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徘徊了30年后，一只脚留在社会主义政治阵营，一只脚插入资本主义经济阵营，搞出个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转基因试验。又赶上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借着自由市场经济的优势，中国经济近30年发展迅速。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世界银行有一个经典的评论：在人类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持续这么长的时间里，经历过如此快速的增长。20年前，美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是中国的40倍，现在是中国的5倍，而且差距还在缩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中国经济将在2019年超过美国。
中国经济学家易宪容用数据佐证这种快速增长：2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惊人发展：1990-200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9.85%；2001-2010年更达10.49%，其中，2008-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增长仍然达到9%。在这段时间，工资年增长率高达15%-2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增10.1倍，新增城市就业人口高达2.91亿人。
2005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尚不及美国的一半，仅为美国的43%。使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2011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美国的87%。IMF基于汇率指标估算，2012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为16.2万亿美元，而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8.2万亿美元。2011年至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了24%，而美国仅增长了7.6%，中国经济规模很快会超过美国。然而，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2014年官方公布的增速为7.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未来6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会降低到5.9%。中国经济不仅放缓，而且正走向“停滞”（stagnation）。
国民生产总值是个有争议的概念。国民生产总值理论1937年由经济学家西蒙·库兹乃兹（Simon Kuznets）在给美国国会的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美国《彭博商业周刊》在85周年纪念特刊，列举周刊创建以来人类最具“破坏性的85项”创新和发明，包括经济学的理论。国民生产总值被排在第85项。虽然是最后一项，可以看到经济学界非常厌恶这个理论。国民生产总值被滥用，尤其在新兴经济体中国被系统滥用。
国民生产总值用意不坏，但是歪嘴和尚硬是把它念歪。前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是缺少准确的数字化管理。中国大跃进期间的粮食和钢铁产量，就是极好的例子。缺乏数字化管理，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原因，难以改变。中国改革开放，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在数字化管理上，依然落后。数字化管理落后，经济数据作为政绩的主要甚至唯一指标，各级官员在经济数据掺水。国民生产总值这个容易被灌水的经济指标，使得中国经济出现经济扑朔迷离的发展。
官方媒体，进而根据灌水数据制造快速发展的宣传。中国发展一方面看数据，一方面看媒体。配合大外宣的宣传，于是，有了中国崛起论，甚至把中国崛起上升到模式层面。官方媒体把中国快速发展概括为“中国模式”。认为过去35年走完西方国家两百年才走完的道路，根本原因是“中国模式”。不仅要坚持，甚至要输出。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模式”的起源，是天安门事件加上邓小平南巡：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规定了政治框架；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释放出经济机会。“在政治上继续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则走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道路，折腾来折腾去，终于弄出了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第三条道路，称之为‘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杨恒均：“中国模式”下的文化与道德困境）
