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指出：应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并阐释了经济新常态的九个方面特点。由此，如何认识新常态就成为把握、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前提条件。自2012年第二季度以后，中国的GDP增长率就落到了7%-8%的中高位区间，与此同时，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和进出口增长率等主要经济指标也呈持续下落走势。一些人据此认为，所谓“新常态”就是经济增速持续下行成为常态现象，具有代表性的说法主要有如下几种：
经济周期论。一些人认为，中国主要经济指标持续下行主要由经济周期引致，因此，在表述中使用了“衰退”“复苏”等词语。这一认识存在着三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第一，在经济学上，经济周期理论有着短周期（基钦周期）、中周期（朱格拉周期）和长周期（库兹涅茨周期）三种周期，它们对应着不同的形成条件和期限（如短周期为3-4年，中周期为9-10年，长周期为50-60年），那么，中国经济自2012年以后的走势属于哪个周期？并不清楚。第二，在经济学上的这三个周期理论均有其形成的内在机理。每个周期通常有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和再次繁荣等四个阶段，那么，如今的中国经济处于哪个阶段？如果是衰退阶段，那么，哪个国家在那个时期出现过GDP增长率7%左右的衰退的（或者说，GDP尚有7%左右的增长率是衰退吗）？另一方面，走出萧条步入复苏的前提条件包括科技进步、固定资产更新、扩大生产和提升消费等，那么，假定如今的中国经济处于衰退阶段，它要步入复苏的条件又是什么？第三，周期理论强调，在时间延续中，从各次周期的连续过程看，下一个繁荣的经济增长水平要高于前一个繁荣的经济增长水平，由此，即便中国经济走势处于经济周期之中，那么，也得不出它将在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间内）持续走低的判断。
值得强调的是，2013年以来中国GDP增长率下行，是按照当期初步核算统计的，不是按照修正后的数据计算的。例如，2013年GDP增长率为7.7%，但在2014年第三次经济普查中发现，2013年工业和服务业的GDP少算了19174亿元，为此，国家统计局于2014年12月19日发布了《关于修订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的公告》，其中强调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88019亿元，与初步核算相比，增幅为3.4%。如若将此数加到2013年GDP增长率中，则2013年的GDP增长率为11.1%。这恐怕更难以证明中国经济的周期性衰退。
不难看出，将中国经济增长在2012年以来的调整归结为经济周期的说法，难以成立。
经济结构调整论。由于调整经济结构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经济运行环境（尤其是去产能过剩），不应将各种产能都投入生产经营运作，所以，需要适当降低经济增长率水平，以腾出一定数量的经济资源、产能和投资用于调整经济结构。但这一说法似是而非，至少有三个问题值得研讨。
第一，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动态持续展开的过程。且不论中国从“一五计划”时期迄今就没有间断过经济结构的调整，即便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也是在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中创造了年均GDP增长率9.8%的世界奇迹，因此，强调经济结构调整就必然引致经济增长率持续降低，与历史事实不符。
第二，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在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质量，这意味着一旦经济结构调整到位，经济增长将有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经济增长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因此，认为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展开，中国经济增长水平将每若干年下一个台阶（如到2020年降低到6%左右，到2025年降低到5%左右）并成为“常态”现象，并不符合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逻辑意图。
第三，从经济结构调整的具体情况看，以产品（或服务，下同）的市场供求状态分类大致有三种格局：其一，产品供过于求。在这种情形下，产品过剩可能引致产能过剩，过剩的产能将退出生产运作，进入闲置状态，由此，将引致经济结构调整中的经济增速下行。其二，产品供求平衡。在这种情形下，一旦某些产能因制度或其他因素的制约退出生产运作，就将引致供不应求的状态发生，与此对应的价格上行就自然发生。其三，产品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形下，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心不在于减少产能（产能减少将引致供不应求状况更加严重，价格进一步上行），而在于加大投资以弱化“短边效应”，而投资扩大的同时就是GDP增加的过程。在这三种格局的调整中，只有在第一种格局调整引致GDP数量的减少大于第三种格局调整中GDP数量增加的条件下，才可能引致GDP数值的减少。因此，经济结构调整未必一定引致经济增速持续下行。
经济结构是一个复杂的范畴，至今理论上没有充分证明何种经济结构为合理，因此，“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每年或每个时期都可使用的概念，但也正因为如此，用“经济结构调整”来解释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水平将长期持续下行是缺乏说服力的。
