一心要取代，从而形成了诸侯争霸的霸道传统，而霸道成功之后就要消灭其他的竞争者—— 那就是专制。
天子与诸侯虽然存在权力分配上的紧张，但实际上是共生关系。意识到这一点，正是英国贵族的聪明之处：在贵族势力上升并战胜国王约翰后，如果就此废掉国王，那么此后英国一定出现内战和内乱。历史证明了他们的眼光。
不过，中国其实也有机会出台自己的《大宪章》，在周厉王之后，周公召公为首的世卿贵族建立了“周召共和”，代替天子进行统治。但可惜的是，随即又将权力交回，并未趁机建立约束性规则，形成正式的分权制度。
事实上，当诸侯将天子抛在一边，自相争霸的时候，诸侯的末日也就不远了。最终是由武力，而非法治决定了权力的归属——在争霸战中，世家与王权都消灭于秦朝专制统治。此后历史不断重演，世家与皇权不断斗争，在世家占优势时上层阶级内斗不断；在皇权占优势时就会趋于专制和僵化。在权力平衡时彼此共存，在权力严重失衡时则同归于尽。
门阀士族的崛起
东汉光武帝刘秀鼎定中原之后，世家大族再度崛起。因刘秀取得政权主要依靠南阳豪强的支持——云台28将，来自南阳的就有11人。所以在光武重臣中，南阳人占了很大的比例，成为朝廷的基本班底。这也奠定了之后的王朝传统：在王朝开拓之初，政治世家往往是由军功累积而成；而在王朝定鼎之后，则是由读书做官而进入统治集团的序列，形成累世的政治家族。这样看来，皇权与世家之间虽然没有制度性的分权机制，但存在着非正式的分权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士族，如东汉袁氏，东晋顾氏、王氏，都不是教科书说的大地主，而是累代通过读书做官培养出“士”的家族，所以这时的世家也被称为“士族”。士族所读的并不是一般的书，而是有师学传承的“经学”，也称“经世致用”之学或“王官学”。从字面上看，“经世”强调经国济世，胸怀天下；“致用”则注重事功实效、学用结合。从内容上看，有“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貌似天下学术皆源于经学。而“王官”意为天子之官：如司空职掌平水土，后稷职掌播时百谷，司徒职掌敬敷五教，共工职掌百工，虞职掌山泽，秩宗职掌三礼，典乐职掌教胄子。古学未有空论者，一旦学成则“物有其官，官修其方”“一日失职，则死及之”。王官之名，表明经学的目的所在。
经学产生于西汉，并有今文经和古文经之分。东汉时著名古文经学大师如大卫宏、贾逵、马融、许慎等，以学术取高官，门人弟子动辄几千人，势力极盛。贵族通过经学教育而将官位、能力传承二代、三代，势力逐渐超越皇权。由此，经学成了做官的学问，并且各家均有不外传之秘，所谓“家学渊源”，概源于此。世家通过经学传承这种非正式的方式，出仕做官，与皇家分享权力。有时还通过联婚，维系权力平衡。
东汉后期，汉室衰微，世家豪族势力大张，打破了权力平衡。但即使如此，世家大族也有着与后世英国贵族相似的认知，即不能随便倾覆皇权，否则必将天下大乱，世家也必不能幸免于难。于是才有了董卓之乱后汉室衰微而不灭；曹操只能选择挟天子以令诸侯，而终其一生不敢称帝的局面。
汉以后的世家也存此认知。在西晋灭亡，东晋司马睿称帝时兵微将寡，全力依赖北方士族王氏和江南士族顾氏的情况下，这些世家也不愿推翻皇权。有一次，王氏家族的王敦两次起兵反对东晋朝廷，其中第一次以“清君侧”即反对刘隗、刁协侵凌士族为名，得到士族的普遍支持，这说明士族在东晋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权益，是不容皇权侵犯的。但第二次再叛时欲取代司马氏而独吞江左，却因士族共同反对、特别是他的兄长、王氏家族的掌门人王导的反对而告失败。其后桓玄借剿除司马道子而试图篡晋自立，过程和结果都与王敦无异。这说明士族群体不容任何一姓擅自废弃皇权。只有皇权与士族共治天下，平衡和秩序才得以维持。
此后，随着世代更替，世家不可避免地逐渐坐大。南北朝时两边的士族都得到极大的发展。声势之隆，连皇帝也要攀附世家大族。司马睿时“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自不必说。就连中国历史上第一盛世的唐朝李氏家族也先后攀附过赵郡李氏，陇西李氏。陇西李氏即秦李信、汉李广家族之后。陇西李氏有着十三房支，分布极广。其中一支在十六国时期立国西凉，即武昭王李暠—— 李广的16世孙。
为强调这一支系的皇族渊源，唐太宗判定《氏族志》，将皇族陇西李氏判为第一等。玄宗李隆基追封李暠为兴圣皇帝，追溯家族谱系直到李广，即：西凉景王李弇（李广十四世孙）——简王李昶——武昭王李暠——李歆——李重耳——李熙——李天锡——李虎——李昞——李渊。不但在当时被其他世家所非议，也引发后世的争议。如陈寅恪就认为李渊家族与陇西李氏没有关系。但实情如何，尚难定论。无论这个谱系的真实性如何，但作为皇帝家族，如此不惜功夫，牵强攀附，一定要强调世家出身，也就不难领会当时世家大族的地位和影响。此后皇室更将有功之臣赐姓李，将陇西李氏由一个血缘宗族演变成为一个政治性的庞大士族。
绝对皇权的建立
到了唐朝中叶之后世家陵替，皇权开始扩张，再次打破了权力平衡。并且，中国本来有可能形成像英国一样的世家与皇权共治、依法规范各自权限的局面，由于皇权的大举扩张而变得不可能。
