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利用这次机会解决一下我产生了好几年的一个基本关切——有必要挑战我们领域标志性的欧洲中心主义路径。
当两种文化甚或是来自不同文化的两个人相遇，他们的相遇不仅以他们相互理解（误解）的程度为特征，而且受到他们对彼此的先入观念的影响。对于人文科学而言同样如此，假如一方面从欧洲的观点对人文科学进行阐释，而另一方面则从非洲或亚洲的视角来阐释的话。
我这篇文章将涵盖人文科学实践中最基本的基础，将主张进行一种范式转换：从欧洲中心主义转换为一种多中心的世界观。文章包括三个主要部分。首先，我将尝试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定义，界定我眼中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主要表现；其次，我将探讨当前的危机。该危机在性质上不仅仅是金融的和经济的危机，而且是一种社会危机。最后，我将考虑文化和语言多样性的问题，这种多样性应该构成即将到来的多中心主义的基础。
有关欧洲中心主义
迄今为止，人文科学所采取的路径一直将欧洲置于科学论争核心的优先地位，从而有损于世界上的其他大陆以至其他文化，这些大陆和文化被降为知识反思和知识生产之动力的边缘地位。
按照热拉尔•勒克莱尔（2000：15-19）的看法，欧洲文化使用了若干知识战略，来从心理上表达它所认为是欧洲之优越性的东西，即世界的西方化，也就是说欧洲对其他文明的霸权。……这样一种路径将所有人类群体沿着一条时间线排列，这条时间线也是一个衡量进步的尺度，即人类从蒙昧状态慢慢发展到野蛮状态，接着再到文明状态。由于所有社会都注定沿着这条线进步，有些社会就会被视为比其他社会更“先进”：一些社会引领着赛跑，另外一些形成一个集群，还有一些仍然落在后面。
欧洲自然位于文明的顶端（它是最优秀的文明），另外一些“文明”（伊斯兰、印度、中国）则是“后来者”，落在后面，还有一些蒙昧或“原始”的社会，没有资格使用“文明”的名称，而必须满足于“文化”的状态。其他伟大的文明只在一些细节之处区别于欧洲文明的过去状态，因此被期望可以吸收欧洲文明的主要特征。若以它们的文化特性（独特的宗教的）而言，它们注定消亡，若以科技而言，它们则注定去适应。进入现代世界——意味着进入文明——必然要求文化的标准化以及科学和技术的挪用。
对非洲和欧洲关系进行的分析，提供了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最好说明。正如1976年由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在路易港（毛里求斯）召开的第十三届例会上批准通过的非洲文化宪章所指出的，“在殖民统治下，非洲国家发现自己在相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处境中；文化统治导致部分非洲民族的去个性化，篡改它们的历史，系统地诋毁和打击非洲的价值观，试图逐步地、正式地用殖民者的语言取代它们的语言；殖民化鼓励一个精英层的形成，这个精英层太经常地与其自身文化相疏离，并易于同化，在所谓的精英层和非洲普通大众之间已经出现了一道严重的鸿沟”。
一般说来，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欧洲中心主义导致产生了一种“民族学化”的路径，制造出像“部落”和“氏族”这样的术语，用来描述非欧洲民族的社会组织，非欧洲民族因此而被从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从一个意识形态而非科学的视角来观察。
但欧洲中心主义在其他领域也有所表现。因此，如果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非洲的特殊情况，用非洲统一组织前秘书长埃德姆•科乔的话来说（1986：15-16），非洲就是“献身于非必要的东西，生产它不消费的东西，消费它不生产的东西”。
这种评价可以扩展到世界上所有的前欧洲殖民地，在这些地方，附属的领土充当欧洲大都市的原材料提供者，以及这些国家所生产产品的消费者。而且，殖民体制建造的所有物质运输设施都是用于连接内陆地区和海岸海洋，极少去建造领土内的内部网络。类似地，电信用于连接后方和主要沿海城市，从而领土内的所有通讯都必须经由它们。
