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中非西方国家的兴起
中国主办G20峰会是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国际社会中崛起的一个表现，证明国际社会中非西方国家的兴起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现代国际社会，也就是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它发源于欧洲，后来逐渐扩展到全世界，成为全球性的国际社会，西方国家一直是现代国际社会的主导者，制定、修改和解释处理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国际行为规范，而非西方国家作为现代国际社会的后来者，力量相对较弱，而且总体来说是国际规范的被动接受者或者反抗者。然而，现代国际社会在向全球扩展的过程中，也为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创造了重要条件。这是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加入国际社会，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原先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纷纷获得独立地位并成为国际社会的合法成员，国际社会中的非西方国家逐渐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席位，这在联合国成员国组成的变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然而，虽然非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逐渐成为了国际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但是它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还是相对较弱，20世纪50-60年代兴起的第三世界主要被视为“反抗西方”的重要势力，西方国家依然维持着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所谓“金砖国家”的实力的快速增长，非西方大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群体性崛起已经成为不争的现实，对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也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冲击。这些非西方大国不满足于只当国际规范的接受者，也希望参与国际规范与制度的制定与修改。
中国的崛起无疑是国际社会中非西方国家崛起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许是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主要成果之一，便是中国综合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导致在国际社会中出现一个广为瞩目的“中国崛起”之现象。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大国在现代国际社会中的崛起，导致了这些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正在发生着一个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共同参与全球治理过程的变化，非西方国家承担更多的全球治理责任。
G20的召开其实本身就是这一变化的缩影。G20建立最初是由美国等7个工业化国家的财政部长于1999年6月在德国科隆提出的，目的是防止类似亚洲金融风暴的重演，让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有关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举行非正式对话，以利于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最初的G20会议只是由各国财长和各国中央银行行长参加，自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金融体系成为全球的焦点，开始举行G20首脑会议。20国集团的成员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中国、南非、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韩国共19个国家以及作为一个经济实体的欧盟。这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的85%，人口则将近世界总人口的2/3。也就是说，在G20成员中，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还包括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大国，即“金砖国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疑是G20重要成员之一。中国并非第一次作为东道国举办G20会议，早在2005年10月15日至16日，G20第7次会议就在中国北京召开。因为2007年到2010年的经济危机，20国集团从2008年起召开首脑级峰会以商讨对策，2009年至2010年每年举行两次峰会，此后恢复一年一次峰会。杭州G20峰会是中国第一次举办自2008年开始的一年一度的G20首脑会议（G20第11次峰会）。
因此，可以说，中国举办G20峰会是广大非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崛起、承担越来越多的全球治理责任的一个缩影。于此同时，我们也不要过于夸大杭州峰会的意义，毕竟它只是成员国轮流举办的一次峰会而已，况且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崛起的过程实际上尚未结束，中国要在国际治理中扮演更大的作用，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举办G20峰会，也是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的结果与表现。
众所周知，自近代以来，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漫长和痛苦的过程。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经历了一个遭受侵略和掠夺并被排挤在主权国家大家庭之外的“百年国耻”，直到1943年才真正成为现代国际社会中的一个合法成员或“文明国家”，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跻身主要大国的行列。但是，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在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之中，又长期在国际社会中被西方国家所孤立和疏远，实际上处于国际社会的边缘地带。中国开始真正融入国际社会，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的。此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不断崛起，这是改革开放政策所导致的结果，也是中国在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得以实现的。因此，进入21世纪之后，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中国继续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主动融入国际社会之中，并且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努力扮演国际社会中负责任大国的角色。中国政府明确表明，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国家，中国遵循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认真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进入21世纪，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更深，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活跃和积极主动,以实际行动表明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愿意和努力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和责任。
在21世纪初，中国对国际社会参与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截至2011年7月31日，中国已经同世界172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有7个国家（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多米尼克国、黑山、哥斯达黎加共和国、纽埃、马拉维共和国以及南苏丹）是在2002-2011年间与中国建交的。也就是说，除了20几个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之外，中国已经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起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与此同时，中国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近300个国际条约，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提供了2000多个援助项目。以上这些数据清楚地说明，中国的外交空间在21世纪初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出任国际组织的高级官员，国际组织中出现了更多的中国面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与地位。中国香港的陈冯富珍2006年11月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007年6月，沙祖康就任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2007年11月，张月姣被世界贸易组织任命为常设上诉机构成员，成为第一个当选该组织大法官的中国人。2008年6月，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010年6月，薛捍勤当选国际法院法官，当年9月宣誓就职，成为国际法院首位中国籍女法官。2011年7月,前中国央行副行长朱民被任命为IMF副总裁。2012年3月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总裁拉加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中国籍的雇员林建海担任该组织秘书长，接替现任IMF秘书长的悉达多·蒂瓦里（SiddharthTiwari）。2013年11月，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7届年会上当选为新一届大会主席，任期两年。2016年1月,世界银行宣布任命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司长杨少林担任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兼首席行政官。
