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履不停的全球化之路：中国的角色是什么？
“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时髦词。事实上，“全球化”在不同的语境下对不同的人来说有着不同的含义。就硬件方面而言，全球化可被简单地理解为通过促进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而实现的生产与消费的国际一体化进程。全球金融市场便是典型的例子。就其软件方面而言，“全球化”指的是某些日常观念、社会价值、文化习俗乃至时尚、潮流等生活方式的广泛共享或国际化。
突飞猛进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加快了全球化的步伐。现代交通通讯的发展大大缩短了商品流通和人员往来的空间距离与时间间隔，因而必然会加快全球化的进程。实际上，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时间和空间观念。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人类的许多活动几乎是即时和同步发生的。一些经济活动如外汇交易已经形成了全球性市场。新闻报导、音乐娱乐、时尚潮流和生活方式无不如此。“无国界经济”（borderless economy）和“开放性的全球化社会”正在从观念变成现实。
制度的迅速变革同样加快了全球化的进程。由于民族国家的存在，全球化的进程显然受到两个维度的制约：一是全球经济在涉及贸易、投资和资本流动等方面的自由度，二是国际社会在接受国际性理念和价值观方面的开放度。多年来，大多数经济体都已放开了对国际性经济活动如资本的自由流动的限制，正如大多数社会对一些普世的全球性理念和价值观如自由、社会公正与人权等逐渐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
尽管全球化的进程已经产生了许多麻烦和负面影响，但未来的趋势必然是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绝非反之。原因在于，方兴未艾的信息技术革命必将进一步加强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人类社会之间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全球化的势头或可延缓，但势不可挡。
既然全球化之势不可阻挡，核心问题在于：全球化的走向或模式可以被改变吗？如何改变？新技术的问世可以促成这种改变。新玩家的参与亦可如此。确切地说，中国的迅速崛起将如何促成为未来的全球化模式作出积极贡献呢？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三十多年来以9.8%的年均增长率（急速）增长。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未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令大多数经济体陷入低迷，许多经济体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却未给中国经济带来严重影响。相反，在（中国）政府出台了4万亿的巨额经济刺激计划后，中国经济增幅在2009年依然高达9%，至2010年上升至10%。事实上，中国经济已迅速回升至高增长状态，并且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复苏。
早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贡献者。中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从2003年的4.6%上升至2009年的14.5%。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所言，“如果没有中国为经济的增长和稳定所提供的动力，全球金融形势或将愈发惨不忍睹”。2013年，当大多数经济体增长乏力时，中国一国的经济增长几乎占到世界经济增长的一半，增长率达7.7%。
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的（名义）GDP总量已达约9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约16万亿美元）一半略多的水平。以购买力平价（PPP）指数计算，中国已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以购买力平价指数计算的中国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经济规模的70%以上。
多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2013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共计2.2万亿美元，占世界市场份额的12%。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持有国（至2013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为3.8万亿美元）和唯一一个只有少量外债的大型经济体，中国在后危机时代的世界中进一步脱颖而出。
规模非小事。要正确认识中国的经济生产规模及其作为世界工厂的现实，我们不妨看看中国在实体经济方面的主要工业产品的出口水平。多年来，中国在许多主要商品的产量上都位居世界榜首。因此，在2012年，中国共生产了37亿吨煤、9亿5300万吨钢铁、22亿吨水泥、1900万辆汽车、1亿2800万集电视剧和8400万台冰箱，等等。在大多数商品方面，中国的产量统计数据很容易便达到一个惊人的数字——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乃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毫不奇怪，在2013年全球财富500强榜单中，两家中国公司位居世界十大全球性企业之列——中石化（Sinopec）与中石油（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三、中国崛起对全球和区域产生的外溢效应：亚洲经济正逐渐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格局