至于行政和社会政治组织，经过欧洲殖民统治的大多数国家干脆就是复制了最初被强加的欧洲模式，而无视伟大帝国和王国传承下来的丰富遗产，这些帝国和王国几个世纪以来，已经在一种“法律”框架内建立了稳定的、有秩序的行政结构，远在欧洲之前。实际上，非洲这块尽管如今备受磨难但作为人类和文明诞生地的大陆的历史，为几个世纪里价值观是如何传递的以及一种伟大的共识传统是如何留传给人类的，提供了明证。这一遗产在下面这段库鲁坎•富加宪章（《曼得宪章》）的选文中清晰显现出来：
过去的人们会说：
“人作为一个个体
由骨肉组成
由骨髓和神经组成
由覆盖着毛发的皮肤组成
吃食物和饮料；
但他的‘灵魂’，他的精神
以三件事为生：
看他想看的，
说他想说的，
以及做他想做的。
如果其中任一件
在灵魂中失败，
灵魂将受苦，
并一定会去哪儿。”
因此，萨内内和孔特龙的子孙宣告：
“现在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他自己的，
每个人都行为自由，
在‘禁令’之内
他家乡的律令。”
这就是曼得誓约
说给全世界的耳朵倾听（《曼得宪章》，2003）。
这一誓约被称为“库鲁坎•富加宪章”，得名于西非平原的名字，13世纪在这里召开了一个会议，会议确立了可以称为非洲人权宣言的东西，远远早于1948年!该宪章是社会和行政规制的真正工具，不仅设定了个体之间关系的范围和限制，还界定了与属于私人领域的东西相比而言属于公共领域的东西。因此它是霍布斯意义上的社会契约的最早形式之一。
一代一代传承下来，8个世纪里该宪章促进了对基本的人权、和平、宽容、爱和正义的尊重，以及对非洲诸民族之间、全世界诸民族之间相互平等的尊重。因此，该宪章为自由的理想赋予了实质内容，即邀请所有人——尽管地位不同——参与一种社会凝聚的契约的自由，还为尊重的理想赋予了实质内容，即尊重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以及尊重自然和自然资源的明智管理，总之，就是尊重人类及其自然和社会环境。然而甚至在这一时期之前，就已经存在一种社会承诺的形式，一直延续到今天，如马里的“贾蒂吉亚”（jatigiya）以及塞内加尔的“特兰加”（teranga）——传奇的非洲式的好客，以及通过“玩笑亲缘”（sanankuya）即把幽默作为一种社会安全阀来延续。
然而，回过来再谈欧洲中心主义在教育领域的影响，这导致了欧洲殖民化统治之下的大多数民族所使用的语言被排除在它们国家的教育体系之外。结果，非洲成为唯一的这样一片大陆，这里的绝大多数国家中，上学的儿童被迫使用不同于家庭使用语言的语言来获取知识，尤其是那种构建智性和个性的基础知识。
因此与此高度相关的联想是，世界上没有任何民族或国家在不使用其自身语言和文化的情况下，曾达到一种显著的发展水平。正如当代顶尖的布基纳法索历史学家和思想家约瑟夫•基-泽尔博以其独特的幽默感所说的，“输入非洲的欧洲语言或许是通往全球化世界的桥梁，然则，很难离开家去桥下或桥上生活”。只有学习者掌握最好的那种语言，一般是他的母语，才能使他理解他是谁，使他确认自己的身份，使他产生自信，并积极参与他自身以及最终他的祖国的发展。事实上，如果社会经济变革的利益是通过一种不熟悉的语言和文化来表述的，并且一切解决途径也不得不在这种条件下来寻求，那么要成为一名在自身社会中可以掌控其独特的社会经济变革进程的负责任的行动者，是不可能的。
由于若没有对语言、文化、艺术、信仰和思维方式——换言之即所有创造和谐以及构建多样的、多面的、差异的但却统一的世界之美的那些特殊性——的尊重，就不可能取得发展，因此我们坚信，没有语言的多样性就不可能有文化的多样性。所以，应该大力鼓励所有国家推进将母语作为教育体系的基本教学媒介的做法，尤其是在非洲以及普遍而言的南方国家。
至于宗教方面，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于将犹太基督教信仰当做唯一有效的信仰体系，而实际上就否认了其他世界宗教。最后，在知识领域，以前的殖民地中的大多数精英人物都曾经并继续在领先的欧洲大学院校里接受教育，很不幸，这些学校的教学单元几乎没有为非洲、亚洲，或拉丁美洲传统中的其他思想模式留下什么空间。
