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提倡发展“一带一路”，其中，中巴经济走廊是重要环节。按照常理，对于这个足以改变巴基斯坦国家命运的项目，巴方政府和人民应该积极配合投资者顺利完成才对。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围绕路线问题，各方争论激烈，以至于诸多项目难以更好实施。为何如此？中巴经济走廊，路在何方？
其实，中巴经济走廊陷入路线困境，乃情理之中，因为这个世纪工程触碰了巴基斯坦脆弱的建国根基。具体原由，需从阿巴边界“黑洞”说起。
所谓阿巴边界“黑洞”，是指阿巴国际边界杜兰德线存在理论与现实的严重错位，尤其是普什图部落区，以至于这一地带产生巨大的安全漏洞，无法填补。而且这里是庇护反政府势力的天堂，犹如黑洞。这一“黑洞”，是英国殖民者推进其建立印度西北“科学边界”时遗留下来的。
十九世纪中后期，为更好地发展英帝国事业，英国战略家计划以印度为中心来建设英帝国。与此同时，英俄大角逐。为防止俄国人破坏印度（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India and Pakistan，Part 1，January to December 1947，FO 479/1，p.82，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文中简称UKNA），英国军方提议建立印度西北“科学边界”，即：将印度传统西北边界从沿印度河山脚下一线，向山上前进至战略与军事上“科学”保卫印度的地方（Sir G.Campbell，M.P.，The Afghan Frontier，London：Edward Stanford，55，Charing Cross，S.W.，1879，p.38，他们还密谋：如果在这一地段取得成功，他们将以同样方式处理中印边界问题）。而印度河上方的那些山区是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的家园。
普什图人是阿富汗主体民族，崇尚自由独立，且实行部落制管理，因此，他们总在阿富汗国王统治之外。俾路支人偏隅阿富汗西南端，与喀布尔联系不很紧密，独立性也很强。鉴于此，最初，英国人试图武力推进其战略，但遭到普什图人的游击反抗。故他们被誉为“大马蜂”。
英国人不想就此放弃，于是更改策略，尝试大规模入侵阿富汗，以迫使阿富汗国王接受不平等条约，从而达到目的（Adrian William Preston，British Military Policy and the Defence of India，Doctorate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London，1966，p.478）。1878年，借俄国拉拢阿富汗之机，英国发动第二次侵阿战争。战争初期，英国军队直入喀布尔，阿富汗国王顺利接受《甘大马克条约》。依据该条约，阿富汗沦为英属印度附属国，且库兰（Kuram）和开伯儿（Khaibar）等战略要地被永久割让给英属印度（Gandamak Treaty 1879，cited from Cyriac Maprayil，Britain and Afghanista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London：Cosmic Press，1983，pp.107-110）。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那么，英国的战略就要实现。然而，几个月后，阿富汗爆发反英大起义，并活活烧死英国驻喀布尔全体代表二十多人。英国陷入阿富汗战争困境。为脱离这个困境，经过激烈讨论，伦敦最后决定智取“马蜂窝”，即：扶植一个亲英的阿富汗政府上台，与其结盟，而后迫使其接受英国人拟定的地图边界线，然后再勘界落实（The Afghan Frontier，p.81）。
他们选中拉赫曼（Abdur Rahman）作为合作对象。1879年，拉赫曼还在率军抗英侵略中，英国特使向其传达这个消息：伦敦准备扶植他当上阿富汗国王，只要他答应接受英国指导阿富汗外交，以及《甘大马克条约》对阿印边界的规定（“Letter from Lepel Griffin to Sirdar Abdur Rahman Khan，14 June 1880 ”，No.63，CAB 37/75，UKNA）。拉赫曼觊觎王位，但他不愿割让国家领土（“Letter from Sirdar Abdur Rahman Khan to Lepel Griffins”，22 June 1880，No.63，CAB 37/75，UKNA）。经过讨价还价，最终双方达成一致：英国支持拉赫曼为阿富汗国王，拉赫曼接受英国人指导阿富汗外交，英阿结盟。
