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中国情有独钟”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1990年，我到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任教，做了关于中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金融体制的研究，与麦金农曾一起讨论。他看了我文章之后，觉得中国在1988年推出的保值储蓄非常重要。这反映了他很重要的一个学术观点，即在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天敌”，就是通货膨胀。由此可推出他一个非常规的观点，一直到他去世，他坚持采用固定汇率制，而不是浮动汇率制。其实，这个观点后面有很多理论和经验数据的支持。
1992年，我促成了麦金农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并陪同他坐火车一起参观江苏的乡镇企业，并到访了上海浦东，当时还是一大片荒地，但是有一个规划图。从那以后，他对中国是情有独钟。他的很多学术思想和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被中国接受。
麦金农关于转轨经济中的财政金融改革的两个观点对中国经济改革影响很大。第一个观点是，改革要有顺序。他经常强调财政改革的重要性，认为它应该排在金融改革前面。通过很多发展中国家事例，他发现，之所以产生通货膨胀，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由于政府收入不够了。财政改革与金融改革是相通的。如果不按先财政、后金融来安排改革顺序，转轨经济就会遇到很大问题。
第二个建议对中国的影响也极其巨大。上世纪90年代初，麦金农提出，在中国，增值税和消费税是不等价的，中国应该引入增值税。当时，中国零售行业的主体大部分是小商小贩，征收消费税的成本较高，而增值税是从生产环节征收的，可以解决征收成本问题。在1994年的财税改革中，中国就是这么做的，通过增值税完全改变了中国税收的困难状况。现在，人们讨论的问题是收的税太多了。
谢平（中投公司副总经理）：1993年，中国推出一揽子的金融改革计划和财税改革计划。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过程，证明麦金农的理论基本上是对的。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基本要素、理论和顺序都是差不多的。即使中国有一些特色，改革也脱离不了这些基本的理论框架。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麦金农有关金融深化的经典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已经在中国出版。它对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基本顺序和理论框架做了比较清楚的解释。他强调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顺序：金融机构的多样化、资本市场的发展、利率放开、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到现在，中国金融改革已走到最后一个阶段。从这个框架，你能感觉到他思想的光辉。 他坚信金融必须深化，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很重要，金融资源必须以市场配置为主，利率一定要真实反映资金供给与需求。这些基本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对中国的金融改革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乔虹（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作为麦金农的学生，我想说，麦金农是三种重要角色的合一。
首先，是著名经济学家。其实，麦金农是学术上的少数派，经济学中的“非主流”。他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也不是一呼百应的学术带头人。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经济学发展的趋势是更加重视量化，用微观基础去解释宏观理论模型。而麦金农并不是特别强调模型功能的完美，他更加注重经济学的应用，即理论能不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经济学是不是真能为一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其次，麦金农是美联储政策的积极批判者。对于格林斯潘后期违反“泰勒法则”，一直迟迟不加息，麦金农持有批判性的看法。同时，他也认为，伯南克的做法不仅对于美国自身不利，对整个世界经济也有害处。这些主张，他在美国国会数次作证时都坦率提出了。
青木昌彦（斯坦福大学教授）：麦金农在美国的知名度或许不是那么高，但是，他是一个非同寻常、不拘一格的人，而且他的人格是备受尊敬的。麦金农在太平洋彼岸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做着贡献，他对中国的贡献也在于影响了众多的中国经济学人。
麦金农第一次来中国访问是1992年。随后，在1994年参加了在北京京伦饭店举行的“京伦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中国学者吴敬琏、陈清泰、郭树清、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钱颖一和海外学者斯蒂格利茨等。这次会议提出，财政、货币、国企等不同领域的改革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在这次会议期间，他们数次见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麦金农教授极为主动地向朱镕基阐述自己的想法。
麦金农的学术思想还有生命力吗？
陆磊（央行研究局局长）：上世纪90年代学习经济学的中国大学生非常喜欢麦金农。他不是一个理论经济学者，而是一个应用经济学者。经济学无非有两种脉络，一种是解释世界，一种是试图做得更好。后者肯定喜欢麦金农。