从中期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有望延续其强劲增长的势头，同时也会经历调整与再平衡。由于当今中国经济业已打下庞大的基础，未来的增长即便保持适中的幅度，也会在规模的复合作用下达到一定的复合增长速度。这是因为经济增长意味着GDP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多。
凭借其庞大的规模，中国的国内生产与消费以及进、出口水平将继续产生巨大的全球性和区域性衍生效应。由于大规模的工业化，如前文的巨额产量所示，中国成为从铁、铝到石油和天然气等各种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的世界第一大消费国。近年来，中国对这些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导致其价格节节攀升，也给初级产品生产国带来了繁荣。诚然，正是中国造就了近年来全球商品（贸易）繁荣。与此同时，中国许多工业产品的大规模制造也降低了其世界市场价格。中国经济无论是兴是衰，都对全球经济和区域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外溢效应。
从区域来看，中国经济已成为周边经济体最重要的增长引擎，这些经济体向中国出口制成品（机器设备与零部件）、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以此而利用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作为其自身的增长源。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推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如下图所示，中国通过众多立足于中国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生产网络，实际上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区域“整合者”（integrator）。中国出口（超过一半为加工贸易）的原材料、零部件、技术设备、金融和经济服务均来自不同的亚洲经济体，从而将产品从“亚洲制造”转化为“中国制造”，并提供给全球市场。苹果的iPhone手机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这种方式，中国的出口在其周边经济体中也产生了倍增效应，有时甚至超过了其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换言之，中国经济不仅仅充当着区域经济增长的引擎，还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催化剂。
近些年，中国通过倡导区域经济合作计划而加强了这些趋势。除了与“东盟”（ASEAN）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外，中国内地同香港、澳门就“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s）、同台湾就“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定”（ECFA）进行了数轮谈判。在东北亚，中国同韩国、日本签订了“三方合作协定”（TCA）。尽管中日两国政治关系紧张，但目前仍在就正式的FTA展开谈判磋商。简而言之，亚洲经济正在逐渐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格局。
中国经济连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必将放缓。任何经济体都不可能永无止境地以如此之高的速度一直增长。近些年，中国经济从过去的两位数增长率降低为更具可持续性的中速增长率，约为7%。不过，按照区域性和全球性标准，对中国而言的“低速增长”仍属于“高速”增长。不管怎样，由于中国的经济基础如今已是相当庞大，延续过去的这种高速增长可能会带来经济上、社会上和环境上的破坏性，这对中国和整个区域都是不利的。
在未来十年以及更长时间里，中国经济在走向发达经济的过程中会面临一个潜在的隐患，即中国是否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命题来自拉丁美洲经济体，它们大多属于二战后最早一批在进口替代基础上掀起工业化的国家。大多数拉丁美洲经济体未能像出口导向型的东亚经济体那样成功地从进口替代阶段转入出口导向阶段。因此，在经历了最初的高速增长后，这些经济体很快丧失了增长的势头。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结构的人们（也包括世界银行）都认为，中国有能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原因有二：其一，中国现有的出口引擎依然十分强劲；其二，中国仍拥有许多尚未挖掘的增长潜力，如中国内陆地区尚未饱和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这将挖掘出中国未来增长的巨大内需潜力。
在国际层面，世界银行于2012年2月27日发布了一项题为《中国2030：建设一个现代、和谐和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的研究报告，其中指出：中国已到了其“发展之路上的转型关头”。该报告也提醒到，“中国已达到现有技术和当前经济结构所能产生的增长的极限，因而其增长在2030年以前会逐渐减缓”。（参见下表）