英阿结盟后，英属印度便供养着拉赫曼政府，包括提供粮食、武器等各方面援助。表面上两国友好，但实际上彼此提防与利用。拉赫曼深知英国人对其友好的幕后动机，故他迟迟不提解决阿印边界问题，反而利用英国人的支持来加强王权和完成国家统一。英国人知道阿富汗国王善于在大国角逐中谋取好处，故趁英阿友好之际，赶紧修路、勘察地形，为制定阿印地图边界线做准备（PSDI.Vol.16.Minute Paper on Letter from India，No.124，7 October，1890，cited from Leslie Harris，British Policy on the North-West Frontier of India [1889-1901]，1960，pp.48-49）。一切就绪后，1893年11月，英国人迫使拉赫曼接受《杜兰德协议》，约定阿富汗与英属印度以协议附图中的那条线为准划分势力范围，而英属印度每年付拉赫曼一百八十万卢比作为补偿（“Memorandum”，No.50，1904，CAB 37/69，UKNA）。借此，杜兰德线诞生，“马蜂窝”被悄然划在英属印度地图上。英国人孜孜以求的印度“科学边界”战略，在地图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杜兰德线诞生后，英国人赶紧着手勘界落实。但他们再次遇到普什图人的顽强反抗。在瓦济里斯坦（Waziristan，即现巴基斯坦KP省和FATA地区），起义接连不断，英国勘界官遭到暴打，甚至丧命。为平息这些起义，至1897年，英属印度不得不派出大批部队。与此同时，拉赫曼不但不配合勘界，反而幕后加强与普什图部落首领的联系，怂恿他们反英。如此这般，英国人试图去勘界，但总没法实现。至二十世纪初，仅在从波斯到库兰谷地（Kurram valley）的沙漠和人烟稀少地段进行了勘界，而在库兰谷地以北地区（普什图人居住区），根本无法执行。一名英国勘界官这样汇报：“不要指望我们前进至桃支（Tochi），在拉兹马克（Razmak）或其他地方建立定点。我们可以在那里找到落脚地，但我们前进得越远，就越需要投入更多精力。即使我们完全占领瓦济里斯坦，直至杜兰德线，我们也会发现，没有一个统治者能够有效控制这个地方，我们在那里站住脚跟很难。”
无法勘界落实，英国人陷入杜兰德线困境。多年来为推进建立印度 “科学边界”战略，他们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加上俄国的威胁还在，他们不能就此放弃。但是，这时除两边经济安抚阿富汗政府和当地居民外，他们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被杜兰德线划到英属印度版图上的那些土地，仿佛成为阿富汗存放在英属印度的贵重物品，每当他们需要钱时，都会想起它来。一时间，杜兰德线成了烫手山芋。
这个烫手山芋在寇松担任印度总督时得以解决。寇松赴阿印边界实地考察后，认识到根本不可能勘界落实，于是，他决定从理论上加强杜兰德线的法律效力。1901年，拉赫曼刚去世，他就宣布成立西北边省。如此，不管未来阿富汗政府是否承认杜兰德线，根据英国法律，西北边省都是英属印度帝国的一部分。获得如此经验，英国人不再去勘界落实，而是不停采取措施加强杜兰德线的法律效力。他们设法与拉赫曼继任者哈比卜拉签约，拟让其承认杜兰德线（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presents his compliments to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and by direction of Lord George Hamilton，India Office，5 January 1903，FO 65/1726，UKNA）。1905年，双方签署《英阿友好条约》，但哈比卜拉含糊其辞（Treaty signed at Kabul by Amir Habibulla and Louis W.Dane，1905，CAB 37/77，UKNA）。因此，1907年《英俄条约》签订时，英国人不忘这样强调：1905年英阿条约宣布他们承认与拉赫曼达成的协议及约定。1919年，英国人又迫使哈比卜拉的继任者签约。遭到拒绝后，他们不惜第三次大规模入侵阿富汗，而后迫使其接受《1919英阿条约》和《1921英阿条约》。有如此多的条约佐证，不管阿富汗政府是否接受杜兰德线，从国际法层面来说，杜兰德线是阿印国际边界。
