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经历的幸福时光已经逝去
1931年，詹姆斯·亚当斯，这位颇受欢迎的历史学家出版了一部单卷本著作《美国世纪》。在前言中他这样定义他创造的“美国梦”一词：美国梦是这样一种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下，男人和女人不论他们出身如何，社会地位如何，都能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的潜能并为他人所认可和接受。尽管今天亚当斯本人的名字已经为许多人所淡忘，但人们却能在任何一场总统选举——甚至是任何政治选举中——不断听到“美国梦”的说法。“美国梦”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固定的、具有丰富内涵的大众词汇。
两年前，哈佛大学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帕特南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他的家乡俄亥俄州克林顿港面临的严重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问题。帕特南出生于1941年。在他小时候，克林顿港还是一个几乎没有阶级差别的地方，那里每个人都相互认识，他几乎所有的同学都生活在完整的双亲家庭环境之中。与他们的父母相比，他那一代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进入了更高的经济和社会阶层。但在今天的克林顿港，有钱人住在远离其他居民区的高档小区里。这些人仍然拥有稳定的家庭和职业。但该镇的蓝领和次蓝领工人的收入陷于停滞甚至减少，吸毒和犯罪的比例高得惊人，离婚和非婚生育的比例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而阶层向上流动的希冀，似乎成为了遥远的记忆。
《下一代：处于危机中的美国梦》给出了对这一系列严峻问题的答案。今年是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著名报告《黑人家庭：需要国家为之采取行动》发表15周年，也是另一份知名度不高但却更重要的政府报告《教育机会公平》报告公布49周年，该报告由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执笔。从那以后，记录和分析美国社会向后工业、后民权时代的过渡成了美国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这些年来，学界基本形成了几个共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迅速增长；传统的双亲家庭结构日渐式微，而且更多地与阶层而不是种族有关；对于未能获得大学文凭的2/3人口来说，其总体收入增长已经终止。
帕特南对他上高中时所在班级的75名同学进行了一项调查。他发现，他同学中的2/3比父母获得了更多的教育机会，半数以上父母没有高中文凭的学生完成了高中学业并进入大学。但总体来说，他同学的下一代，无论从受教育程度还是收入水平，都没有超过他们的父辈。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克林顿港的平均收入增长停滞了，现在实际上是在降低。单亲家庭的数量翻了一番。离婚率增加了5倍。非婚生育比例从1978年的9%增加到1990年的40%。在过去的15年中，儿童贫困率增加了4倍，达到40%。现在，帕特南那一代人所普遍经历的幸福时光只有那些出生在相对富裕人家的儿童才能享受得到，而那些出生在不那么富裕家庭的孩子则几乎不可企及了。
在校表现与家庭背景密切相关
一百多年前，美国边疆学说的创立者弗里德里克·特纳提出，广阔的边疆是美国人拓展个人机遇的主要平台。而随着边疆拓垦的完成，美国社会的挑战是寻找另一个平台。特纳认为，大学能够取代边疆成为为所有美国人提供机遇的平台。今天，大多数关于不平等和机遇的讨论都仍然将教育作为防止甚至逆转阶层分化的最佳途径。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今美国的慈善家无一例外地都将善款投向特许学校的原因。他们希望能通过投资教育改善学生的未来经济前景。但是，这个观点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对教育领域的一项持续研究表明，学生在校表现与其家庭背景而非学校因素密切相关：父母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对时间的利用观念等。这并不是说学校教育在创造阶层流动的平等机遇方面无足轻重，而是说学校教育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
帕特南根据受教育程度而非收入水平将所有人群大致分为三大类别：高中文凭及以下；大学肄业；大学毕业及以上。帕特南提供的数据表明，学生家庭资源的差异导致了其在校资源的差异。富裕家庭的父母多半婚姻关系稳定，受教育水平较高，经常去教堂参加宗教活动，社会关系网络广泛，当他们的子女需要他人帮助时能够及时获得。父母直接或间接地对子女的教育施加影响。富裕的父母向那些与优质公立学校联系紧密的基金会提供赞助，并更多地参与子女们丰富的课外活动，如体育运动和学生模拟政府活动，而这些活动大多数都收费不菲。
在帕特南定义的高中文凭及以下人群中，越来越多的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之中，经历过离婚、吸毒、暴力或父母被监禁等创伤性事件。由于父母缺少时间和金钱，所以与较高阶层人群相比，他们与子女进行直接接触的时间更少。而在他们不得不进行的有限接触时间里，强调的也是纪律和安全，而非知识和心灵的充实与丰富。除了家庭和邻居之外，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很窄。这一阶层人群的子女只能在普通学校就读，无法获得更好阶层人群子女就读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
出身于受教育程度最低阶层的第三类别人群的子女参加体育活动或去教堂参加宗教活动的概率很低。在今天的美国，年轻人改善长期生活境遇的最好方式仍是获得一份大学文凭。1980年，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比高中毕业生多50%，现在这个数字更是高达95%。第三类别人群中的多数既没有完成高中学业，也没有进入社区学院学习。这与社区学院极低的毕业率有关。进入社区学院的学生中只有12%最终获得学士学位。
整体流动远多于个体流动
1959年，在美国黄金时代的巅峰期，当帕特南还在克林顿港上高中的时候，社会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和莱因哈特·本尼迪克斯出版了一部名为《工业社会的社会流动性》的著作。该书一反常态地指出，尽管“美国梦”所折射出的高度流动性是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但这并没有反映美国社会的实质。美国代际之间的阶层流动性并不比普遍认为阶层固化严重的欧洲要好。
1963年，社会学家彼得·布劳和奥迪斯·达德雷·邓肯说服美国人口普查局对阶层流动进行了一项大规模调查，数年后根据调查结果他们出版了一本名为《美国职业结构》的书。他们发现，父与子之间的社会地位存在着很高的相关性——在那个年代，社会流动性的研究对象多数都是男性。他们还发现，美国社会的流动性主要与整体性、结构性的经济变化有关，这种变化使某一阶层中的所有人在社会中向上或向下流动，如农村人口的减少和白领工作数量的增加，而不是大量个体在社会经济阶梯中向上或向下流动，导致严格的阶级划分难以形成。“威斯康辛纵向研究”是与帕特南对其高中同学进行的研究十分类似的一个长期研究项目，但前者的规模要大得多，也要严密得多。该项研究最初以1957年威斯康辛州的1万名高中生为对象，并在此后10年中对其进行了跟踪研究。该研究表明，即便是在帕特南所处的时代，一个美国人也很难从其所处的阶层向上流动，除非他们所在的阶层因社会和经济的变革而上升。
在《下一代：处于危机中的美国梦》里，帕特南承认，他历经数年的研究表明，代际之间的相对流动只占整体流动的很小一部分，而绝对流动或称结构性流动则占了绝大多数。当他还是克林顿港的一个学生时，美国已经在二战中获得胜利，并且几乎没有受到战争的伤害，那时受国际竞争的影响也比现在少得多。因此，通过税收再分配系统、高等教育大幅扩张和为小型地区性企业提供保护，政府可以使所有人口享受到经济增长的红利。然而，现在这些情形都已不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