从供给、需求两个方面的基本增长要素来看，中国即将步入低速增长的迹象确已浮现。由于经济自身的日趋成熟和调整，一些关键的增长要素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衰减。在供给方面，GDP的增长取决于劳动力的增加和生产力的提高。从2010年末开始，中国劳动力的增加可能逐渐减缓，这意味着人口增长红利的终结。不过，中国在整个2020年代仍拥有庞大的劳动力总量，不会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事实上，尽管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和工业产值增长率非常之高，但由于技术进步和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广泛应用，中国国内仍有许多失业人口（不包括大量农村的未充分就业人口）。
这意味着，从中期的角度来看，中国仍将拥有有利的“人口优势”（good demographic）来助推（经济的）强劲增长。在那以后，未来的主要增长源将极大地取决于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又取决于中国如何改善其创新体系和人力资本构成。世界银行已注意到中国继续大举投资于实体资本和人力资本构成的强有力承诺。尤其是，中国日益增强的研发能力将成为其未来技术不断进步的关键。
在需求方面，经济的增长源于内需（包括国内投资与消费）和外需（净出口）的增加。很明显，中国的出口将逐渐丧失其比较优势，其原因在于包括人民币升值在内的成本和工资的上涨（近几年中国的平均工资水平以两位数的增长率上升）。这些因素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将有所减弱。这一情况在日本和其他东亚经济体都曾发生，然后便步入相似的发展阶段。因此，中国未来的增长要想具有可持续性，就必须从根本上依赖于内需即国内投资和国内消费的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中国的增长战略正逐渐向满足民生的方向倾斜，作为当前主要增长驱动力的固定投资所占比重将会下降，而消费所占比重将会相应上升。这便是未来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之路。
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现有的增长模式基于过度投资、过度出口和消费不足，潜藏于这一模式下的是中国非常之高的国内储蓄率（约占GDP的50%）。伴随着宏观经济再平衡和人口步入老龄化，如此之高的国内储蓄率必将下降。
所有这些都会导致基本增长源的削弱以及增长的必然放缓。为了平稳过渡到下一发展阶段的较低速增长，中国的决策者将不得不努力进行经济改革和制度变革。这更加突出了新一轮改革的重要性，这些改革基本上都是为应对这些挑战而设计的。
中国未来的增长轨迹已得到中国政府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的预测，并为世界银行所接受。这一增长轨迹以一系列的中国五年规划为基础，包括五个不同的年均增长率阶段：“十五”规划为9%的增长率（已实现），“十一五”规划为8.6%，“十二五”规划为7%，“十三五”规划为5.9%，“十四五”规划（2025～2030年）仅为5%。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从中期的角度来看，中国预计的经济增长率约为7%。这一增长仍十分强劲，足以使中国经济迈入发达国家水平。
放眼未来，至2030年，中国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目前美元汇率下，中国的GDP总量将达到24.4万亿美元（相当于当今美国的大约15万亿美元）。这仅仅是名义价值上的数字增加。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或考虑未来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升值，中国的GDP总量将会更大。不过，中国的人均GDP仍处于极低水平。按照预计的14.7亿人口来算，在目前汇率下，中国的人均GDP至2030年约为17000美元（世界银行的数据为16000美元），这大概相当于2005年的韩国、1993年的新加坡和1970年的日本的人均GDP水平。
五、区域性及全球性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
尽管中国新锐崛起的地缘经济模式足够清晰明朗，与之相关的地缘政治图景却要复杂得多。由于国家规模庞大，未来中国作为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在地缘政治上将遭到东亚地区一些邻国的干扰，这些邻国尚未真正接受中国一再重申的“和平崛起”的信息。中国也缺乏有效的“软实力”来兜售这些信息。尤其是，东亚的日本仍无法平心静气地接受日本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相应崛起，至少在心理层面如此。这实际上突出反映在近年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反华政策的一些方面。
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制度上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中国与周边邻国之间的矛盾。对该区域的国家而言，接受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影响力较为容易，因为经济关系基本上是受市场所驱动，具有明显的双赢互惠性质。由于政治体制的差异，对这些国家而言，接受中国对东亚地区的政治领导要困难得多。在该区域未能解决区域内各国之间的诸多重大双边问题和地缘政治冲突之前，它们当然不会接受。这些问题和冲突包括中国同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的领土争端。总之，该区域尚未适应中国日益增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因此，在不久将来的某个时刻，中国在该区域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将会受到制约，与其地缘经济影响力的日益增强截然相反。