这里我们是要人们注意欧洲中心主义的诸种表现，有意将着眼点落于非洲的情况，是因为我们对非洲更为熟悉，但当然同样的现象也可以在曾经建立殖民模式的所有大陆上找到。应当指出，这里所使用的“欧洲中心主义”一词，是指一种本质上负面的概念，指其他民族和文化被欧洲所统治的关系，是一种排斥和否定的意识形态和体系。它并不指欧洲诸民族本身，这些欧洲诸民族可能践行着与指派给其他文化的价值观相类似的价值观。无意为了取代欧洲中心主义而去建立一种狭隘的非洲中心主义!关键毋宁在于凸显构成一种文化的基础，而文化绝不是一项诞生于一种统治观的工程。
有关当前的危机
近来世界所遭遇的、已经导致了严重经济衰退的金融危机，可以充分地证明根深蒂固的思想而非刚发端的思想。它是欧洲中心模式的结果，这一模式基于一种“获取”、“拥有”的文化，而不是“存在”的文化。欧洲的这种“获取”文化不仅内在地体现在其发源社会中，而且外在地体现在欧洲与其他文明的关系中。这使得来自北方国家（加尔通，1971）和南方国家（阿明，1976）的一些思想家通过诸如结构帝国主义（加尔通）和依附理论（阿明）这样的理论来解释这后一种现象。我要说这两种概念路径都是围绕着一个同样的观察：对世界事务的不平等处理。
上一部分所提到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不同表现领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并重新开启有关欧洲中心主义本身、有关金融资本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以及市场全球化的讨论。近几十年流行一种普遍的信念，即认为资本主义体制结构内的经济发展是现代社会的第一命令。结果，北方阵营经历了工业、科学和技术的几何级数增长，却未能阻止世界陷入金融和经济危机。
据法兰西银行称（《文件与讨论》，2009：12），“这次危机传播的广度意味着我们很可能正面临一场‘体制’危机。这次危机表现为三个方面：金融危机、实体经济危机和体制危机。这最后一个方面证明在分析可能的解决方案和危机处理时‘政治的回归’有其正当理由”。法兰西银行认定的这三个方面中，我认为“体制危机”是最具相关性的。
差不多15年前，维维亚娜•弗雷斯特尔出版了一部名为《经济恐怖》的著作（1996），该书指出，诞生于欧洲工业社会的自由经济，其运行的代价是将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排除在外，这些人由于这一新工业社会传输的新价值观而变得越来越贫困和边缘化。这一情况导致人类的三分之二无法享受社会和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好处。
这种反差在世界不同地区之间最为显著，但同样也体现在这些地区之内。这后一方面经常被忽视，但在任何国家都是非特权阶层的人比其他人更多承受全球化的后果，全球化加深了受教育者和不会读写的人之间、掌握信息的人和被剥夺信息的人之间、了解的人和不了解的人之间以及管理的人和被管理的人之间的分化……世界社会因而被划分为“全球化者”和“被全球化者”。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年人类发展全球报告称，“世界范围的收入不平等滋生了可耻的鸿沟和模棱两可的趋势”。人们已认识到，这个星球上的居民的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世界上最富有的5%的人获得的收入是最贫穷的5%的114倍。最富有的1%和最贫穷的57%收入一样多。最富有的2500万美国人的收入相当于几乎20亿世界上最贫穷的人的收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38；参见米拉诺维奇，2002）。
在最近有关当前危机的出版物中，亨利•斯兹蒂尔芒的著作很有启发意义，他关注精神分析在当今世界的位置以及它在当前遭到拒斥的原因，他提到“社区生活的无情的标准化”，“世界大都市的标准化。……这种标准化是去主体化，甚至是去个性化的一个源头”。他认为这种对生活方式的抹平是与“无束缚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显而易见的所谓胜利”密切相关的。他继续写道：
