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著名拉美问题专家斯科特·梅因沃林（Scott Mainwaring）注意到，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民主转型浪潮后，拉美地区民主的持久性令人惊奇。在此期间，没有一个民主政权永久性地屈服于军事政变或退回到专制统治。在许多国家（尤其是阿根廷、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经历了数十年的不稳定后，这种新出现的民主的适应力是个意外之喜。
当梅因沃林有上述发现时，曾经的政变发动者查韦斯赢得了委内瑞拉总统选举，并开始使委内瑞拉偏离民主统治。20世纪60、70年代，拉美地区的军事政变此起彼伏。委内瑞拉民主因在这段时间的政变中存活下来而成为拉美地区一个民主稳定的典型。但是，经济衰退、政治僵化和腐败猖獗造成的持续性衰退，为查韦斯这个激进的民粹主义者赢得1998年12月的自由公平选举铺平了道路。查韦斯运用全民公投战略转变国家的自由主义体制，集中权力巩固自己的地位，着手抑制民主，实施竞争性威权主义。直到2013年3月5日因癌症逝世，查韦斯一直掌控着总统职位。
在委内瑞拉以外，查韦斯现象具有强烈的示范和传染效应。急于克服不稳定和巩固自身至高无上权力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均效仿查韦斯。像查韦斯那样，他们利用制宪会议增强行政权力，允许总统连任，削弱制衡机制。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他们利用对法律的自由裁量权攻击、削弱、威慑反对派，向竞争性威权主义迈进。
与之类似，强大的非正式压力和对宪法原则的不尊重使奥尔特加得以在尼加拉瓜建立威权。通过召集制宪会议及准备长期执政，洪都拉斯总统塞拉亚也试图追随查韦斯、莫拉莱斯和科雷亚的脚步。但是，来自议会、法院和军队的反对派通过2009年6月那次颇有争议的政变中断了塞拉亚的努力。甚至阿根廷的克里斯蒂娜总统也将目光投向宪法改革，以图再次连任。
2012年，查韦斯通过威慑和限制反对派以及滥用政府权力再次当选。这进一步说明委内瑞拉已经陷入非民主统治。自1978年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拉美以来，这一地区仅有个别民主国家偶尔面临威胁，民主短暂中断。近期出现的多元政治在许多国家受到遏制的情况史无前例。近几十年来，拉美民主第一次面临持久性、协同性的威胁。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盛行的民主浪潮部分遭遇挫折，一些国家出现了非民主回潮。拉美地区部分国家的民主目前处于守势，这让人始料未及。
这些控制拉美部分地区的软威权主义对地区和全球性舆论都有吸引力。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拉美军事独裁者是没有合法性的“妖魔”，他们声称自己只是临时替代者，是让政治重新步入正轨进而实现民主回归的“清洁工”。与此不同，查韦斯等人声称要建立一种更好的、全新的参与式民主形式，提高社会公平，捍卫国家独立。他们力图创造出一种明显不同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将通向查韦斯所谓的“21世纪社会主义”。其竞争性威权主义似乎不是对多元主义和代议制民主的有限打断，而是一种永久性替代。在当前的非民主国度，这一诉求非比寻常。这些激进言辞加剧了近期转向威权统治的风险。
拉美当前的威权主义趋向并非地区性的。巴西、智利、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国的民主似乎得到了巩固，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也有着非常好的民主表现。但是，甚至阿根廷也受到了公投主义的诱惑，这令人不安。
建立政治霸权
