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具有在21世纪蓬勃发展的更好条件。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更好地面对来自俄罗斯、朝鲜以及伊朗等国家的传统威胁，并应对如中国这样新兴力量的崛起”，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6月13日参选后的首场造势活动中就直接提出了对华事务的重要性。在15日的竞选中，希拉里再次声称，“中国的崛起是下一届美国总统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相比之下，作为共和党众多参选人中重量级人物的杰布·布什虽然承认需要“接触”中国，因为美国“在对华交往中获得了经济利益”，但也强调中国是“威胁”。
即便如今距离2016年美国大选尚且还有不到16个月的时间，甚至要在8个月之后才有可能确定两党候选人，但中国议题却已频繁地被两党参选人提及，俨然成为了他们在选民面前展现所谓“强大领导力”的选战工具。
选举中的政策议题是那些让对政治并不熟悉的选民切实了解候选人的桥梁。这就意味着，议题一定要与选民实际利益切身相关。那么，对于并不了解国际事务、更不太熟悉中国的普通选民而言，候选人又要如何操作中国议题才能发挥有效的动员作用呢？其中的秘密在于对中国议题的定位与诠释。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一次大选和两次中期选举中，中国议题呈现出回归美国选举政治舞台中心的总体态势，其热度已超过了1990年代关于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政坛争论。据《纽约时报》报道，2010年中期选举周期中有29位两党候选人负面炒作了中国议题，其中不乏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哈里·里德等拥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人物。在2012年大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也曾多次宣称在上任第一天就要将中国列入所谓“汇率操纵国”名单。而到了2014年中期选举周期，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甚至因妻子赵小兰的华裔身份而被抨击为对华立场软弱，背负上令美国公众失去就业机会的“骂名”。
事实上，与预算、财政、医疗、教育、治安、防务等国内公共政策议题比较而言，中国议题是一组笼统的议题集合体。在中美关系的内涵与外延如此广泛与复杂的今天，中国议题几乎可以涉及美国公共领域的方方面面。作为两国关系压舱石的经贸事务当然是归于经济议题范畴，台湾问题对美国政治人物而言就涉及意识形态、亚太战略以及军工利益等，而网络安全议题则是广泛地牵扯到经贸、高新科技、知识产权、非传统安全等多个重要领域的所谓“抓手”议题。中国议题的内涵之广，就为美国政治人物在选举中操作中国议题、加以动员性诠释预留了较大空间。
2008年以来，中国议题在美国选举政治中的回归，基本上被解释为是一种对“潮流”的回应，而这种“潮流”的底色就是美国经济与就业复苏缓慢、选民感受有限或微乎其微。根据美国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USC US-China Institute）的数据统计，2010年整个选举周期共出现了48例含有中国议题的两党竞选，其中30例为国会众议员竞选，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国会参议员和州长竞选。从议题内容看，48例中国议题竞选的基本基调高度一致，即负面攻击“中国的经济发展抢夺了美国的就业”，将美国的经济与就业窘况算在中国账上，而这种议题诠释是与当时民调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将就业视为最为关键议题的民意导向存在高度且直接的关联性。
换言之，面对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民意仍旧期待更多经济实惠的现实，候选人硬是将经济持续增长的中国诠释为“对美国经济与就业的威胁”，从而有效地动员了那些可能丝毫不了解中国但却期待美国经济转好的选民大众。在这个意义上，美国选举中的中国议题，对精英而言可能是一个外交与国际关系上的重大关切，但对普通民众而言就是一个美国国内经济与就业议题的外化与延伸。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议题在选举中的这种工具化诠释，也势必酿成了不良的政治后果。通过研究发现，在2010年涉及中国议题的30例国会众议员选举所产生的29位众议员中，有15人在新一届国会中参与了涉华议案的提出与联署，其中10人持有极端负面立场。换言之，某些议员对中国议题的炒作已经在非选举时间内呈现出“常态化”倾向。其原因有二：议员迫于选民压力，要兑现选举承诺；议员意识到了中国议题的强大动员效果，持续炒作为连任备战。
从1990年代的最惠国待遇到贸易逆差与人民币汇率，再到今天更为多元化的诠释，中国议题在美国竞选政治不断复杂化与多元化的变迁，凸显了中美两国各自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的相对变化，特别是这种变化给美国政治人物带来的不安甚至不自信。
2016年大选尚且处于预热阶段，可能上升为选战核心议题的公共政策还不明朗。但即便如此，中国议题被总统、国会议员甚至州长等其他公职参选人炒作的可能性持续走高。特别是在美国经济目前相对转好的情况下，中国议题又将被如何诠释，值得特别警惕。
一方面，希拉里在民主党阵营中的强势存在，意味着外交事务可能占据选战争议的焦点地位，其中作为希拉里重要“业绩”的亚太战略显然是重点，对华政策也就成了重中之重。在这种情况下，两党之间颇有可能纷纷展开对华示强的拉锯战。
此外，作为奥巴马执政重要遗产之一的TPP，由于直接波及美国国内劳工与产业的实际利益，因此具有极大的选战动员空间。关于TPP的争论其实就是关于美国亚太战略的争论，其中的中国因素也就不可回避。
另一方面，共和党阵营中多位茶党青睐的政治人物对中国长期持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民调位居前列的马尔科·卢比奥还曾公开撰文公然将“中国梦”称为“噩梦”。这股势力在选举中必然会攻击中国国家经验，从而捍卫美国及其价值观的世界领导地位，进而展现自身的国际视野。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奥巴马医改和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历史性判决，势必激发起卢比奥等共和党内保守派在初选中的优势地位。主打意识形态的茶党候选人可能在设定选举议题和议程方面具有更大话语权，这也再度增加了中国议题保持在选举舞台中间的可能性，而且其诠释方式也是由共和党保守派设定的。
总体而言，中国议题在2016年大选周期中存在从单一的经济与就业议题转换为多内涵的功能性议题的潜在隐患。这就意味着，候选人可以直接告诉选民，中国及其发展模式日益成为美国国家实力与世界领导地位的严重威胁，不但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上挑战着美国主导的繁荣和安全，甚至直接损害着美国公民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优越感。而在美国普通公众对华了解有限的现实情况下，这种对中国议题混淆视听的炒作无疑会直接扭曲美国公众的“中国观”，侵蚀中美两国交往的重要民意基础，从另一个侧面加剧着两国彼此之间的互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