复旦大学张维为认为，“经济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混合型经济：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混合，政府调控与市场力量的混合。自1994年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以来，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没有经历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国家。尽管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仅仅是上述成功，就足够证明中国模式的信誉。在政治领域，中国建立了一套或许可以被称作“选拔+选举”的“选贤任能”模式。这种模式可以与西方纯粹依赖选举的模式进行竞争。在社会领域中，中国模式是社会与国家之间高度的良性互动，这与西方的社会对抗国家模式不同。如今的中国社会极为活跃，但同时总体秩序良好。（清朝衰落，如今轮到西方）
政府主导被视为“中国模式”的核心。“邓小平战略眼光而融入了西方世界，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政府主导的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之路。1978-2008年的三十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由于改革的红利而增长巨大，人均收入也同步增长，中国呈现出一派繁荣与盛世景象。”（黄小平）然而，这样的政治框架，绝非人人平等；这样的经济机会，更非人人有份。经济自由给了权贵官僚利用原有的政治特权大肆攫取财富的不世良机——两者结合，成就一小部分人的“中国盛世”。
一些海外的学者，也加入“中国崛起”的合唱，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对“中国模式”推崇备至。他说，“中国必须发展和建设自己的模式，而不是简单地像很多发展中国家那样，去照抄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中国必须给自己一个机会，同时也给其他国家一个不一样的选择。中国模式并非要取代‘西方模式’，而只是意味着可以成为西方之外的另外一种选择。”
郑永年把“中国模式”归因为“开放的一党制”的成功。“如果说西方多党制是外部多元主义，中国开放的一党制便是内部多元主义。”而内部多元主义，就是要实现政治、经济（资本）和社会权力之间的均衡，从而使得这三方面的权力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他认为，西方民主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三者之间的结构性失衡。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政治格局等上层建筑更是反过来助力经济基础的理论，总结中国崛起，他甚至为“中国模式”做了一个“三步走”的展望和设计。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最后政治改革；先生产，后分配，再民主。只要这二十年把中产阶级做到70%、80%，你做民主或者其它什么都可以。（中国改革三步走）
中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海内外一直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说，“中国崛起了：正在崛起，已经崛起，还要继续崛起20年。”另外一种声音说，“中国崩盘了：股票已经崩盘，房地产正在崩盘，经济也将要崩盘。”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停滞（stagnation）而不会崩溃（collapse）。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史剑道（Derek Scissors）在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关于中国崛起听证上说，“中国的混合型经济使得中国不会突然陷入经济危机。首先我们看国民生产总值，我觉得尽管中国已经夸大它的增长数字，但这个数字仍然呈现直线下降，增长下降，债务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指向经济停滞。”“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达到了顶峰，虽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挑战依然存在，中国的规模也不会缩小，但是对于中国超越美国，侵蚀美国制度的担心已经在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停滞是否导致崩溃）
美国模式是不是救命仙丹？
一些中国学者也对中国模式提出质疑。北京大学张维迎不看好“中国模式”。他认为，中国35年的高速发展，得力于后发优势；中国经济是一种寄生经济，别人在修路，我们在走路，走得快是自然的，并不证明我们比别人伟大，也不证明我们的体制优越。自由体制创造的很多技术和管理方法可以被非自由体制所使用，非自由体制在某个阶段可以有很好的经济增长，但不要以为没有自由仍然可以持续发展；现在的经济是建立在别人自由的基础上，现在所有的技术成就，都是自由体制创造的，不是非自由体制创造的。抄别人的作业得高分，并不证明自己聪明。