英国人准备从印度撤退时，阿富汗政府提出领土要求。喀布尔这样说：“为避免未来可能发生争议，原先被英国吞并的前阿富汗领土，应该给予当地居民自由选择的机会，他们可以选择加入阿富汗或独立，如果是后者，阿富汗政府给予承认。”（Note for Conversation with the Afghan Minister，Meeting with Afghan Minister，28th October，1946，FO 371/52278，UKNA）杜兰德线是殖民主义产物，趁英国撤退印度之时，阿富汗索要这些领土，以获得出海口，符合国际惯例。然而，阿富汗的诉求，被英国人用来争取国大党接受自治领地位的工具。当时，艾德礼工党政府迫切希望国大党接受自治领地位，以实现其英帝国转变为英联邦的大战略构想。然而，国大党强烈要求印度完全独立，以实现印度的大国梦。于是，伦敦决定拿阿富汗的领土诉求和印度土邦的未来地位，与国大党博弈，因为后者最为关心领土问题。对阿富汗的领土诉求，英国人这样驳回：“这个问题不能在阿富汗与英王政府之间单独处理，需要印度政府（指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参与才行。”最终，经过激烈博弈，英国与印度两大政党达成《印巴分治方案》。借此，巴基斯坦合法继承杜兰德线（Situation in India Preparations for the Transfer of Power，December 1946-February 1947[Folder 10]，FO 371/63528，Adam Mathew Digital，文中简称AMD）。
英国人不顾阿富汗政府不接受杜兰德线的事实，依然让巴基斯坦基于这一地图边界线建国，无疑，这使得阿巴国际边界理论与现实的错位达到顶峰。具体来说：理论上，杜兰德线已被固定为阿巴国际边界，任何国际主权主体都应该遵守，而现实生活中，它没有勘界落实，尤其是普什图部落区。这理论与现实的错位，形同阿巴国际边界在普什图部落区烂了个大窟窿，国际主权主体被挡在洞外，而杜兰德线两侧的普什图部落甚或他们的“朋友”则可以洞内洞外自由穿越。自然，这里是庇护反政府势力的天堂。再加上巴基斯坦基于杜兰德线建国，巴政府必须关闭再讨论该问题的大门，因此，这个巨大的安全漏洞没法填补，犹如黑洞。至此，阿巴边界“黑洞”初步形成（参见《论阿巴边界黑洞的形成》，《南亚研究季刊》2014年第4期）。
阿巴边界“黑洞”势必产生深远影响。首先，阿巴边界矛盾爆发，“黑洞”成为庇护普什图和俾路支反巴势力的天堂；其次，普什图问题和俾路支问题成为巴方痼疾，长期牵制巴国发展。
巴基斯坦基于杜兰德线建国，但《印巴分治方案》只明确规定英属印度各省的归属，对广大土邦和部落区的归属问题，仅附带说明：英王政府希望土邦基于地理联系加入印度自治领或巴基斯坦自治领。事实上，那些因杜兰德线而产生阿巴边界争议区的领土存在诸多土邦和部落区。英国人统治印度时，部落区虽然主权上归英属印度所有，但事实上独立于阿印之间。英国人主要靠经济安抚来维持边疆安宁。再者，国大党早已在那里培植自己的势力，如俾路支的卡拉特邦（Kalat）和普什图地区的红杉党。尽管法律层面上巴政府合法继承杜兰德线，获得这些地区的主权，但实际上，其归属还是未知数，因为《印巴分治方案》没有明确规定他们的归属。故此，建国后，巴政府不得不扛起如何兼并这些领土的重担。
为吸引这些土邦和部落区加入巴基斯坦，真纳出台签署《友好协议》政策，即与土邦和部落区纷纷签署友好协议，将英国人对它们的权力移植至巴政府。一些地区愿意接受这一政策，如俾路支的马卡兰邦（Makran）、拉斯贝拉邦（Las Bela）和卡兰邦（Kharan）等，但是，一些土邦和部落拒绝这样做。卡拉特邦与国大党关系密切，它希望加入印度或选择独立。印巴克什米尔争端爆发后，卡拉特王公要求加入印度，巴政府坚决反对。1948年，真纳下令武力兼并该地区。于是，巴政府与俾路支人的冲突爆发。最终，巴政府完成对这个土邦的兼并，但一股反巴势力由此诞生。受到阿政府和国大党的支持，三者曾密谋联合西北边省和普什图部落区的反巴势力，包抄巴政府。与此同时，俾路支部落区接受巴政府的补贴并签订《友好协议》，但却不愿签署《加入协定》，以维护其自由传统。如此这般，巴政府合并俾路支地区进展缓慢。
