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表征，是人类在改造主、客观世界过程中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明显标志。当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重大变革，特别是科学技术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时候，人在社会生活中与自然、与人、与自我的关系以及相应的文化价值体系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进而形成了文明的转型。①作为承载历史逻辑的基础概念，世界与中国的历史都面对过文明转型。当前，互联网技术的兴起与运用，已经催生出人类社会全新的文化形态，并成为推动人类文明形态转型的引擎，从而在根本上影响着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的选择与转型。作为这一过程中的教育制度自然也不例外。
互联网文明的兴起及影响
无论是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Spengler）提出的人类历史的8种文明，还是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所概括的21种文明，以及雅斯贝尔斯总结的人类历史文明的不同阶段，都表明人类的文明形态存在一定的趋同性和稳定性。但是，在不同的文明阶段，由于导致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的内部或外部因素的影响，以及人类思想文化形态和制度形态的嵌入，文明形态的稳定性和趋同性并不是绝对的。一般而言，影响文明转型的外部因素主要是地理环境和气候变化等，而影响文明转型的内部因素则集中地表现为思想文化形态以及技术进步和创新。思想文化形态从来都是制度变化最重要的因素。不管人类历史经历了多少次制度的改变，人类形成的核心思想文化观念或维护人类的共同价值观，都是人类历史得以承传的基础。也就是说，人类的思想文化形态最终影响和改变着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制度的选择和转型。尽管如此，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创新对人类的影响仍然是最为深远的。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曾就这一问题指出：“自从有记载的历史开始以来，没有一个事件像它（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创新）那样里里外外地彻底改变了世界，……它似乎将人类过去几千年中在工作方法、生活方式、思想和信仰方式方面的一切一扫而空。”②这是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创新最终改变的是人类获取、分配与占有资源的方式。这种改变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及其制度的转型提供最重要的前提与基础。
若按照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观点，创新不是一个技术概念，而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它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就是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系统探讨了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至高无上的作用。他认为，惟有通过技术创新，方可以破坏旧的经济结构并创造着新的经济结构，实现“产业突变”和促进“经济发展”，最终改变的都是人类生存的时空状态或人类社会组织的时空范式。这意味着，技术创新改变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引发的是一种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不是这一经济和政治制度所决定的新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创新也并非是完全受制于人类的被动工具，它本身就具有生命力，存在自我演进的能力和不受控制的欲望，甚至决定着包括教育制度转型在内的人类的经济、政治、文化转型。这也就是说，作为科学技术创新成果之一的互联网文明所推动的，恰恰是在更加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新的社会秩序，而不再是主要依靠国家、民族、宗教的传统组织和社会制度。
18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最重要的科学技术进步与创新，人类的生产、生活和世界历史面貌也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及其之后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世界不断走向破碎和分裂，这就需要理性和公正来为人类组合全球经济力量、思想力量以及文化力量。而在此过程中发生的互联网技术革命，却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从而促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互联网构建的时代，是一个去权威化、去中心化、个性空前解放的时代，今天人类面临最大的挑战，其实是久日形成的经验与思维习惯。改变与颠覆传统的自我，重建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人际关系，促使人类自觉和主动解构并重建自身文明形态的意愿或创建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成为可能。