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的一个结果就是，中国按国际规则行为，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包括全球治理责任。以东道国的身份主办一系列国际会议等多边活动，便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一种表现。其中，中国在2008年成功举办北京夏季奥运会，在2010年成功举办上海世博会，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深度与广度。杭州G20峰会又是一个进一步深入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表现。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并没有完成，今后还将继续下去。像举办G20峰会这样的事件，今后肯定会越来越多。
中国这次主办G20杭州峰会，还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在现代国际社会中的身份之变化，即从被动参与国际社会，到主动塑造国际社会的变化，包括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和规范的制定与修改。
为了让国际规范具有真正的普世性，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非西方国家理应积极参与国际规范的建构、修正与调整，从而影响国际规范的变迁，以更大程度地维护自身的利益。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已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也有学者表达了类似的声音。比如，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的杨洁篪2007年底在《求是》撰文说，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调整”。又比如，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在2009年9月的一次访谈中指出，“客观上看，WTO的许多规则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制定的。我们加入WTO后，就要参与规则的制定，从更高的层面维护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国务院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以积极姿态参与国际体系变革和国际规则制定，参与全球性问题治理，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中央2014年12月5日下午就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进行第十九次集体学习。习主席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客观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积极运筹对外关系、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我们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发挥自由贸易区对贸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好帮助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善于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2015年10月12日，中央围绕全球治理格局和治理体制进行了专题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中国学者张宇燕也提出，现行国际规则大多具有“非中性”的特征，中国要“通过双边与多边合作，继承、改进、整合、创新现有国际规则体系，既让国际制度趋于中性，甚至更有针对性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实现全人类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最近一些年来，中国尝试创建新的多边制度，比如创建亚洲基础设施银行、金砖国家银行等等，这被认为是通过替代性多边制度安排挑战既有多边制度的行为，或者“竞争的多边主义”行为。也有中国学者认为，在诸如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国际发展援助，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银行，以“一路一带”倡议带动亚非欧沿线国家的发展等方面，中国已经展现出令人瞩目的国际影响力，成为国际规则的一个重要塑造者。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一直支持联合国改革，强调安理会改革应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代表，让更多中、小国家有机会进入安理会，参与决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联合一些发展中国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比如，在2012年11月多哈气候变化会议前夕，中国邀请巴西、印度和南非三国的环境部长协调谈判立场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在多哈会议期间凝结为一个强有力的发展中国家谈判集团，有效地反击发达国家的施压。2013年5月20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印度报纸发表文章，在指出“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和维护者”的同时，也表明中国“愿同印度等广大国家共同推进国际体系的改革”。这些事例足以表明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中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大国，希望参与国际社会规则的调整、影响国际规范变迁的意愿。
这次G20杭州峰会，十分清楚地体现了中国的此种意愿和抱负。在这次峰会的筹备过程中，中国明显地在设定会议议程等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首先，中国作为东道主，邀请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与会，其中包括非盟主席国乍得总统代比、东盟主席国老挝国家主席本扬、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主席国塞内加尔总统萨勒、77国集团主席国泰国总理巴育，以及埃及总统塞西、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等嘉宾国领导人参加杭州峰会。这使得本届峰会成为二十国集团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参与最多的一次，在组成上更具代表性，更富包容性。其次，作为G20主席国，过去一年中，中国与各方密集协调沟通，为杭州峰会确立了“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主题和一系列重点议题。在杭州峰会上，各方围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主题展开讨论，聚焦世界经济面临的最突出、最重要、最紧迫的挑战，为国际合作指明方向。中国今年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成功地引入”G20峰会议程，使峰会第一次围绕落实该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这将是二十国集团历史上首次在峰会上同时讨论与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有关的问题，是中国引导G20峰会“全面支持”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具体体现。第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峰会期间的9月3日先后向潘基文交存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被认为是重要成果之一。这一议题的成功引入，标志着中国成功地将二十国集团从讨论短期全球金融危机管理转变为从长远角度讨论世界发展问题。为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9月4日在杭州表示，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在推进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气候变化问题上取得历史性突破，中国向世界展示出卓越领导力。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迄今为止，西方大国依然是现有国际规范的主要制订者、修订者和判定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尚未处于国际社会的中心地位，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综合国力的积累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靠主办几次国际大会就会发生很大改变的。在处理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上，中国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