更为复杂的问题是，未来东亚地区将如何使自身融入由美国所主导的现行全球秩序中。随着美国在“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名义下将其战略重心转向亚太，以此作为对中国崛起和全球经济重心向该区域转移的回应，这一问题已有目共睹。区域外政治力量的出现很可能使该区域的地缘政治局面变得更加“浑浊”（muddy）。
从历史上看，一切现存的霸权国家必将极力阻止任何新兴的潜在挑战者的崛起。此前，日本的经济崛起并未形成对美国在该区域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威胁，因为日本的政治制度与西方接近，且日本的经济崛起处于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下。这次，中国的崛起显然将被视为对美国所领导的区域霸权和全球霸权的直接挑战。这一部分是因为中国被认为具有更强大的经济潜力，另一部分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不同于西方。
英国一度试图阻止德国的崛起。不过，英国并未过多地阻止美国的崛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美两国在政治和社会上的相似性。这完全是一个关乎信任的问题，但却是一个会使中国和平融入现行国际体系的过程变得复杂化的重要因素。
六、中国将为全球化的现行模式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表示，“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现在如此，未来仍将如此，因为全球化的步伐不会停歇，国际间的相互依赖会不断加强。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由于全球化，伴随着“外需”（出口减进口）成为增长动力的重要来源，中国得以成功地推行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
实际上，多年以来，对外贸易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会进一步利用外国直接投资（FDI）作为其资本供给的又一来源和引进外国技术的有效手段。总之，中国已是全球化进程的一大受益者。如果没有开放性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就不可能通过成功利用国际资本主义来发展经济而取得如此惊人的经济成就。
全球化是一条互惠互利的双向街道，对中国如此，对任何国家均是如此。当中国从全球化中获益颇丰时，它也对全球经济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如前所述，多年来，中国自身的经济增长一直是全球和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中国对原材料和生产资料的需求——以及近些年中国人观光旅游及其对奢侈商品的需求——对全世界的许多经济体来说都已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在供给方面，由于其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庞大的劳动力规模，中国能够利用规模经济效益以低成本对许多种制成品进行大批量生产。这反过来又使中国得以向世界市场上的富国和穷国出口许多价格低廉的制成品。这些“中国制造”的产品已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提高了其生活水平，也帮助许多发达国家降低了其通货膨胀率。他们都尽情享受着这些价格低廉、无污染的“中国制造”产品。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已成为现行全球体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一个国家一旦对外打开大门，就无法再将其关上。中国不能把全球化拒之门外，全球体系也无法抛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给世界制造了诸如污染等一些问题。但是，中国同样参与到解决从气候变迁、能源保护到环境污染的各种问题的努力中。简而言之，中国也成为全球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这既对世界有利，也对中国有利！
这就突显出未来全球化中的权利与义务这一关键问题。如果世界需要中国在全球体系中扮演主要角色，负责任地承担起中国的道德义务，那么世界也应反过来允许中国享有一定的权利，如接受中国在管理全球秩序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现行的全球秩序最初是由西欧和北美的西方大国所建立，是国际资本主义扩张的一部分，故此举会对这一全球秩序带来巨大挑战。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许多其他的国际机构、组织均是由西方大国所建立，且至今仍为它们所主导。
任何国际体系都必须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rules of the game）和一定的运行协议。换言之，即必须有一套明确的规则来保证国际社会的有效运作。不言而喻，当前国际秩序的运作是建立在主要发端于西方（或曰北方国家）的法律框架和制度安排之上的。许多根本规则和基本人权确实具有普世性。但是，深受西方社会文化价值观影响的现行国际法体系也确实具有非普世性的一面。换言之，当前的全球化模式带有西方文化中的某些倾向。例如，西方法律文化更多地强调个人权利，而亚洲法律文化还注重个人的责任与义务。
中国的崛起最终将导致其作为决策者中的一员而更广泛地参与到全球体系中来。这反过来将为一个南方国家或曰亚洲国家在管理全球化进程、塑造其未来走向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开辟出道路。为了使未来的全球化具有真正的全球性，就必须使其在政治上、社会上和文化上建立在更广泛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崛起将促成全球化的这一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