普什图地区情况更为糟糕。自阿富汗领土诉求被拒后，西北边省和部落区就爆发起义，他们强烈要求基于自身意愿决定归属。正因为此，《印巴分治方案》明确规定：巴基斯坦领土将涵盖“如果指定日前投票表决决定愿意加入巴基斯坦的西北边省”（“Situation in India Preparations for the Transfer of Power”，December 1946-February 1947[Folder 10]，FO 371/63528，AMD）。1947年7月，英国人在西北边省组织全民公决，但前提条件是：他们只能选择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The Durand Line”，letter from Lord Hume to Prime Minister，20th February，1956，PREM 11/3172，UKNA）。
这遭到阿政府及西北边省部分普什图人的坚决反对。虽然投票结果显示大多数人愿意加入巴基斯坦，但这不被阿政府和普什图民族主义者接受。后者打出旗帜，要求建立“普什图尼斯坦”。如此局势下，巴政府尝试空袭打击，然而，反巴分子越过杜兰德线躲入阿富汗境内，而巴军必须遵守杜兰德线为阿巴国际边界。几颗炸弹落入阿境内，后者指责巴军侵犯阿主权，双方剑拔弩张。
巴政府指责阿政府干涉其内政，而阿政府则反驳曰：那是因为普什图问题没有得到公正解决。同时，阿政府重申：阿富汗必须干涉巴政府对西北边省和普什图部落区的兼并，因为杜兰德线事实上不存在（Telegram，No.1041/189/54，December 10，1954，DA1061/78，Prince Daud""""""""s Statement to the Afghan press on the decision to unify the province of west Pakistan，FO 371/111944，UKNA）。如此局势下，英国人决定推迟至1955年再将西北边省移交给巴政府。
建国基础如此脆弱，为了生存，巴政府不得不向外界大国求助。当然，英国是其首选求助对象。基于巴基斯坦的英联邦席位，伦敦给予其全力支持，不但公开宣布杜兰德线是阿巴国际边界，而且借着美苏冷战，主动邀请美国参与阿巴边界事务（North-West Frontier Province [top Secret]，1944-1951，DO 134/19，Files for India，Pakistan and Afghanistan，AMD）。
由此，阿巴边界矛盾成为美苏楔入势力的主要缺口，反之亦然（Minutes of a Meeting Held at 10 Downing Street on Thursday，5th May，at 2:45 p.m.，1960，PREM 11/3172，UKNA）。1954年，美国及其《巴格达条约》和《东南亚条约》盟友公开宣布：杜兰德线为阿巴国际边界，美巴结盟达成。阿富汗达乌德政权则靠向苏联。莫斯科亦公开表示：支持阿富汗在杜兰德线问题上的立场（A Letter from Mr.Mohamad Ali，Prime Minister of Pakistan，to Prime Minister of UK，17th April，1956，PREM 11/3172，UKNA）。阿巴边界争端卷入美苏冷战，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难解。
1955年，英国将西北边省移交给巴政府。同时，巴政府出台一体化政策，拟将西部领土整合成西巴，直属巴政府管辖。这显然将削弱西北边省和俾路支省的高度自治权，故遭到当地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阿政府坚持以往的立场：反对巴政府兼并这些领土。这种情况下，利用美国及其盟友提供的坚强后盾，巴政府拟推翻达乌德政权。达乌德亦不甘示弱。为制衡巴政府，除支持普什图部落区反对巴政府外，还利用俾路支人的反巴情绪培植反巴势力。这股势力在阿境内部落区接受培训和支援，然后越过杜兰德线进入巴境内打游击反抗巴政府，待巴军予以打击时，他们越过杜兰德线入阿境内避难，而巴军必须遵守杜兰德线为阿巴国际边界。
故此，这股势力很快在“黑洞”中发展壮大，即俾路支解放组织。在该组织带领下，1958-1959年、1963-1969年、1973-1977年，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活动频繁，令巴政府头疼不已。与此同时，在阿政府支持下，西北边省和普什图部落区经常爆发反巴起义。迫不得已，1970年，巴政府决定恢复西北边省和俾路支省的地位，但将这两省的一些部落区分离出来，组建省属部落区（PATA）。省属部落区高度自治，省议会没权管理，省督对PATA享有与巴总统对FATA一样的委任权。由此，上述两省的实际管辖权得到减弱，却赋予PATA更多自由空间，故这些地区很快成为普什图和俾路支分离主义者的基地。