互联网文明影响下的教育发展新趋向
不断加速和扩张的互联网技术变革，持续地改变着人类文明的时间和空间。时至今日，这种变革总是在不断的行进之中，如互联网颠覆了传统，移动互联网又开始颠覆互联网。尽管还普遍存在对互联网革命的历史性后果估计不足的现状，但是，全球范围内的互联网普及发展所推动的全方位转型正成为世界潮流。在教育领域，至少在以下五个方面的“大众化”趋势不可逆转。
一是教育信息资源的大众化。互联网文明中的教育信息资源以电子化、数字化、网络化为技术特征，其功能与效用在于信息资源的共享与大众化。一方面，信息资源共享是信息化发展的主要方向，而教育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信息的存储、交换、传播与利用提供了快捷的手段与途径，为教育信息资源的共享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教育信息资源的多媒体化、数字化、网络化、规模化已成为现实，资源的共享与互换已变得便捷和频繁。云计算、大数据、智能手机、微信等的出现，各种知识、信息系统已经在互联网中形成了一个多元的、共享共生的文化生态圈。这实质上是网络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系统的沟通、共享与渗透。教育与教育文化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隐喻和意义，势必影响着教育信息资源的沟通、共享、传播与移植，进而影响教育信息资源的大众化、普及化和本土化程度。
二是教育权利的大众化。在互联网时代，随着教育资源的逐步社会化，教育的权利特别是高等教育权利，将不再是少数人的一种特权，教育信息、教育知识以及相应的习得与掌握都可以在网络中进行。如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开放网络课程（MOOCs，中文简称“慕课”）代表教育信息和资源分配的不均衡状态正在被改变。数字化学习让教师和学生拥有更多的选择权。而慕课的存在“不仅仅在于学校外部的优质资源分享，而在于切实发生在学校肌理深处的教学改革和新的教学模式的探讨”③。作为一种基于互联网的低成本教育材料分发和共享的操作工具，诸如cMOOCs和xMOOCs引发的教育对象的不断扩大，教学师资的协同授课，教学方式的个性自主，数字化学习和大数据分析等，正在促进教育的开放性、民主化程度日益加深，促使“让知识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和教育权利公平与平等的理想逐步实现。
三是教育知识与信息传播媒介和习得方式的大众化。互联网技术革命，特别是当前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革新和突破，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教育传播方式的速度局限和地域局限，使得教育知识与信息传播媒介的渠道更加广泛，速度更加迅速，方式也更加便捷，这将对教育传播媒介的大众化、国际化、民主化都将产生重要深远的影响。借助网络的传播技术，可以向学习者提供在线课程，扩大受教育机会，深化学校的课程与教学改革，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通过网络搜索技术，不难发现、阅读和下载教育学习所需的足够资料，打破传统技术学习的专业壁垒，扩展教育习得的时间与空间，与此同时也推动信息技术普及到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四是教育资本和投资的大众化。互联网技术大幅降低教育信息资源的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刺激了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加速了教育资本和教育投资大众化。2013年以来，电子商务凭借数据和信息优势，开始将触角深入第三方支付、移动支付、网络贷款等领域，移动支付替代传统商业银行运营的支付业务，酝酿着新的金融和资本形态，传统的借贷行为正在被颠覆。传统的证券业务也在被“众筹融资”所替代，它通过集中大众的教育资本和教育资金、能力和渠道，为教育活动提供必要的资金援助。互联网对普通民众来讲，有利于将其储蓄转化为教育资本、转化为教育投资的愿望，有利于经济学家哈耶克所提出的“货币非国家化”的理想逐步实现。
五是教育组织与管理的大众化。在互联网的技术信息时代，人类需要重新思考教育、思考学习、思考职业、思考教育领导、思考政府在教育组织和管理中的作用。两位美国学者阿兰·柯林斯（Allan Collins）和理查德·哈尔弗森（Richard Halverson）在他们所著的《技术时代重新思考教育：数字革命与美国的学校教育》一书中就指出，“在新技术革命时代，传统教育将被颠覆，在家学习、移动学习、翻转课堂等新的教育形式和教育组织，使得终身学习成为可能。”④也就是说，基于互联网的教育与学习，影响到教育组织与管理的流程再造。其具体表现为，教师角色更加多元化、专业化，教育（课程）模式的非核心化，教学组织的业务化，教学管理的数据化等。尽管互联网方式的教育与学习不是万能的，但作为一种教育的诱发因素，其在平衡和改善教育组织与管理民主化、大众化中的积极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如果上述几种大众化是事实，那么它说明人类文明存在的时空范式正在改变，且一直会延续下去。而这也同时意味着社会大众开始拥有创造和分享教育信息和资源的权力，意味着教育的自我开发、个体的自我发展将成为潮流，更意味着多元化的自组织对人类教育生活及其制度转型的深刻影响。