潜在增长率论。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一国（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如一年）由资本、劳动和技术等因素所决定的经济增长率，换句话说，是一国（或地区）在各种资源最优配置条件下所可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以这一方法来论证中国经济增长将长期处于下行通道比较容易为多数人所接受。这不仅是因为这种方法选择了一系列数学模型进行推演，似乎有着较强的科学性，而且是因为这种方法从西方国家“进口”，同时，为学界广泛接受，似乎具有了国际性和通用性。不同的学者按照这一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率进行了预测，其中，最高的在8.4%，最低的只有4%左右。但这一方法也有着一系列值得关注的不足之处，因此，学术界对用这种方法进行的预测也存在众多争论。争论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这一方法忽视了体制机制改革所带来的增长红利。众所周知，任何的经济活动总在一定制度约束下展开。20世纪90年代以前，西方经济学以资源的稀缺性为基础展开理论研讨，到90年代中期已经将这一基础改变为体制机制和运作方式的选择。第二，这一方法运算中的参数选择有着较大的差别。例如，如果选择较高的投资增长率水平，则得出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数值较高，反之亦反。又如，如果对产出缺口的估计较大，则潜在经济增长水平较高，反之亦反。第三，对测算方法的选择不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测算方法主要有消除趋势法（Detrending Method）、生产函数法（Production Function）和多变量结构化分解法三类。运用不同的方法得出的结果并不相同。
不论在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方面存在多少争论，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它只是一种预测的方法，并不意味着经济实践的结果也一定如此。一个突出的实例是，在1998年前后，中国学术界也曾运用这一方法对2000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增长水平进行过各种预测，但没有谁估计到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有一个长达8年的年均10%以上的增长水平。这说明，以潜在经济增长率来证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率只能持续下行并非完全可靠。
资源约束论。这一说法强调各种自然资源储量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主张根据自然资源禀赋状况来安排国民经济的各项活动，以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毫无疑问，迄今为止，人类经济活动依然受到自然禀赋条件的严重约束。早在19世纪初，大卫•李嘉图等西方学者就提出了自然资源禀赋理论，强调各国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自然资源蕴藏等方面的不尽相同决定了应从比较利益出发推进各国间的生产分工和互通有无。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自然资源占有数量与世界平均水平有着很大的差距。中国人均占有资源与世界人均水平相比，在煤炭方面为60%、耕地为39.5%、淡水为25%、原油为11%、天然气为4.5%、森林储积量为13%；在45种重要战略性资源中，中国有10种短缺，9种严重短缺。尽管这些信息已是众所周知，但面对自然资源禀赋紧缺的状况，至少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抉择。
其一，囿于人均自然资源禀赋的短缺，将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严格限制在境内自然资源所允许的范围内，由此，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不仅不应呈现正增长，而且应大幅缩减。几个可见的事实是，中国是一个缺乏石油的国家，2014年石油消耗量大约为5.08亿吨（其中，进口量达到3.1亿吨），大量的进口石油满足了汽车等一系列消费的需求。如果仅按照境内石油资源的约束展开生产和消费，那么，就应停止大量的汽车生产。中国是一个缺乏铁矿石的国家，2014年铁矿石消耗量大约为12亿吨（其中，进口量大约9.2亿吨），如果按照境内的铁矿石产量界定钢铁生产，则大部分钢铁厂应予以关闭，中国的高铁、地铁和众多基础设施建设都应停止。2014年中国消费了795亿公斤大豆，其中，进口量达到714亿公斤（占消费量的89.81%），如果仅限于消费境内生产的大豆，则不仅城乡居民将大量食用动物油（如猪油等）和菜籽油等，而且饲料生产也将受到严重限制。不难看出，如果仅仅囿于自然资源禀赋，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难以达到如今的水平。
其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积极利用全球自然资源来加快发展中国经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落。目前石油、铁矿石和其他各种矿产品等价格明显低于2008年危机之前。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是积极利用国际市场的有利时机多进口一些自然资源来加快发展，还是将眼界仅仅限于境内自然资源禀赋短缺并由此强调经济增长率的下行趋势？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如果中国在此时更多地进口一些国际自然资源，对相关出口国家的经济走出危机困境也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它同时又是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国际义务的体现。这一举多得之事何乐不为？