当前的全球化模式导致了可互换的、匿名的和孤独的主体，传统社会组织形式的解体造成了一种（对家庭、村庄、学问和知识的代际传递的）显著削弱。因此，后现代的人失去了方向，缺乏结构以及一种牢固的可持续的内部组织，这不足为奇；若没有身份认同的点，就不可能有持久的身份建构（斯兹蒂尔芒，2008：26-29）。
斯兹蒂尔芒还指出，自由主义最初是关于表达和思想自由的。然而，“20世纪见证了自由主义从欧洲到美国，从政治的到经济的，从人权到市场力量的推进”。这一新的主导经济思想，“连带着它无情的去人性化、商品化、标准化、匿名化……毫无阻挡地取得了胜利。这一双重经济变革（由于它对包括教育、健康、文化在内的所有物品的通盘商品化，以及对资本利润而非生产新财富的欲望）并非对集体经济和个体心理没有影响……因此在行为主义的人之后，出现了经济人，由隐藏于经济环境中的规则而非自然规则所格式化”（斯兹蒂尔芒，2008：75-77）。这样欧洲中心主义和全球化就推着我们走向世界文化的齐一化以及一种主导意识形态。
重复基-泽尔博教授的话说，随着一连串的银行破产，数以亿计的美元的蒸发，步履蹒跚的全球增长以及无助的政府，危机中的金融资本主义需要重新考虑“获取”文化的社会与“存在”文化的社会可以相比的地方。这种重新考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迫。因此，今天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须扮演关键的角色，来帮助充实这种讨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它们的投入来确定在世界各文化文明之间重构平衡的视角。
例如，非洲社会一直把“存在”放在发展的核心位置。实际上，一些非欧洲社会是以一种宇宙观为特征的，这种宇宙观将“存在”——即我们是什么，而不是我们拥有什么——视为我们建立与世界关系的整个过程中的关键。这一宇宙观的特征是寻求人们之间非冲突的、和谐的互动，寻求与其他人以及与最广泛意义上的环境的一致。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非洲，“存在”的文化基于我们称之为仁爱（humanitude）的东西，即我们对他者的持续接受，我们作为人类与我们的同类的关系，意味着一种自愿的和无私的团结，一种去拥抱他人的自发意愿……用艾梅•塞泽尔的精确表达讲，就是连接人与同类的“仁爱”。我正是用仁爱这一概念来翻译非洲的“马雅”、“内达库”、“伯若特瑞”、“奈特”、“乌班图”等概念的意思，所有这些都如此不同于“获取”的文化，后者导致关系建立在冲突、贪婪和统治的基础上。
基-泽尔博教授在他卓越的著作《乌班图》（或“以人医人”）中主张，“因此对于我们被要求进行的训练来说，最关键的是将今天置于日程表的首位，对于解决全球的社会斗争而言，有关乌班图的概念、问题、原因和范式，是针对市场社会的偏颇的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所有人的商品化的关键特殊解药”（基-泽尔博，2007：114）。他对乌班图的范式继续分析道：“乌班图可以成为这一关键任务的最有效工具，但更为重要的是，它必须是和平的最终目标和意义。这并非陷入一种人类学文化主义，而是面对主导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化解当前的结构暴力所激发的冲突刻不容缓”（同上）。当前的金融资本主义（以及普遍资本主义）危机应该引向一种对它所鼓吹的“价值观”的质疑，换言之即那种“获取”的价值观，并应开启一种基于“存在”的价值观的多中心主义视角。
这样，当前的全球危机是有裨益的，因为它凸显了“存在”的核心价值观，其中心内容是社会的道德和文化价值观、自我认识、对他人的接受、团结、共享、节制、谦逊、共识、尊敬他人和长者，等等，而这些正是在非洲社会有普遍代表性的理解和亲情之空间的基础。所有这些概念在每一种非洲语言所反映的具体情况中被具体化。非洲大陆在语言多样性方面非常富有，而非洲的基本社会价值观也正需要在这种语言多样性中去发现。
目前的危机显然已经不止是一场金融和经济危机，而且还是一场社会危机，意义的危机。面对这场危机，必须找到一种或几种替代方案，来制止助长了各种各样暴力的商品化和去人性化的进程。因此，这对人文和社会科学提出了吁求，呼吁它们在不同根基上进行重建，并为探寻当前我们社会的意义做出必要的贡献，从而开启新的视角，在世界的各文化和文明之间划定一种新的平衡。