正如斯蒂芬·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等人所强调的，查韦斯等人利用民粹主义确立了其优势，建立了竞争性威权主义政权。作为赢得和运用国家权力的一种战略，民粹主义天生与民主及其多元主义、公开辩论和公平竞争的价值观相对立。民粹主义围绕个人主义领袖开展，而个人主义领袖则依赖其组织松散的追随者的非直接联系。个人主义领袖（通常是魅力型人物）绕过或征服政党等中间机构，与广大民众建立起面对面的联系。几十年前，群众集会非常重要。当下，电视使民粹主义者得以“亲自”接触其追随者。领导人通过经常性的民众投票和民意调查把握民意。为展现活力，提高追随者的忠诚度，民粹主义政治家乐于经常性地攻击（至少在言辞上）对手。通过这种方式，民粹主义领导人得以掌权，并扮演祖国救星的角色。在“人民”同自私、腐败的国内外敌人英勇斗争的大剧中，民粹主义领导人是主角，引导斗争的方向。
作为一种政治战略，民粹主义坚持驳杂而多变的意识形态取向，能贯彻不同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拉美既有梅内姆、藤森等右翼民粹主义总统，也有查韦斯、莫拉莱斯和科雷亚等左翼民粹主义者。许多民粹主义领导人信奉经济民族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而另一些民粹主义领导人则推行了市场改革。例如，梅内姆曲解并废除了所在政党的发展模式（该发展模式以保护主义为基础，由党的民粹主义创始人庇隆创立）。
民粹主义将一直与民主相对立。个人主义的逻辑促使民粹主义政治家极力扩张自身权力和自由裁量权。因为这些领导人借助个人魅力而非中间组织保持其影响，他们将任何超出其控制范围的组织机构视为需要绕过和克服的障碍。为强化其个人主导地位，民粹主义领导人力图削弱制衡，使独立机构服从其意志。他们暗中破坏制衡滥用权力的机制，寻求政治霸权。
相应地，民粹主义领导人将反对者视为巨大威胁，而非公平竞争的对手。给对手贴上“人民的敌人”的标签，民粹主义领导人力图通过各种方式打击对手，使其边缘化。通过将政治变成一种敌我斗争，民粹主义领导人破坏多元主义，扭曲民主保护机制。民粹主义领导人还给公民社会中的独立力量施加巨大压力，并力图控制媒体（尤其是电视）。所有这些都被描绘为人民对精英的一种防卫，意在强化领导人与其追随者之间的联系，并弥补组织中介的匮乏。民粹主义运动缺乏组织纪律，这促使民粹主义领导人借助英雄主义激发基层的忠诚。民粹主义者将政治理解为一种“全部或一无所有”的斗争，这破坏了民主。
民粹主义，无论是左翼民粹主义还是右翼民粹主义，都是对民主的一种威胁。在当今拉美，来自左翼民粹主义的威胁更大、更持久。查韦斯树立了典型，一当选总统，就着手修改委内瑞拉的制度框架：其一，召集制宪会议；其二，驱逐那些被他指控为自私和腐败的既有政治集团。得益于一个重建的选举体系，查韦斯主导了制宪会议，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废除了对连选连任的限制，创建了一个新的一院制国会。这些制度方面的胜利，加上关于社会经济变革的许诺，有助于查韦斯及其阵营赢得了2000年的选举。查韦斯还控制了法院和其他独立机构（如委内瑞拉选举委员会），并迅速控制了所有政府部门。
查韦斯及其支持者以及一些学者和知识分子声称，委内瑞拉已建立了一种参与式民主。长期以来被传统政治家所忽视的普通民众终于得以直接参与治理。在地方决策和社会项目执行方面，这些论断部分真实；但在关键的国家政策制定方面，却让人无法相信。
毫无疑问，查韦斯作出了所有重要决定，并彻底决定了国家的政治方向。没有人可以约束查韦斯，民众缺乏独立提出集体意愿的能力。缺乏坚强的民众组织和透明的决策程序妨碍了自下而上影响的效果。政治动议来自领导人，而非民众。查韦斯不曾因民众抵制而改变任何重大计划。即使他在2007年的全民公投中失败，也只需进一步加大努力，直到实现目标。从“查韦斯运动”的迅速兴起和衰落可以看出，民众是查韦斯民粹主义战略策略的目标，而非决策驱动者。直接民主并不能改变委内瑞拉作为个人民粹主义典型的现状。查韦斯指定的继承人马杜罗赢得了2013年4月的总统选举，他延续了这一自上而下的模式。