人口红利消失论。人口红利，是指一国内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对应的抚养率比较低）条件下，由于劳动人口的当年消费低于他们创造的价值，从而国民经济呈现出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发展趋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出现了第一次减少（比2011年减少了345万人），这标志着中国人口红利开始趋于消失。在人口红利中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已经消失还是正在消失过程中。如果是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即不再存在），那么，劳动力作为一个主要的生产要素不断减少，每个劳动者抚养的人口数量达到或超过了其所创造的财富，经济增长缺乏后劲从而经济增长率持续降低就是可能的结果。如果人口红利只是处于消失的过程中，那么未必一定引致经济增速的持续降低。内在机理是，人口红利的消失是一个逐步延续的过程，不具有突发性特征，因此，它不至于引致经济增速的突然降低并长期持续。
第二，人口红利论中贯彻着劳动力数量决定经济增速潜力的认识，但这一认识并不充分可靠。劳动力在生产和服务领域中发挥的作用，不仅取决于劳动力数量，而且取决于劳动力质量和结构。在高新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劳动力质量和劳动力结构在相当多的生产服务领域中比劳动力数量更为重要。一个突出的实例是，在欧洲等发达国家中，随着人口的负增长，劳动力数量短缺已是一个延续了几十年之事，但是其劳动生产率并不因劳动力数量减少而降低（相反，其劳动生产率与30年前相比有了大幅提高），经济增速也不因劳动力数量负增长而呈现出持续负增长趋势。与此相比，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非但没有明显提高，反而趋于降低，这一对比结果说明，对中国经济增速而言，眼下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而在于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和劳动力结构的升级。
第三，人口红利根据建立在统计规律之上的计量方法而得出，这种统计（与其他统计一样）以一定制度规定或相关标准为基础，一旦标准变了，统计结论也将发生变化。例如，2012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是建立在60岁退休的制度规定基础上的，如果将退休年龄延长，则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的年份就可能不在2012年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有一些特别的现象也许对如何看待人口红利减少更具有实践解释力。例如，中国解决新增就业岗位的压力持续增大，2003年解决的新增就业岗位为859万人，到2014年达到了1322万人（为历史最高值）。依此可能难以解释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再如，迄今依然相当普遍地存在女性55岁退休、男性60岁退休的规定；在一些单位中也还存在为了解决子女就业，父母提前退休的现象。这也不是用人口红利理论所能解释清楚的。这些现象说明，中国劳动人口减少的程度可能并不像有些人所估计的那么严重，它还不至于上升到成为引致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主要成因。
进入2013年以后，“稳中求进”成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基调。从国际角度看，受到美国、欧洲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国尚未走出金融危机困境的影响，全球总需求和经济增长乏力、美国退出量化宽松以及各种不确定因素增大等的严重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扩展（尤其是进出口贸易增长）遇到了种种国际压力。从国内看，中国经济增速受到了三期叠加（即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去产能过剩、去杠杆化和治理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因素的严重影响，由此，下行压力增大；同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体制改革步入深水区，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机制障碍的攻坚也将加大经济增速的下行。尽管如此，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稳增长”依然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
进入2015年以后，顺着“稳增长”主基调的展开，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缓解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其中包括：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从多方面给实体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减税和财政资金的支持，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连续三次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包括定向降准）和存贷款基准利率，既缓解实体企业的资金紧张状况，又降低实体企业的资金成本。与此同时，进一步发挥消费在推进经济增速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在推进经济增速方面的关键性作用。在已有投资项目的基础上，积极扩展全国大中城市的基础设施改造、“一带一路”项目、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契机，努力扩大投资规模，缓解产能过剩压力，推进经济质量和经济效益的提高。201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步发展，不仅GDP增长率连续两个季度保持在7%，而且就业、消费、投资和工业增加值等增长率也趋于稳中向上、稳中向好，这进一步证明，“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增速持续“稳中求进”的“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