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新的多中心主义的基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具有开创性的2001年《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将文化定义为一个社会或一个社会群体呈现出的一系列独特的精神、物质、知性和情感特征。这样被定义后，每当在讨论身份、社会凝聚以及以知识和技能为基础的经济的发展时，文化便成为讨论的核心。因此，文化是必须得到保护的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
在这一宣言中，国际社会坚决重申了文化多样性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尊重文化多样性是一种可以充分满足所有人期望的丰富的、真实的文化生活的必要条件。
文化和语言多样性作为一种政治上和哲学上的选择，深深植根于非洲的世界观中，马里作家和民族学家阿马杜•哈姆帕泰•巴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很好的总结，他宣称：
地毯的美在于其颜色的多种多样。如果它只是白色的，那么它只是一条白床单，如果它是全黑色的，它就是丧服。整个宇宙是我们的家园。我们中的每一个都是自然这本账簿中的一页。每一个人在寻求一种新的平衡时，都必须将其自身才能的注脚融入广阔的人类社会中，从而丰富了整体。我们在对自己保持真实的同时，必须对他人开放。
英国语言学家戴维•克里斯特尔这样写道（2000：37）：
多样性在进化理论中占据中心位置，因为它使得物种得以在不同的环境生存下来。标准化对物种的长期生存而言是危险的。最强的生态系统是那些最具多样性的系统。如果文化的多样性是成功的人类发展的先决条件，那么保护语言多样性就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口头和书面语言是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
因此，在当前的全球化背景中，人文科学的研究者们要好好将他们的声音加入到全球化怀疑者的声音中去，并通过建立文化间语言间真正的桥梁，通过保证对这一过程进行更好的控制，来探索方式方法去设计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所有民族都有机会进行世界贸易的世界。
我们必须坚决保证全球化不会威胁到全球文化多样性这一人类真正的财富。这只有当所有文化，无论其差异和彼此间的距离，都可以表达自身并在构建一个交流的全球社会中被赋予一个角色的时候，才是可能的。我们必须通过将全球化变成文化的联姻，而不是主导意识形态的熔炉，来将世界从全球化的冲突（世界大战）中，从旷日持久的意识形态冲突（冷战）中，以及从类似“9•11”的灾难事件中解救出来。我们必须将信息和通信技术变成将所有民族聚在一起的桥梁，而不是导致民族与民族之间日益加深的分裂的分隔物，借此来避免种族灭绝、排外、流行病等诸如此类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关键的是通过表达它们的文化和保护它们的语言来充分保障每一个民族生存的权利。的确，语言是身份的最基本因素。阿马杜•哈姆帕泰•巴断言，在所有可以体现人类特征的因素中，语言是最具相关性的。
作为文化认同——个体的和集体的——的基础，语言也是获取和发展知识的关键渠道。语言是表达人类社会的宇宙观的首要容器和媒介。这就是保护人类免受这种藏在世界上快消失的语言中的知识财富日益迫近的灾难之所以那么重要的原因所在；也是明确可能的前景以保证这一无形的世界遗产、人类的宝藏能够得到守护和发展之所以那么重要的原因所在。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确不可否认，一个民族的创造性天赋在它的语言中得到最好的表现。然而，在21世纪，这个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时代，信息可以以之前从未有过的效率在社会之内和社会之间被共享，据估计世界上仍有7亿7400万的成年文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所，2010）在身后无法留下任何有关他们的知识和技能的痕迹，因为他们不掌握书写或者学习工具，而书写或者学习工具不仅可以使他们培育和增加知识，而且首要的是将知识传递给未来的后代。