麦金农的学术思想还有生命力吗？金融抑制的问题解决了吗？在中国和其他许多新兴国家，中小微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这表明，他的学术思想并没有过时，他时时提醒我们避免犯错误。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中国金融改革已到最后一步，即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我们要思考它需要的条件。在麦金农看来，汇率完全放开是有前提的。如果利差是存在的，就必须时时处处要小心。
当然，对此有诸多的学术争论、政策争论，但是，多留个心眼，避免出现比较高的风险，用风险最小化的方式来实现战略意图，想必是各国的理论研究者和决策当局普遍追求的目标吧？麦金农的想法在今天依然存在生命力，因为中国金融抑制的问题尚未解决，金融改革依然要以某种顺序来推进。
那么，是不是完成了利率市场化，金融抑制的问题就解决了？沿着麦老的思路，利率市场化的问题有两个基本要件：第一，要准确评估利率市场化会在市场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简单来说，定价权可以完全归市场，但需要注意市场主体是充分竞争的吗？如果是垄断或寡头的市场，那马上会面临消费者保护的问题。
其实，目前，在影子银行、理财产品、互联网金融等领域，利率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市场化了，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该刚性兑付吗？
如果前面的事没有做好，要么是由不该负责任的第三方，比如金融机构通过通道卖利率市场化产品，由它不得不完成兑付，要么就是由中央银行做最后的责任人。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消费者保护机制没有建立好，利率市场化后，不见得会出现存款利率上行、贷款利率下行这样的预期结果。
第二，从金融行业本身来说，如果前述微观基础准备好了，会不会出现过度竞争？一些中小型金融机构，在市场上是完全竞争的主体，对他们来说，流动性是第一位的。为了生存，他们会以比较高的价格获得流动性，然而，市场一旦发生逆转，它的融资方或投资方不能继续输入资金，这会不会导致对存款人发生违约？
这些问题都说明，金融改革中的每一小步，都是由很多环节套在一起。然而，这并不能成为改革不能往前推进的借口。在充分认知、讨论后，要一环一环地往前推进。这也是麦金农所说的渐近式改革。
钱颖一：任何模型中，只要加进软预算约束条件，有关金融自由化的结论一定要修改，改革次序也要有变化。假如麦金农今天坐在这里，他一定会问：你们的国有企业、金融机构是不是仍然存在着软预算约束？如果有的话，它们和硬预算约束的企业和机构的竞争就会出现扭曲。没有考虑扭曲，就推行金融自由化，一定会带来更多的扭曲。
乔虹：麦金农提出了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议题。 他强调，美元在贸易中充当金融媒介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各种货币应该跟美元挂钩。他建议中国和美国要形成很强的联盟，人民币跟美元挂钩，协调两边政策。同时，中国要承诺减少自己的储蓄，美国要承诺增加自己的储蓄，从而达到世界经济的均衡。
由此，麦金农延伸了“原罪”和“受挫的美德”两难情形。“原罪”主要指的是，拉美国家处在长期低储蓄环境之中，储蓄不足以负担国内投资，造成经常性项目出现巨额赤字。由于无法用本国货币向外国借贷，这最终成为外汇危机的导火索。
在麦金农看来，储蓄是一种美德，但相比“原罪”，这种美德也存在自身的困境。
与“原罪”国家和地区相反，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韩国和中国等高储蓄经济体需要把钱借给外部。不能直接用本币对外投资，是因为本币没有实现国际化。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官方外汇储备不断在增长，却没有私人企业愿意用美元去投资。因为，第一，他要承担汇兑风险，第二，人民币利率高，美元及其他货币利率低，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算一算就知道这笔账，不要换成美金去投资。最后，外汇都转移到中央银行手里，央行只能选择投资二级市场流动性比较强的美国国债。
麦金农发现，在本国货币国际化之前就可以很好地“走出去”的，国际上还没有先例。这给了目前中国推进的“一路一带”等“走出去战略”一些启示，即需要在国家层面上处理货币选择的问题。用人民币去国外投资的话，必须推进金融改革。德国、英国、美国都曾成功过，那么，我们中国行不行？
顺序问题还重要吗？
谢平：到目前这个阶段，在重要领域的改革上，顺序问题的重要性已经慢慢淡化。大家对经济改革的最终目标已经认识清楚，离这个目标的距离也较清晰，原来认为比较难的技术问题现在也比较有谱了。
钱颖一：次序问题后面有两个逻辑，一个是经济逻辑，一个是政治逻辑。20年前，经济逻辑更为重要，而现在，政治逻辑比那时候更为重要。以日本为例，纯经济逻辑很简单，但是，如果把政治逻辑加到里面，顺序问题仍然是重要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的知识显然就不那么够了。
对外交流“新常态”
钱颖一：刚才青木先生提到了1994年的“京伦会议”。当时，我们把一些国际上新的研究思想方法引进来，把经济学的概念，像不对称信息、公司治理，引进来，让大家都接受，这是共同的语言。20年前开这样的会议，能听懂没有多少人。现在情况非常不同。国内有受过很好的经济学、金融学教育和训练的人。在这种新的条件下，怎么继续更加充分深入地交流和提升，这是新的课题。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大的空间，我们需要对经济学理论以及他国的实践要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我们对一些词的表面含意都知道，对简单的方法也知道。但是，对模型更深层次的含义、模型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在中国到底有哪些约束条件？恐怕有非常多的需要进一步提升的地方。我们要以更开阔的胸怀学习各国的经验甚至是教训，这应该也是一种“新常态”。
白重恩（清华大学教授、学术专场主持人）：20年前，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当代经济学的术语。学了这些术语之后，我们现在可以谈论很多问题。但是，真正深入了解当代经济学术语、框架蕴含的洞见还需要时间，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也还需要走很长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