“这种崛起的方式使西方茫然——既不是靠热战，也不是用冷战，其力量却有如病毒般无孔不入。有人主张遏制反击，有人主张继续拥抱，但都承认中国的力量正在迅猛增长扩张。”（何频：没有完成的建国工程）学者推崇和质疑，相互矛盾的看法，提出一个问题：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如果有，什么是“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最好的参照物，是前苏联的经济国家主义模式和美国的实用主义模式。改革开放前，中国采取经济国家主义模式，被历史证明走不通，才不得不走上目前半国家主义半资本主义道路。
什么是“美国模式”呢？美国模式，是经济、法律和政治政治制度协调的社会发展模式。“美国模式经过自身200多年创新、发展，探索，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经济、政治、文化运行体制，迄今为止，世界最成功、最完善、最稳定、最科学的社会发展模式无疑是美国模式。今天美国所取得领先于世界的各种优势，背后是社会制度、文化发展的巨大优势，没有这些社会制度、文化发展水平的巨大支撑，美国不会有如此持久的发展动力。”（黄小平：中国改革的时代追问）
所谓美国模式，概括起来，第一，是经济上完全的“自由资本主义”。政府除了监管经济，跟经济不发生任何直接的关系；这种基于社会平等的彻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发展的动力。第二，是法律上的不断与时俱进的“进步主义”。这种自下而上的民主，使得美国不断地从选民吸取社会变革的动力和方向。第三，是政治上的代议制间接民主制的“地方主义”。美国的间接民主制，肇始于美国建国的宪法，是美国建国国父们的创新，是纯粹的美国特色民主制。
美国模式当然不是普世模式，但是作为当今国家模式的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对中国的改革依然有借鉴意义。比较美国模式，中国的发展，只是单项单维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不是一个多角度立体复合的发展。中国当下的经济制度，没有与其匹配的成熟的法律、政治制度支撑。中国经济发展，还有很长的道路需要走，中国经济不是内生型，而是“借来的发展”。如果有所谓的“中国模式”，也是一种混合两种政治经济体制的“政治经济转基因模式”。
经济国家主义：走不通的死胡同
转基因模式把资本主义经济与国有土地，国有银行、国有企业“三国经济体制”结合。这种结合，取得惊人的效果。中国经济之所以是一个奇迹，是因为民众的创富热情被极大地调动起来。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提出“边缘革命”的解释。他认为，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发生的令人瞩目的市场转型。然而，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我们称之为的“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与国有企业相比，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边缘力量”。（经济学家科斯对中国的十大忠告!）科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分析，既指出了所谓“中国模式”的真正动力，也看到它的短板。
随着经济发展，“三国经济体制”下政府直接参与经济的消极甚至阻碍经济持续发展的负作用，越发明显。学者胥志义认为，“当政府进入微观经济活动时，政府成了一个微观上的利益主体。但政府又是一种国家暴力机器，具有超级强制力，并表现为国家权力。当权力进入微观经济活动，且成为利益主体时，权力或强制力与利益相结合，由此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利益的取得借助于国家强制力，或国家强制力去谋求利益，不但给社会带来混乱，而且一定是剥削与掠夺。”（为什么国家不能做利益主体？）
“三国经济体制”是一个封闭的经济耗散结构，利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提供维持制度生存的能量，离开半资本主义的能量供给，回到传统的经济国家主义，是回到一个封闭系统。苏联瓦解的历史已经证明，封闭的经济国家主义是条死胡同。与经济国家主义配合的必然是政治强权，二者互动、互为因果，成为一个死结。正如郭学明所说，“在现代社会，长期维持独裁专制和权控经济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它违背人民的利益与意愿，违背时代大势。你越强硬，越强化控制，结局就会越残酷。”（“硬汉男儿”的惨烈下场）政治强权既是维持系统的手段，也是摧毁系统的推手。强权拒绝政治改革，制造社会对立，维持局部开放。封闭系统离开不断改革、持续开放，维持社会平衡的能量供给流失或停止，必然走向无序状态。
如何破解三国经济体制？对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科斯提出中肯的建议：第一，必须去除所有加诸国企的特权，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中国私企遭受着种类繁多的政策和政治歧视。由于资本市场由国有银行所控制，私企很难进入资本市场。第二，政府参与土地交易导致腐败猖獗，必须将其自身排除在市场之外。政府宣称对土地的拥有权。中国在土地交易方面的所作所为，是单方面获取，并不是市场行为。为了自身利益，政府必须将其自身排除在市场之外。中国应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中国是否能接受科斯的建议，端看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势。