这就是21世纪，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巨大潜力使年轻人可以发展他们的天赋和创造性——然而世界上仍有将近7500万的学龄儿童没有这种机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所，2010）。更为糟糕的是，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学校——构建和获取知识的主要空间——与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是相脱离的，无论所采用的指导语言，还是所教授的主题内容，都是与环境隔开的，这两方面没有一个关注该社会、该国家，或者实际上这块大陆的文化或历史。全世界有多少人，年轻的和年长的，还在面对着语言的障碍，使他们无法发展其创造性天赋，构建新的知识，与他人分享知识，获得全球知识的巨大储备？
当然，语言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语言传递文化价值观和本土知识。语言是身份的基础和传播文化价值观的媒介。它是一个社会的经验及其文化表达和自然表达的看守者。我甚至要说语言是我们的生物构成的一部分。而且，讲一种语言就是接受一种文化，促进语言的使用就是给文化表达其自身的机会。这就是今天的全球化世界中通过促进世界上所有的语言来推进多语言主义的重要原因所在。
在一个感知逐渐被标准化的世界，我们日益需要为了保护更多的语言的——从而文化的——多样性而战，尽管面对全球化，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合理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来实现这种保护。基体为世界文化的标准化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路径，不能被允许以其他地区的语言和文化为代价而盛行。提倡朝着世界语言和文化的齐一化方向进发的欧洲中心主义模式，就等于是割断了所有文化的根，因为语言是身份的最基本成分，是文化的基岩和创造性的基质。
约瑟夫•基-泽尔博在他的著作《非洲处在什么时期？》中提到这一关键问题时断言：
语言问题是基础性的，因为它影响民族的身份。而身份对于发展和民主而言是必要的。语言还关系到文化、国家问题、想象和创造的能力。当我们用一种原初不是我们自己的语言来重复思想时，就存在一种机械的、模仿性的自我表达，尽管也存在一些例外。（但我们是为了例外而治国的吗？）我们只是在模仿。而当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时候，我们的想象就自由了（基-泽尔博，2003：81-82）。
雷蒙•勒纳尔在《法语圈的伦理学：有关语言政策的问题》（2006）中强调了保护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
希望保护语言的多样性是有其原因的，这个原因和身份的基础一样是根本性的：正是通过他们自己的语言，个体才得以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看世界，来解释世界的意义，而正是这一点使他们得以接近普遍性。所有的语言都参与对普遍性进行解释，因为每一种文化都创造具有普遍价值的意义。正如曾得到阿兰•图雷纳（1999：173-174）或温棣帆（1999：28）充分论证的那样，没有任何语言、文化可以宣称自己就代表了普遍性，而由于每一种语言和文化都有其贡献，正是通过语言间文化间的对话，我们才得以更接近普遍性。