阿政府利用“黑洞”培植反巴势力，巴政府当然也可以这样做。1979年，苏联阿富汗战争爆发，这给了巴政府机会。趁阿富汗反苏势力（亦反亲苏的卡尔迈勒政府）入巴境内避难之际，巴政府联合美国支持他们，以制衡阿政府对普什图和俾路支反巴势力的支持。这股势力在巴境内部落区接受培训和支援，然后，越过杜兰德线进入阿境内，与苏军展开游击战。他们自由往返阿巴之间，而苏军则必须遵守杜兰德线为阿巴国际边界。
自然，无论如何，苏联都无法打赢这场战争，而这股势力则在 “黑洞”的庇护下迅速壮大，即后来的阿富汗塔利班（简称阿塔）。1982年春，莫斯科已认识到这场战争是无底洞，需要及早撤退（引自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727页）。然而，待苏联专家讨论撤退方案时，他们再次发现：阿巴边界矛盾是钳制苏联顺利撤退的主要障碍，因为阿政府优先维持其主权与领土完整，这牵涉杜兰德线问题，必须让巴基斯坦参与谈判（《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下，764至766页），而巴方已基于杜兰德线建国，它必须关闭再讨论该问题的大门。同时，美国不支持苏联及早撤退，继续援助塔利班以拖住苏联。
因此，苏联陷入阿富汗战争的泥潭。1986年，苏联已被这场战争拖得筋疲力尽，苏共中央开会时，戈尔巴乔夫不禁嚷道：“我们在阿富汗已经打了六年。如不改变，我们还得打二十到三十年……我们为什么一方面承认我们部队无力控制形势，而另一方面又要无休止地打下去呢……”（《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下，812至813页）最终，莫斯科决定1989年完成全面撤退。最后一刻，为体面撤退，不让阿富汗立即陷入内乱，苏联不得不动用国库储备金支付阿安全部队的增长工资一千五百万卢布（《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下，841至842页）。苏军撤退后，1994年，阿塔上台执政。阿巴关系进入友好期。
阿巴友好非常短暂。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阿塔政权被推翻，卡尔扎伊政府被扶植上台。鉴于“黑洞”是反政府势力的天然庇护所，毋庸置疑，阿塔等反美势力迅速越过杜兰德线进入巴境内。他们在巴境内受训和接受外援，然后，用极端主义方式与北约联军展开游击战。他们自由翻越杜兰德线，而北约联军则必须遵守杜兰德线为阿巴国际边界。所以，美国及其盟友无论如何都打不赢这场战争。奥巴马政府认识到问题的症结，故拟定阿巴战略，欲进行跨境打击。然而，该战略触碰到杜兰德线问题。巴政府不可能就此问题与阿政府和谈，除非后者接受杜兰德线。
而事实上，卡尔扎伊早就声明：阿政府从未接受杜兰德线，它是两兄弟间可恶的一堵墙。因此，阿巴关系又恢复到过去的状态：两国政府均需要利用杜兰德线两侧的部落区扶植对方的敌对势力，以制衡对方。阿塔与巴政府友好，故此，这场阿富汗反恐战争中，巴基斯坦塔利班（简称巴塔）自然而然在“黑洞”中兴起。打不赢这场战争，美国需要撤退。商讨撤退方案时，美国遇到当年苏联同样的困境。阿巴和谈不成功，美国阿富汗撤退方案就需不停变换，从“分裂阿富汗”、“中立阿富汗”，直到最后决定“结盟阿富汗”。2014年底，大规模美军撤离，留下少数部队继续使用阿军事基地，美其名曰帮助反恐。由此，美国实现体面撤退。
美国体面地撤出阿富汗，但留给巴政府一个烂摊子。因为经过这场战争的洗礼，巴基斯坦“俾路支问题”和“普什图问题”发生嬗变。之所以如此，根源还是杜兰德线问题。因为存在边界矛盾，阿巴政府需要利用杜兰德线两侧的部落区扶植对方敌对势力，以制衡对方，自然，当阿塔和基地组织等以极端主义方式反对阿政府时，巴塔和俾解组织等势力也会以极端主义方式反抗巴政府。故此，阿富汗反恐战争，越反越恐，带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和西北边省安全局势急剧恶化。为挽回这种局面，2010年，巴政府将西北边省更名为KP省，将其部落区分离出来成立FATA，但无济于事。由此，原来的巴基斯坦“俾路支问题”和“普什图问题”，已走出其关于归属问题的范畴，上升为更大范围的宗教极端主义和“圣战”运动，严重危及巴主权和领土完整。