查韦斯更新委内瑞拉政治和加强个人统治的成功，让其修改宪法的战略成为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左翼领导人效仿的蓝本。他所采用的方法的核心是借助于全民公投来改变既有机制，取消制衡，将权力集中在手中。像委内瑞拉一样，莫拉莱斯、科雷亚和塞拉亚均召集了制宪会议，旨在强化总统权力，为总统无限期连选连任铺平道路。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极度不稳定的历史以及对新开端的期望为新行政长官获得强大的民众支持提供了保障。在多数人的支持下，个人主义领导人削弱了自由的、多元主义的机制。
在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政府将反对派排除在宪法起草进程的关键阶段之外。通过承诺不在2014年实施新宪法，莫拉莱斯成功地让对手同意了就为其量身打造的宪法进行公投。但他很快背弃了承诺。作为典型的民粹主义者，莫拉莱斯注定会抓住权力不放。在厄瓜多尔，通过非法地免除过半数的国会议员，科雷亚赢得了制宪会议选举。借助人民主权，他成功地打败了对手，修改了规则，极大地增强了其权力。
这些左翼民粹主义者一旦占据主导地位，即利用政府部门不受约束的特权，去限制辩论，打击反对者，让选举发生极大倾斜。
通过这些方式，左翼民粹主义者缓慢但确定无疑地在多个拉美国家确立了竞争性威权统治。它们属于软威权主义。即使左翼民粹主义总统经常赢得很高的声望、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但是，在这种极度不平等的条件下开展的竞争不能算作民主。政治选择的决定因素严重扭曲，获得绝大多数支持也不能替代对多元主义和竞争的严重违背。
相比20世纪90年代占主导的右翼民粹主义总统，当前拉美的左翼民粹主义总统明显给民主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为了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秘鲁和哥伦比亚还有打击左翼游击队的需求），梅内姆、藤森、科洛尔和乌里韦都曾使用过民粹主义战略。虽然这些右翼总统在意识形态和政策方面不同于当前的左翼民粹主义者，但同样青睐类似的个人主义领导方式和以准直接联系方式在不同的无组织群体中开展动员。每个右翼民粹主义总统都将自己打造为抗击恶势力（如既有政治家和左翼起义者）斗争中人民利益的捍卫者。通过这些方式，新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者获得了广泛支持，他们还寻求利用公投策略将此维持下去。
这些新自由主义政治家以典型的民粹主义方式寻求强化总统权力，削弱制衡，扩大对政府的控制，并为连选连任做准备。例如，梅内姆通过发布大量（其数量史无前例）紧急行政命令压制宪法原则，为霸占权力而在最高法院安插亲信。科洛尔压制巴西国会，迫使议员接受极端的宏观经济稳定措施，通过行政命令权力用“既成事实”对抗立法者。梅内姆和乌里韦推动宪法改革，以有利于自己连选连任。藤森更为明目张胆，利用1992年自导自演的自我政变关闭了国会，并控制了法院。面对强大的国际抗议，藤森转而改变策略，通过召集制宪会议加强总统特权，允许他连任。新宪法还通过将两院制改为一院制削弱了立法机构。通过这些方式，右翼民粹主义者破坏了拉美民主。
但在阿根廷、巴西和哥伦比亚，这些情况的恶劣程度要低一些。科洛尔并未兑现“抑制通胀”的承诺，巴西的政治力量迫使他因腐败丑闻而辞职。梅内姆和乌里韦确实曾取得了政策成功，并将随之而来的民望转换成再选胜利，但是，梅内姆赢取第三个任期的愿望与党内反对派发生了冲突，而乌里韦的类似愿望也遭到了强大的独立宪法法院的抵制。藤森虽然在2000年成功赢得连选连任，但很快因其自我毁灭的行事逻辑而下台。他摧毁政党制度、征服政府之后，其统治完全是制度外的，依靠的是由广泛腐败所支撑的上不得台面的个人联系。当腐败的证据浮出水面后，藤森丧失了对权力的掌控。藤森下台使民主全面回归。右翼民粹主义未能摧毁阿根廷、巴西或哥伦比亚的民主，而秘鲁的民主在短暂毁灭后很快恢复。