因此，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文化的世界，来推动不同的文化走到一起，从而抵消市场全球化的过度行为。非洲可以通过分享其宇宙观，对这种世界上文化的真正交汇做出贡献，我将称之为非洲的参照系，这是非洲各社会得以共存的根基和基础。这种共同的观点为非洲各社会营造了理解和亲情的空间，这种理解和亲情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浇灌和滋养，从而在非洲社会中间建立和发展了强有力的社会纽带：例如，“玩笑亲缘”的实践，兄弟妯娌之间、祖孙之间的特殊关系网，为社会中特殊地位的人（占卜者、显贵和宗教领袖，等等）指定的调解角色。
这一我们的身份从中产生的全球参照系，为我们的各种文化和语言社群的每一个成员所共享，这一参照系的条件在每一个文化和语言社群中几乎都是一样的。为了方便说明，我们以马里的曼丁哥社群为例，分析一下我们在班巴拉语言中所听到的：
丰富的人际关系比在物质产品中所发现的更为珍贵。
如果你忘了你的根，将会迷惑于你的未来。
是人们的手让你来到这个世界，同样正是这些手将带你到你的永息之处。
我们注定要一起走。
我们是彼此的肥皂；我们是同一块布的纬纱和经纱。
世界上有三样东西，权力，金钱和知识：如果你得到了它们，明智地保管它们；否则它们会带你堕落。
力量是精神。
磋商和合作!磋商是一切。
我们的马雅，我们的仁爱，建立在相互尊敬、团结和相互让步精神、妥协和动态共识之上。
“马里是一个尊敬和差异的国度”，歌中说道。
植根于这样一些基本价值观的教育令我们马里人在几个世纪里锻造了我们的行为，获得了作为一个对话和会谈的国度的名声。参照系是这样一种在非洲扎根并开花的观点，与心脏收缩和舒张的节奏相呼应，是生命和活力的象征。我们坚持认为，这样一种可能存在于许多其他社会、其他文化、其他文明、其他“中心”中的参照系，可以形成“存在的文化”的一个基础，从而在当前危机的背景中，有助于一种新的全球社会方案的出现。全球化应当被视为一种丰富的因素，一种加强文化间联系的手段，然而它却更倾向于成为导致摧毁多样性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因素。今天的全球化是一种“获取”的全球化，然而它应当是一种“存在”和“获取”的全球化，通往一种真正的——重要的是内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这样，欧洲中心主义的路径似乎并没有推动普遍而言的南方国家的真正的、内生的发展，尤其是非洲的发展，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负载的“发展”概念本身的模棱两可性，正如全球背景中对这个词的使用和误用，它具有各种隐含意义。该全球背景以统治关系为特征，它很大程度上产生于欧洲殖民主义的动荡历史，欧洲殖民主义连同之后或许有些减弱的新殖民主义的化身，将其“中心”的欧洲中心主义路径强加给逐渐边缘化的“外围”。因此有必要对“发展”这个词进行概念澄清，从而使它更符合所指定的现实，更加留意起作用的动力。
在我看来，发展是广义上逐渐掌控环境的过程：物理上、文化上、社会经济上、政治上、知识上、宗教上、精神上的掌控。从这一点来看，发展可以视为社会、经济、政治领域的成就。那么，它的多面性便显而易见。它再次关涉有关马雅/乌班图、仁爱的概念：人性，新的范式的支点。因此，可以说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在“发展”，每一个实体都处于永恒持续地控制其自身现实的过程中。国家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这些现实的性质，对其施加的控制的规模和程度，以及所采取的手段。实际上，当所谓的“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以及其他的“新兴国家”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基本人权（获得食物、教育、健康、住宅和健康的环境、工作、安全，以及市民参与的权利）而奋斗的时候，所谓的“发达”国家、“工业化”国家也在为了控制它们的“切尔诺贝利”以及其他不加约束地任意开采人类的环境和自然资源所带来的负面效果而奋斗。