并且，对于这些穿上恐怖主义盔甲的分离主义势力，巴政府无法消灭他们，除非阿巴就边界问题达成一致。而事实上，巴基斯坦已基于杜兰德线建国，它无法重启杜兰德线问题谈判大门，否则，无异于自掘建国根基。这是恶性循环，看不到解决的希望。如伊斯坦布尔会议所言：“杜兰德线已导致阿巴社会、经济和政治诸多问题诞生……它们彼此影响与制衡，这些衍生问题不解决，杜兰德线问题无法解决；反之亦然。”（“The Durand Line：History，Consequences and Future”，Conference Report by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Afghanistan Studies and the Hollings Center in Istanbul，Turkey，November 2007）至此，如果说巴基斯坦基于杜兰德线建国导致阿巴边界产生“黑洞”还是初步的，那么，经过几十年实践，尤其是苏美阿富汗战争的洗礼，这个“黑洞”已完全形成。
值此美国自阿富汗撤退之际，我国提倡发展中巴经济走廊。历史出现巧合：当年英国殖民者建立印度西北“科学边界”的主要覆盖区，如今成为中巴经济走廊的必经之地。毋庸置疑，它首先影响中巴经济走廊路线建设。
中巴经济走廊是贸易通道，将融合铁路、公路、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故被誉为“足以改变巴国家命运和世界格局的工程”。这一路线经过哪里，哪里直接受惠。巴各方均想抓住机会，故中巴经济走廊剪彩后，巴国内爆发路线之争。
KP省、FATA和俾路支省提倡“西线”方案，即：北起喀什，过红旗拉普山口入巴境内，沿喀喇昆仑公路入巴控克什米吉尔吉特-伯尔蒂斯坦（Gilgit-Baltistan）境内，过阿伯塔巴德（Abbotabad）入KP省（Khyber Pakhtunkhwa），经米扬瓦利（Mianwali）、巴奴（Bannu）等地到达德拉伊斯梅尔汗（Dera Ismail Khan）、出德拉伊斯梅尔汗入俾路支省境内，经佐布（Zhob）、奎塔（Quetta）、胡兹达尔（Khuzdar）和本杰古尔（Panjgur）等，最后到达瓜达尔港。他们认为中巴经济走廊应该通过该地，以保证他们在国家发展中获益。不难看出，这些节点均处于“黑洞”前沿，安全状况很差。普什图和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以部落区为基地，经常在这一地带制造恐怖活动，而巴政府无法消灭他们。故此，从安全角度来说，如果中巴经济走廊经过该地，无异于火中取栗。再者，如果境外势力利用他们的反巴情绪来反对中国，并在阿富汗一侧提供支援，那么，中巴经济走廊将无安全可言。
“西线”不安全，相应产生“东线”方案，即绕开上述不安全地区，经过旁遮普省和信地省的方案。从喀什至喀喇昆仑公路地段，两种方案的差异在于出喀喇昆仑公路至瓜达尔港的线路。“东线”方案拟定：出喀喇昆仑公路的曼瑟拉（Mansehra），经伊斯兰堡（Islamabad）进旁遮普省（Punjab），过拉合尔（Lahore）直至木尔坦（Multan），然后，沿木尔坦-海德拉巴（Hyderabad）和海德拉巴-卡拉奇（Karachi）M-9高速公路前进，最后沿卡拉奇至瓜达尔的沿海高速N-10到达瓜达尔港。这一路线地势平坦，沿途经过的旁遮普省和信地省是巴方相对富裕的地区，且在巴政府管控之下。因此，从投资角度来说，“东线”颇具吸引力。当然，旁遮普省和信地省民众均希望中方采纳这一方案。
如果巴政府选择“东线”，势必遭致“西线”支持者的反对。相应地，当地民族主义者或分离主义势力会借势发起反巴行动，增加他们的离心态势。再者，这些分离主义势力已穿上恐怖主义盔甲，神出鬼没于阿巴边界地带，令巴政府头疼不已。而如果选择“西线”，势必遭到“东线”支持者的反对，因为中巴经济走廊是贸易通道，投资者优先考虑安全因素。
中巴经济走廊陷入路线困境，“西线”支持者遂向政府施压。KP省督卡塔克（Pervez Khattak）放言：如果放弃“西线”，中巴经济走廊难见光明。普什图人民党领导人伊菲提克哈尔先生（Mian Iftikhar） 也公开声明：如果中央政府放弃“西线”，那是故意制造争议，“我们将反对任何对路线的更改”。俾路支省督巴洛克博士（Dr.Abdul Malik Baloch）明确表示：“俾路支人民必须从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中获益。”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领导人巴格提（Brahamdagh Bugti）也坦言：“旁遮普统治者可以自由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但我们决不允许中国和旁遮普利用俾路支来谋取好处……我们决不允许我们的土地和资源被用来为他国谋取好处。”