政治经济转基因：可不可持续？
中国崛起，是两种制度杂交的结果；作为基因杂交的试验，它获取父本制度资本主义的基因，又保留了母本制度国家主义的基因，产生了一个基因杂交后政治经济转基因的新制度。就像粮食转基因，今人无法预知它对人体的长期影响；政治经济转基因，也需要时间检验，才能证明它的有效性、无害性和可持续性。人们对转基因植物、动物和转基因制度的担心，隐藏在最近上映的电影《侏罗纪世界》背后。对基因改造产品的集体社会心理恐惧，通过对侏罗纪恐龙基因产品的艺术加工，淋漓尽致地展现给观众。
很多人看到政治经济转基因制度带来的经济发展爆发力的积极结果，忽视中国经济高增长后环境污染、道德污染；为富不仁、官商勾结；贪腐横行、裙带成风的消极结果。经济发展以劳动力低人权优势和科技低道德优势为前提，必然造成贫富分化、信仰荡然、唯利是图、社会溃败。这种“既无自由又无福利的体制”（秦晖），如果是一种模式，其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值得质疑。
由于割裂资本主义经济赖以存在和延续的法治、宗教等政治基因，只取生产方式的经济基因，中国模式因而不是经济与政治协调均衡的模式。政府官员的腐败，就是政治模式与经济模式不能协调的结果。当下的官员选拔系统，与政府直接作为经济的操盘手的结合，是造成官员腐败的制度温床。
张维为提出“选拔+选举”的“选贤任能”模式。他认为，尽管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仅仅是上述成功，就足够证明中国模式的信誉。在政治领域，中国建立了一套或许可以被称作“选拔+选举”的“选贤任能”模式。这种模式可以与西方纯粹依赖选举的模式进行竞争。在社会领域中，中国模式是社会与国家之间高度的良性互动，这与西方的社会对抗国家模式不同。如今的中国社会极为活跃，但同时总体秩序良好。（清朝衰落，如今轮到西方）
这种观点，得到海外的呼应。刘路认为，通过借鉴历史上“选贤任能”的官员选拔文化传统，培养了一批技术官僚作为第三梯队，而不是延续由自己的子女子继父业。因此，中共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集体，基本上都是由知识分子（这批人大都是工科工程师，类似于历史上的士大夫集团）通过层层选拔出任的。在基层，执政集团出台了公务员考试制度，各级官员都必须通过公开考试，进入这个体制，然后经过历练、提拔，进入更上一级的领导层，直至最高领导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中共开国元老及其子女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已经日趋式微，“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文化传统正在发育光大。（三个自信是中国和人类的福音）
中国只有官员任命制、选拔制，而没有选举制；公务员考试，是基层官员或官吏的资格认证，跟现代国家从国家到地方各级立法、执法和行政机构职位选举，不能混为一谈。2006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是一个前现代的公务员法。虽然经济发展了，在行政制度上依然是前现代社会模式；从国家到地方主要官员的直接或间接选举，依然遥遥无期。没有选举与被选举，就没有现代公民；没有现代公民广泛政治参与，就没有对官员的有效监督；没有对官员的有效监督，就没有现代社会官吏清廉、政治清明。用“选拔加选举的选贤任能模式”，“社会与国家之间高度的良性互动”，新时代类似于中国传统社会“士大夫执政集团”的“知识精英执政共同体”，“士大夫治天下”等概念概括所谓政治上的中国模式，既脱离对中国现实的客观判断，也脱离对现代政治文明的正确认知。
政治经济转基因之所以不可持续，在于它只抽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去掉资本主义制度赖以持续的普世价值的核心。单纯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抛弃与资本主义血肉相连的普世核心价值观，无法从道德和文化层面形成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匹配与制衡的核心价值理念，作为制度文化传承，代代相传。“目前中国的乱象由文化与道德缺失引起，根子其实在‘中国模式’上。资本主义的文化与道德、核心价值观，在特定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与社会环境里自然形成。由于‘中国模式’是杂交的结果，没有形成新的文化价值观。任何‘模式’如果没有可以支撑的文化与道德、价值观保驾护航，绝对长不了。”（杨恒均：“中国模式”下的文化与道德困境）
通过政治经济转基因产生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制度，这种试验的意义在于把两种相互矛盾的制度，通过国家力量强力推行，给人们提供了直接比较的经验，认识杂交模式的先天不足，从而提出政治改革不可回避的命题。摆在面前无非是三条道路：回到老路的政治复辟、维持不变的政治衰朽和顺应变化的政治改革。经济国家主义被苏联69年和中国前30年的经济失败证明不可持续。经济国家主义复辟，一定会把国家拖入停滞发展的前30年的境地。“政治衰朽在很多方面都是政治发展的条件：旧的必须倒下，以便为新的让路。”（福山）历史的进步，往往以后退为代价；社会的进步，也往往以腐朽为条件。病树前头万木春。进步的政治经济制度，将从病树倒下的地方生长出来。
注：
本文选自将出版的《半资本主义与中国未来》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