如果从这种意义上去理解“发展”，那么我们老早就已经确信，若没有世界上人的资源的发展，就不会有真正的发展；同样地，若没有素质教育和培训，就没有人的资源的发展。若没有文化和语言多样性的促进，就没有素质教育或培训。因此，促进语言多样性就等于发展世界文化的基础，等于培育欧洲之外的其他文化、其他文明、其他“中心”，等于使我们社会的丰富多样性得到完全表达，这可能是全球化背景中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标。至于植根于马雅/乌班图概念的非洲参照系，可以为世界提供一种可以通往新的全球社会方案的替代方案，这种新方案可以重新平衡和协调“获取”的文化和“存在”的文化，可以用一种团结互补的逻辑代替破坏性的商业竞争逻辑，因此可以恢复人类和所有生灵之间的和谐，加强世界和平。
我们知道文化和语言多样性之于人类社会就像生物多样性之于自然：我们人性的发酵素和关键。如果我们真的想结束正在进行的去人性化进程，如果我们打算在全世界守护和巩固有关团结、共享、共识、节制的社会和文明价值观，那么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来保护本质的东西：语言多样性这一人类的伟大财富，它使我们得以为我们干枯的关系供应生命之水，并保证我们这个世界如此急需的人际交流的进行。
因此对人文和社会科学来说，是时候重新动员和接受所有人类社会的价值观了。这些价值观嵌入语言这一文化和思想的杰出表达工具之中。正如阿明•马卢夫（1998：189）所提醒我们的，宣告“每一个人都有保护其身份和语言并自由使用语言的权利”，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人文科学，尤其是语言学、人类学和历史学，可以帮助我们凸显我们社会的文化基础。语言学家和社会语言学家现在前所未有地需要确保世界上的濒危语言能够得到守护和保存。更好是，促进多语言的科学社会的发展是件带有一定紧迫性的事情，这样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从事科学工作，这预示着期望中的未来的多语言和多文化社会。
对历史学家来说，他们的急迫任务是重新审视被篡改的普遍历史，确保没有“打上种族中心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印记”（勒克莱尔，2000）。从这一点来看，由于近来企图否认殖民主义的罪恶和否定非洲的历史，有关欧洲中心主义的讨论重新出现是有重要意义的。在这方面，一些杰出的历史学家、科学和文化领域的女士和先生、非洲人以及非—非洲人都加入了历史学教授阿达梅•巴•科纳雷（2008）的队伍，发出强烈抗议要求恢复历史真相，这是受人欢迎的发展。
同样地，人类学家应当按照勒内•德维施（2008a：10-11）所陈述的坚定主张来重新考虑他们的作用：
正是人类学在就像殖民者那样制造了城市和农村、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的矛盾之后，为了人文科学的去殖民化奋斗了25年。人类学是最接近人们日常生活的科学。……明天的人类学家必须在过去的社会和现在的社会之间、这里的社会和那里的社会之间、北方社会和南方社会之间，提供一种文化间的边界地带和记忆间的空间。这样的人类学家就是文化间和代际的大使，必定会质疑他的学科和他自己观点中过分欧洲中心主义的方式。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德维施（2008b：58）采取了非常明确的立场：
一种激进的后殖民人类学目前正在力图解构欧洲中心主义的有关南北或中心边缘的两极对立。它所认识到的恰恰是，鉴于日益增多的“边缘”或“从属”，有关来自“北方”/来自“西方”/来自“中心”的文明统治的假设。在多大程度上正让位于一种视野的丰富多彩和一种文明轨道的多重性及局部结节状态。
当今所需要的是一种真正的范式转换，一种人文和社会科学的重构，这种重构必须实现在认识论上、方法论上和教育学上与过去的思想彻底分离，这对于反映一种多中心世界观的学科的出现是必需的，这种多中心世界观从而可以有助于加强文化间和文明间的对话，并因此促进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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