“西线”支持者的坚定立场，无疑令谢里夫政府左右为难。巴基斯坦是联邦议会共和制，政府重大决策一般需要议会讨论通过，而议会席位由四大省份和四个联邦领土区（FATA、伊斯兰堡、自由克什米尔和吉尔吉特-伯尔蒂斯坦）组成。鉴于KP省、FATA和俾路支省的坚定立场，谢里夫政府清楚知道议会讨论的后果。如果议会通过“西线”方案，政府需要执行。但是，如果投资者不同意，无疑致这届政府于尴尬境地。如果议会通过“东线”方案，政府获得执行“东线”方案的合法性，势必增加“西线”支持者的离心力。届时，如果境外势力借势煽动，那将不再是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巴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治问题。谢里夫政府深知其利弊，故他们不提交议会讨论，而是等时机成熟再做决定。
最终，在中方催促下，巴政府抛出“多线”方案（“CPEC：The Way Forward”，http://nation.com.pk/blogs/05-Jun-2015/cpec-the-way-forward）。该方案不但将“西线”和“东线”包括进去，而且还增加白沙瓦（Peshawar）至拉合尔（Lahore）和瓜达尔港至苏库尔（Sukkur）线路。2015年5月28日，巴全党大会（The All Parties Conference）上通过这一方案。显然，这是折中方案。巴政府宣称：“多条线路形同伞状向阿伯塔巴德（Abbotabad）汇合，经喀喇昆仑公路……最后到达喀什。”而实际上，这如同借中巴经济走廊之名，将巴国内主要公路翻新一遍。并且，会上还达成这几点：一、“西线”优先投入建设；二、议会成立专门机构，监督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实施；三、修建一条连接FATA的巴焦尔特区（Bajaur agency）至德拉伊斯梅尔汗（D.I.Khan）的公路。而就瓜达尔港的控制权归俾路支省还是巴中央政府，中巴经济走廊税收如何分享等问题，全党一致表示：暂时搁置，以后再议。
巴国内达成“多线”方案，中巴经济走廊诸多基建项目有望落地实施。但对投资者而言，最为关心的安全因素被搁置一边，先要帮助巴方修路。显然，这是巴政府将抉择困境之球踢给中方。
鉴于此，我国该怎么做？如果坚持“东线”，势必遭到“西线”支持者的反对。届时，不排除这种可能，即：境外势力会利用他们反巴和反中国的情绪，在阿巴边界“黑洞”中培植反中国势力。如果这股势力也穿上恐怖主义盔甲，那么，中巴经济走廊将真的如KP省督所言“难见光明”。具体原因如下：
如果上述情况发生，届时，我国战略选择不外乎这些：一、中断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二、联合巴政府军事打击这股势力；三、经济安抚。第一种选择不是中国人愿意看到的。第二种选择是无底洞。历史事实一再证明，阿巴边界“黑洞”是庇护反政府势力的天堂。第三种选择也是无底洞。因为我国需要同时经济安抚阿巴两国政府和杜兰德线两侧的当地居民，并且出价要超过竞争对手。否则，他们任何一方均可利用 “黑洞”对反政府势力的庇护功能，来阻碍中巴经济走廊贸易路线的顺利进行。
当然，我国也可以选择“西线”，向其支持者伸出橄榄枝。但我方依然无法排除这种可能，即：境外势力利用“黑洞”对反政府势力的庇护功能，培植反中国势力，并戴上恐怖主义头盔。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除面临上述三种战略选择外，我国还有另外一种选择：与巴政府和人民一起展开长期的反恐战。
中巴经济走廊，路在何方？如何避免陷入那个“黑洞”，值得探究。
注：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收集与历史研究”（15@zh009）和2015教育部青年项目“阿巴边界问题研究”（15YJCZH209）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