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中，世家明确的敌人有五个：皇权、宦官、外戚、寒门进取之士和其他世家。这些政治主体之间会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相比之下，寒门或庶族并非世家的敌人，而只是竞争者。至于外戚则经常由世家大族充任，只有很少的情况下会出现来自寒门的外戚。在这些政治势力所有的排列组合中，皇权和宦官结成联盟，皇帝被宦官控制、或者皇权独大的情形，对世家来说都是致命的，因为这都表明中央权力的扩张。需要说明的是，宦官与皇权的结盟，仍可被视为中央权力的加强而不是削弱，尽管主事者可能不是皇帝本身。而宦官对于中央权力的行使最没有节制，为祸尤烈。在唐代政治中，宦官执政时代中央权力对世家的侵凌最为惨烈。李辅国、俱文珍、王守澄、仇士良，这些掌握了中央权力的宦官动不动就大举屠戮朝廷官员和士人，毫不容情。和东汉十常侍、明代魏忠贤一样，掌握了中央权力的宦官都是世家的死敌。
皇权的专制手段除来自于宦官的结盟外，还来自屠戮、秘书小组、科举制度等。所谓秘书小组，即为了在治理层面摆脱对世家的依赖，皇家往往依靠近臣，组成即“内廷”，以从“外朝”夺权。屠戮之举更自不必说，唐朝的各种世家，包括皇族李氏，经由武媚娘、安史之乱、黄巢起义的大举杀戮，损失惨重，几乎没有一家能够逃过五代十国而迁延到宋朝。尽管如此，世家衰落之后仍有新的世家崛起。直到科举制出现，才将宦官、屠戮、内廷都无法解决的世家问题一举终结。即皇权不再依赖世家共治，而是亲身遴选人才，形成新的精英集团和治理主体；而统治能力也不再传承于经学，而是诗文或八股，这最终导致“经学”传承的世家彻底被取代，中央集权逐渐强化。
最后的士族
明清时代经历了大规模的战乱，世家本已凋零殆尽。但两个因素促使新的世家崛起。一是明中叶以降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二是八股科举制的普及。从商之后要子孙科举取仕，成为明清大家族的选择，亦形成“科举世家”的传统，但与经学传承的古典世家明显不同，并且无力也不愿与中央集权相抗。
明末清初，虽然整个家族抗清、战败自杀殉国者比比皆是，但大多数家族都认为自己这一代尽到了对皇帝的责任就够了。因此明朝遗民自己拒绝降清，却鼓励子孙参加科举出仕。说明在历史大转折的时代，士大夫阶层将家族的延续看得比国更重要。对家族的忠诚超越了对于王朝和君主的忠诚。“当政权转换时，个人到底要为自己争得千载声名，还是要为子孙铺下平坦仕途，的确是一大抉择。选择降清者多，当遗民者少，因为士绅在家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然，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清朝的皇权专制统治开始进入极盛时期，绝对权力控制一切，家族士人无处可寻独立的政治价值，只有归附朝廷。
从权力的规律来看，皇权需要对手，中央集权需要适当分权，问题只是在于和谁分权，如何分权。如果皇权一定要实现绝对专制，首先剪除的就是自己的羽毛（如世家、贵族等），是自取灭亡之道。西方通过贵族地位的世袭制与国王分权，虽有彼此斗争，但实际上却是封建王权的保障。欧洲的贵族制度存在了上千年的时间，自然有其道理。而对于贵族来说，限制王权但与王权共存并不矛盾。相比之下，中国的世家的精神底蕴过于入世，一定要攀附权力。所以，士族没有在自身占据优势时凭借法律等形式将这种优势固定下来，而是一味追逐最高权力，带来无休止的纷争。另一方面，皇权本身也不知节制，用各种手法根绝世家。到了清朝，绝对皇权达到了顶峰，但也使自己真的成为“孤家寡人”。专制主义最圆熟的时候，也就是行将灭亡之时。
尽管明清之时皇权大张、世家式微，但世家子弟仍保留了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并在历史中不时显现。明末清初，经世致用之学大兴，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成为中国本土民主思想的萌芽。清末，国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局面，魏源、龚自珍及康有为以今文经学为主干，继承和发展了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精神，借经书宣扬社会改革；曾国藩更是借儒家“名教”之名剿灭太平天国，暂时挽救了垂死的清王朝。他们是中国士族精神的最后继承者。但这时的世家传统自己已处于末世，更加无力引领整个时代的发展。结果就是历史重演，来自平民和军人的影响开始上升，他们将用暴力和武力来解决一切，皇权与世家则双双消灭。而之后的半个世纪都是暴力夺权、生灵涂炭的年代。
从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西方的贵族精神、中国的君子之道，都与现代公民精神有相通之处。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顾炎武的民主思想，都是中国人精神上独立和进步的源泉。但在科举年代之后，中国人只能以读书人为精神教父，而读书人虽号为君子，其读书的目的却是成为官僚，最后就成了“以吏为师”。至于真正的贵族精神和贵族传统却不幸由于世家的衰亡而告断绝。在中国，要建设现代社会的公民价值，没有传统可以追溯，恐怕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牺牲，这是最为可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