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凸现出国家治理问题的重要性，也提出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在我国当前面临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关头，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式和手段，其中所蕴含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在悄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与传统国家治理相对应的，从两者对比来看，其本质特征包括：
第一，国家治理主体的同一性。现代化国家治理的主体是同一的，共同参与到治理过程之中，国家事务决策往往是通过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商，而非刚性指令。自上而下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公共选择机制，人民群众能够非常顺畅的表达自身的意愿和偏好。例如，现代化税制体系中，征纳双方之间的关系是非对抗式的。纳税人具有缴纳税款的义务，同时也享受接受公共服务的权利，权利义务是相互同一、相互平衡的。
第二，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特征是法治化，国家和人民群众之间通过立法来约定国家事务运行规则，治理主体之间有一个透明、稳定、有序、各方共同认可的规则，无论治理主体如何变化，只要规则不变，治理的程序和结果被各方所认可，结果稳定、可预期。所以说，判定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否实现的一个标志就是是否用法治程序来解决重大复杂社会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代表不需要人的参与，而是要树立一个程序正义的决策规则，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这个规则下发挥作用。
第三，国家治理的精确性。国家治理现代化意味着不断通过知识的积累，运用先进的治理手段，精确实现治理目标。在治理过程中，构建了一套信息搜集、应用、反馈的机制，精确评价、衡量国家各项职能的实现程序。
大数据技术的深入发展已经深刻影响到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不仅影响治理理念，还会对治理手段和方法创新有着较大的冲击和突破。
第一，大数据对政治领域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产生深远影响，有助于国家和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大数据的发展拓宽了人民群众参与公共决策的渠道和方式。人民群众可以就国家重大决策有效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偏好，即便是通过对一些公开数据进行比对，就能够一定程度地保证知情权；对国家来说，大数据技术的不断进展能够使得更加便利的搜集人民群众的偏好，掌握它们的倾向，便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针对性，真正让国家治理成为各方共同参与的机制。
进一步说，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倒逼政府部门的决策行为更加公开、透明，政府部门不再抱有“管住”社会的传统观念，而是将权利和责任还给人民群众。
第二，大数据使得经济领域的国家治理更加科学、精确。大数据的产业将显著降低产业中供需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供需双方可以进行信息的实时对接，供给方完全可以根据需求方的实际需求来“两身定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么生产等问题的不确定性不再存在，传统的产业生产模式将被新模式取代，“生产过剩”现象将不复存在。这为政府基于大数据的宏观调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此外，在政府作出宏观调控之时，单一来源的信息总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有将各个领域的原始数据进行集合、处理、分析时，才能将隐藏在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相互关联、相互融合的本质规律全面展示出来，进一步提高了宏观调控的准确性，大大提高经济预测的成功率。
第三，大数据会颠覆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大大治理成本，提高社会治理效率。自古以来，我国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特点是倾向于主观定性、缺乏精确的定量计量，缺乏数目化管理的传统，造成“重逻辑、轻数据”的习惯。进一步说，在人口大规模流动、城镇化进程显著推进的当前，传统的乡村社区治理模式已经不再有效，而城市中越来越多的人从事更加多元化的工作（例如自我创业），一旦脱离了单位的约束，自然人难以得到有效管理，亟需建立一套新的社会治理模式。而大数据技术的不断成熟使得新模式成为可能，例如，每个人通过手机就可依随时随地拍照，将图像信息上传至信息中枢进行处理，通过数据分析可以掌握社会运行的活动规律，发现并解决问题。
第四，大数据能够有效促进依法治国的实现。大数据技术的不断成熟能够拓宽人民群众表达真实意愿和偏好的渠道，更多的人民群众参与到立法过程中来，有效提高立法质量；它还能增加违法成本，促进人们提高对法律的遵从度；它使得各方法律主体的权力义务边界更加清晰，有助于约束、控制行政和司法行为遵循法治化原则；大数据能够更加便利地获取违法证据，也使得违法更容易被发现，成本大大增加，有效震慑了违法行为。
第五，大数据对世界各国事务协调有着深远影响。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需要协调的事务越来越多，地区争端冲突、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安全事件、公共卫生、环境污染治理等等均需要跨国甚至全球各国建立一个统一协调的机制，大数据技术的不断成熟能够有助于加速建立这一机制。
为应对大数据时代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机遇和挑战，将其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顶层设计、全盘规划，积极支持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完善，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
第一，将大数据建设培育为一个长期经济增长点。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新转折点，经济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增长率明显放缓，中国经济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然而这种情况下，我国无法再用1997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这是因为，我国硬件基础设施已经较为完备，特别是城市基础设施，再大规模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不大。这倒逼我们去寻找一些薄弱环节，拓宽投资空间，按照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建设全国范围的大数据基础设施，建立贯穿我国各行业、各地区、各层级的信息基础设施体系,成为一个重要增长点。对此，美国已有先例。1992年克林顿政府上任之时，也面临着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克林顿政府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成功执全球互联网领域之牛耳，为其任期内创造巨大的增长成绩。
第二，大数据是一种国家战略资源，须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公民为这种战略资源做出贡献。大数据资源的所有权归属于全体人民，而非单个政府部门、自然人、企业、社会组织。因此，国家须通过立法来规定政府、自然人、企业、社会组织在搜集、运用大数据资源领域的权利义务。对此，将大数据分析、应用培育成一个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一个大数据产业，为其他产业提供支撑服务。
第三，加强大数据立法，解决大数据应用中的突出问题。大数据应用中的风险不容忽视。一个突出问题是数据安全，美国“棱镜”计划已经暴露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一旦大数据资源被大规模窃取，所引发的危害将波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将对国家利益形成极大威胁，因此加快大数据安全立法刻不容缓；此外，大数据中的隐私权保护问题也成为突出问题。在大数据条件下，任何微观主体的行为都会成为数据信息，一旦这些数据信息被侵犯并不法利用，会严重损害微观主体的利益。
第四，尽快着手制定国家级大数据发展规划，制定路线图，在十三五期间推动实施。设计全国大数据骨干信息框架，建立全国统一通用的政府部门、自然人、企业、社会组织等社会经济主体的标准化唯一代码制度，将相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土地、房产、金融交易、财政收支、矿产资源、居民消费等原始数据信息全部融入该框架之中，建立覆盖各行业、各区域的专业信息系统，建设全国性、综合性多边法定信息互通共享平台，保持数据信息的使用受约束、可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