相反，左翼民粹主义有着更为消极的影响。查韦斯主导委内瑞拉政治长达14年，直到他逝世才终止。在查韦斯“殉道”形象的情感影响下，其亲信有很好的机会继续维持控制。莫拉莱斯、科雷亚和奥尔特加均巩固了各自的领导权，并为继续执政做了准备。正如上文提到的，莫拉莱斯背弃了不在2014年实施新宪法的承诺。随着2013年再次成功连任，科雷亚开启了第三个任期，随时准备加强政治控制。由于这些领导人对国家资源有着不受约束的控制，以及热衷使用差别对待法条主义（discriminatory legalism），在受到操控的选举竞争环境中，反对派面临极为艰难的斗争。在玻利维亚，政府逮捕或将反对派驱逐出境；在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公民社会受到攻击和恐吓。这些对政治多元主义的约束，为左翼民粹主义领导人的统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坚实基础。
左翼的方法
为何拉美左翼民粹主义比右翼民粹主义对民主的危害更大？这种不对称不仅反映了目的方面的差异，也反映了能力方面的不同。当今的拉美左翼民粹主义者控制了更大的政治力量，拥有更多的政策工具。在集权的道路上，他们能比其新自由主义前辈走得更远。
第一，右翼民粹主义的支持基础较为短暂而脆弱（通常是危机驱动），而左翼民粹主义的基础较为持久而稳固（在非正式部门更是如此）。第二，通过削弱政府对市场和私营者的影响，新自由主义削弱了右翼领导人的权势。相反，左翼民粹主义者青睐的国家干预主义不断增强，给左翼领导人以额外的影响手段。第三，新自由主义使右翼民粹主义者暴露在国际民主的压力之下，而经济民族主义则将左翼总统隔离开来，使其不受此类压力的影响。第四，右翼民粹主义者各自为战，而当今拉美的左翼领导人形成了一个合作团体。左翼领导人的团结协作进一步缓解了国际民主的压力。出于上述原因，左翼民粹主义领导人得以比新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者更有效地扼制民主。
相较于查韦斯和他的朋友，右翼民粹主义者的政治基础通常是不稳定的。新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者通过许诺解决危机上台。一旦成功，这些领导人不再不可或缺。而左翼民粹主义者提出贫困、不平等、边缘化等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缓慢的过程。棘手的问题为左翼民粹主义领导人一次次的连选连任提供了理由。这些总统不仅依靠绩效合法性，也依赖以认同为基础的持久吸引力，他们被描绘为非正规行业工人、贫民窟居民或土著的捍卫者。
梅内姆、藤森、科洛尔这几个右翼民粹主义总统都是在高度通货膨胀时期上台。经济灾难使阿根廷、秘鲁、巴西的既有政党遭到怀疑，为许诺结束经济阵痛的外来者上台提供了空间。科洛尔未能终止通胀，加上腐败指控，导致他下台。梅内姆和藤森控制了飞涨的物价，并因而获得民众支持。但相应的支持却难以持久。当经济实现稳定后，选民转而担心贫困和失业问题，这些问题对致力于紧缩、预算管制、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而言很难解决。例如，庇隆主义政党内部的反对者中断了梅内姆第三个任期的希望。藤森和乌里韦也因打击游击队的成绩而赢得民众支持。不断改善的安全状况在短时期内提高了两位总统的名望。但是，随着危险退去，民众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使两位总统面临两难困境。正是他们的成就使他们为长期执政所做的努力付之东流。
左翼民粹主义者的吸引力根植于结构问题。他们强调拉美由来已久的社会顽疾，尤其是普遍存在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在既有政治阶层自私且只对特权精英负责的同时，左翼民粹主义者表现出对普通民众的关心，并开启了慷慨的社会项目计划。尽管因过度政治化而经常出现管理问题，社会项目却明显增加了救济金，减缓了贫困，并获得了认可。对普通民众及其困境的认同因领导人与公共部门的隶属关系而加强。在玻利维亚，左翼民粹主义者的认同政治尤为重要。莫拉莱斯的支持者喜欢夸耀他是这个土著居民占大多数的国家有史以来第一位土著总统。与此类似，查韦斯经常详细描述他的卑微出身，并使用俚语，对委内瑞拉以前的总统而言，这是不可想象的。