互联网文明与教育制度转型
教育制度转型的本质就是要建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现代教育制度。互联网主导的文明形态转型，社会的教育关系正在从纵向结构主导转向横向结构主导，形成由民众创建的自下而上的新的教育制度系统。这种新的教育制度系统使原本那种由精英控制的、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教育制度系统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从而促使教育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组织以及管理的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教育制度转型就是对这一变化的一种回应。
就教育生活方式来讲，它涉及到人类教育生活的各个方面，回答的是人类怎样教育、怎样生活的问题。互联网的出现就极大地拓展了包括教育生活方式在内的人类的生存环境，延伸了人类的视野，网络社会的发展，推进着人类主体精神的解放。既然“互联网发展的阶段性与网络社会成员教育生活发展的阶段性保持一致，网络社会成员的教育目标与任务保持一致”，那么，从教育信息与知识共享到教育意义共享，再到教育精神共享，这种多维的融合、渗透与叠加，便成为互联网时代人类教育生活的旨趣。随着传统社会化机制的式微和网络社会化的扩张，社交网络与人类日常生活世界的交汇，人类的教育生活方式及其制度将在其生活化、多元化、个性化、袪魅化和去殖民化等方面进行积极的回应。
从实质上讲，网络时代的思维方式是信息时代进程中人的思维方式发展的一个独立的阶段。这种思维方式具备有学者所总结的“多元互联性、创新超越性、开放共享性、虚拟数字化、复杂系统性、未来性等特征”⑤。这种变化，使我们的教育思维方式不仅仅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再到实践的认识过程，也是一个教育信息筛选、过滤、储存等的处理过程。例如，互联网文明中常使用的超文本和超链接技术就使我们的教育思维方式趋于多元性和分散性。再如，BBS和聊天室的实时互动性、电子邮件与物理邮件的时空与信息的超越性，也将使教育主体间的思维能够实现实时互动，并将教育的思维与信息的传播、消费和交流结合为一个虚拟的系统化、制度化的教育过程。
互联网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不仅仅是人类交流信息的工具，它同时形成相应的网络组织并引发社会组织与治理的变化。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曾把从等级制度到网络组织作为人类生活改变的方向：“等级制无法解决社会的种种问题，这迫使人们互相进行交流，而这就是网络组织的发端。”⑥教育的网络组织类型可分为传统的网络化、新型的网络化以及泛化的网络组织。其中，新型的网络组织和泛化的网络组织，对传统意义上的教育组织及其管理方式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网络组织的是大众参与到教育知识设计与再设计、生产与再生产之中，而这种设计与生产综合考虑参与者利益所体现的知识和信息技术的民主化，包括了一种把知识、信息编码的民主的理性化战略与对知识、信息技术机构的选举的控制之间的合并。这样一种深层的民主化将会改变教育组织的结构与教育管理的知识基础。互联网时代的教育组织与管理将从部门式或职能式的命令控制，向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和管理的方式过渡。这种组织与管理表面上具有传统教育组织的基本要素，但其管理方式与传统的管理方式不尽相同。管理的主体可以是政府机构，也可以是民间组织，还可以是教育的经营者，如商业性或非商业性的网站。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单元，使得网络经济时代的教育都以强大的网络支持为背景，教育组织及其管理的社会化将得到加强，同时也加强了教育组织与管理的个性化，教育的价值将得到充分展现，乃至“虚拟社会人的发展的问题”已经成为教育组织管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概而言之，互联网时代的教育制度转型，不是通过革命、战争或暴力促成的，因为无论是革命、战争，还是暴力都无法真正改变人类生存的时间和空间范式，也不可能造成人类文明系统的变革。当前，中国的教育制度转型已经开始，转型的模式不是通常我们想象的那种“教育改革”和“教育民主化运动”，而是体现在人的教育生活方式和教育运行的持续改变之中。教育制度转型的动力不是来自“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争论和讨论，而是来自民众拥有的教育信息、资源的力量，来自民间自组织的能力。
注释：
①周大鸣：“论文明转型及其未来的方向”，《人民论坛》，2010年第35期，第11页。
②[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32-33页。
③尚俊杰：“教育流程再造—MOOC之于高等教育改革”，《北京论坛论文集》，2013年，第244页。
④［美］阿兰·柯林斯，理查德·哈尔弗森：《技术时代重新思考教育：数字革命与美国的学校教育》，陈家刚，程佳铭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⑤常晋芳：“网络思维方式—人类思维方式的第五次大变革”，《理论学习》，2002年第1期，第46-48页。
⑥［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