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希腊债务危机与中国股市的大幅动荡，交替登上全球各大财经媒体的头条，成为全球市场的最大担忧。确切地说，希腊首都雅典面临的问题与中国上海面临的问题差异很大，但两者也不乏一些共同点。
希腊危机的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2001年。那一年希腊加入欧元区。包括希腊政府领导人与欧洲其他国家领导人在内的所有人都知道，希腊存在腐败与政府治理问题。然而，他们当时的信念是，拿走印钞制造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这些容易选项，希腊将被迫重整河山：希腊政府将不得不削减过高的财政赤字，将必须推进痛苦的结构性改革。市场纪律的约束，会让希腊别无选择。现在看来，这样的观点极为幼稚。
时至今日希腊危机的发展给了我们一个无比深刻的提醒，即市场纪律是时有时无的，且不太会是一以贯之的。直到2009年，国际投资者都没有充分认识到希腊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注意到希腊在解决这些问题上的进展寥寥。恰恰相反，外国投资者将大量资金“倾倒”入希腊，这使得希腊政府及社会可以拖延做出艰难的改革决定。
等到投资者终于突然意识到这些问题时，市场纪律仿佛要复仇一般来到希腊身上。此时，希腊手里已经没有好的政策选择了：希腊缺乏灵活的货币政策，因为货币政策已经移交给欧洲央行；财政政策也没有灵活性了，因为市场已经拒绝为更大规模的财政赤字提供融资。
希腊从欧洲央行、欧盟委员会，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得到的所谓“援助”，都是以贷款形式出现，且都被用来偿还希腊在德国和法国的银行贷款。这些金融机构在此前曾鲁莽、不计后果地向希腊放贷。希腊面临的惟一选择就是大幅削减公共开支，这导致了经济萧条，直到现在，希腊失业率仍超过25%。
7月13日一早，在马拉松式的欧元区领导人经济峰会后，希腊与其债权人达成了最新“协议”，这一协议只会恶化了这些问题。协议迫使希腊加倍紧缩，却没有为经济的逐步稳定提供任何债务重组措施，更别说试图实现经济的复苏、重拾增长的举措了。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结构性改革和私有化，这当然是极为必要的，但是，仅凭这一点，并不能使已经处在恶性下行螺旋中的希腊经济趋于稳定。
如果允许希腊从2010年就开始债务重组，希腊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可以避免的。希腊政府将不会因为要向债权人偿还债务而累积更大规模的债务，它本可以拥有更多的财政空间来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同时抵消私人部门消费、投资的收缩。
当时的担心是，债务重组将会使德国和法国的银行遭受损失，甚至出现不稳定。而现在，在银行业联盟成立、外国银行可以退出之后，担忧转变为债务重组会进一步损害脆弱的希腊银行，这些银行仍然持有欧元区国家的政府债券 。
这对中国有何警示？首先，希腊危机的发展过程让人不得不怀疑持续注入信贷来维持经济增长的明智性。中国当局近一段时间也是这么做的。大规模借贷并未给希腊提供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在中国同样也不太可能。
其次，债务不可持续，拖延、推迟重组不如早日重组。中国已尝试性地朝着这一方向迈出一步。2014年中国允许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债券违约；今年年初，鄂尔多斯地方政府也未给陷入困难的东胜城市建设开发投资集团的债券提供担保。中国政府还必须采取措施，让投资者相信政府不会为金融收益提供隐性担保。最近，中国政府干预股票市场，有意拉升股价，从这个角度来说，并不是有益的。
第三，银行应该与债券市场保持一定距离，防止债务重组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在中国，银行持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政府债券，也持有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发行的债券。这提高了出现魔鬼式循环的可能：如果地方政府出现问题，将影响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或者是银行遭遇问题并打折出售资产，将使债券市场陷入混乱。
最后，中国需要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再平衡。如果等到市场压力加剧再采取措施，无疑为时已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