左翼民粹主义者声称是最早信奉、支持优待穷人的行政长官。他们的社会项目体现了这一信念，但无法快速克服积重难返的结构性缺陷。相较于新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者成功解决巨大危机的效果，短期内无法克服结构性问题给左翼民粹主义领导人带来了更为持久的政治收益。左翼民粹主义者证明他们的社会目标和表现，并指出任务的艰巨性，为他们为何必须执政提供解释。这些为左翼民粹主义提供了更为可靠的政治给养。
近来的右翼民粹主义者所致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非但未能加强其政治霸权，反而削弱了其对经济事务的控制，进而削弱了其对政治方面的控制。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无疑能在短期内扩大总统的影响。政府决定谁能购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项目提供了获取好处的机会。一旦国有企业落入私人之手，政府就失去了控制。因而，新自由主义的最终结果是削弱总统的权势。
新自由主义还以其他方式限制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预算管制限制了资助花销，裁员缩小了雇佣亲信的空间，依靠市场力量排除了大规模雇佣计划的可能性。另外，国际贸易和金融机构坚持严格的透明法律参数，减少了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的自主性和自由裁量权。总之，新自由主义制约了民粹主义行政长官，阻止其连选连任。
左翼民粹主义者鼓吹国家干预主义。他们增加公共工资，加强监管国有化企业。这使得可以用来资助的资源不断增加，左翼民粹主义总统因而能换取支持，逼迫对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依赖政府，他们成为差别对待法条主义的潜在目标。尽管可能不情愿，但民众有听从命令并支持现任政府的动力。例如，在委内瑞拉2012年的选举中，生病的查韦斯连任。在资助反对派之前，商人们要考虑再三，以免政府找借口吊销其营业执照、禁止其使用外汇或对其施加其他惩罚。一旦民粹主义总统确立了霸权并取消问责制，广泛的国家干预就会为回报朋友、惩罚对手、不公平竞争提供无数机遇。
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民主压力走向前台。致力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右翼民粹主义者以左翼民粹主义者极少甚至从未经历过的方式暴露于国际民主的压力之下。自我政变后，藤森迅速改变策略，从公然的威权主义撤离，以免遭受经济制裁，而经济制裁会妨害其市场改革。为保持得来不易的经济成就，藤森召集制宪会议，为政治竞争保留空间。新自由主义战胜了威权主义。后来，类似的外部压力制约了藤森复制2000年总统选举的努力。新自由主义也阻止了梅内姆和乌里韦继续执政的尝试。
左翼民粹主义者可以躲在经济民族主义之后。对全球市场依赖性的降低及不断增加的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构建了抵御国际民主压力的防火墙。在因公然使用差别对待法条主义而受到攻击后，查韦斯退出美洲人权委员会等组织机构。他还将国际选举观察员请出国外。随着石油、天然气价格持续攀升，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得以忽视全球市场的压力。
右翼民粹主义者与左翼民粹主义者的区别还体现为前者的组织性不如后者。新自由主义总统或许联合建立了南方共同市场，但他们却很少在外交方面相互支持。例如，梅内姆和科洛尔都未在藤森自我政变后给其支持。当查韦斯通过制宪会议制约民主后，他鼓舞了效仿者。而藤森对民主更为直接的攻击却未对其他新自由主义者产生如此影响。
左翼民粹主义者协作行动。莫拉莱斯、科雷亚和塞拉亚力图遵循查韦斯从改革宪法到政治霸权和差别对待法条主义的道路。利用尼加拉瓜制度化水平低的状况，奥尔特加以非正式方式推动改革。他们都受益于查韦斯的石油美元、政治建议、外交支持和安全保护。加拉加斯的全面支持极大地增强了委内瑞拉国内外左翼民粹主义的力量。
左翼民粹主义者紧密团结的倾向也可以用来保护他们对政治竞争的进攻不受国际援助干扰。西方的压力能迫使秘鲁免于公然的威权主义，但对紧密团结、互相帮助并运用类似于地区组织否决权的数个国家却没有此类影响力。在同盟中，也有巴西等较为温和的国家，它们将玻利瓦尔式激进主义视为增加自身面对华盛顿讨价还价能力的砝码。拉美民主国家的利己主义外交妨碍了国际社会牵制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退回威权主义的努力。
目前，差别对待法条主义是国际社会很难控制的一种扼杀民主的策略。外界必须首先透过合法性面纱，然后判定差别对待法条主义何时变得足够恶劣、广泛，进而成为对民主的一种违背。左翼民粹主义者通常逐步地削弱民主。吁请国际介入的门槛何在？最显然的受害者通常是议员、高等法院法官及政党政治家，而他们都不是外界最急于援助的对象。当选举产生的民粹主义总统挤压和控制其反对者时，外界支持是远远不够的。
由于其能轻易地被用来保护“做坏事者”而非受害者，当前拉美地区的民主保护方案正无意间削弱民主，使数个国家的竞争舞台出现倾斜。正如一国内实行差别对待法条主义，不对称的国际主义渗入地区委员会，对散播和强化非民主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拉美左翼民粹主义的新竞争性威权主义缺少老套的独裁的残酷无情，达到了一种“完美”的程度，即使全盛时期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也无法企及。
一种意想不到的威胁
历史上，右翼给拉美的竞争性文官统治带来了最严重的损害。所以，在似乎应该是民主巩固的时期出现来自左翼的新威胁，这让许多观察家颇为意外。几十年来，政治寡头压制民众政治参与，而军队频繁打着反共的旗号介入国家政治生活，粉碎民众授权和民主。镇压的冲击让左翼厌烦。他们不再将民主称为“资产阶级的闹剧”，开始接受人权保障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大多数拉美左翼因而开始拥有坚固的民主信誉。
但是，民粹主义政治家把心思用在个人权力方面，缺乏对意识形态和原则的坚定信奉。强化领导人影响的强烈欲望、对宪法制约的反感和对敌人的无情使民粹主义成为民主的一种天敌。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民粹主义者都表现出此类倾向。
左翼民粹主义声称让民主更为直接并特别关注穷人，这精心刻画了一种有吸引力的信息。它从委内瑞拉扩散到另外几个国家，并引起其他国家尤其是阿根廷的兴趣。它带来的诱惑使查韦斯式的民粹主义成为民主的一种特殊威胁。
但是，此类威胁似乎也有明显局限。巴西、智利、哥斯达黎加、墨西哥、乌拉圭和哥伦比亚有稳固的民主。稳定的机构、多党制和政府的良好表现给民粹主义者留下的空间较小。玻利瓦尔式民粹主义的负面因素（包括攀升的通胀、腐败和暴力犯罪等）众所周知。左翼民粹主义和软威权主义难以影响上述民主国家。这些国家的左翼也取得了政治成功，但与查韦斯有巨大不同。巴西劳工党、智利民主联盟、乌拉圭广泛阵线都有一贯的组织和议题，它们都避开了个人主义和民粹主义。致力于既有机制和渐变，它们保持和充实了民主。因此，当今拉美的威权主义转向并非来自一般意义上的左翼，而是来自民粹主义左翼。这种非民主政治样式的“进步”言辞只是让事情变得更糟。
查韦斯的逝世或许会略微降低这一威胁，但竞争性威权主义将继续存在并保持吸引力。伴随查韦斯的去世，委内瑞拉的资助或许会缩水，这将会削弱其他国家的左翼民粹主义（尤其是资源贫乏的尼加拉瓜）。但查韦斯非凡“成就”的经验将继续存在，或许会激励更多模仿者。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的非民主政府已确立其统治，并运用各种工具拓展其统治。另外，无论是国内反对派还是国际社会，都未找到终止差别对待法条主义的方法。鉴于这些原因，拉美的威权主义趋势于短期内不会终结。
注：
本文原载《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2013年第3期（总第24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