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六大特征
2015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不仅全面进入经济新常态的攻坚期，同时还出现了大量值得关注的新现象、新特征和新问题，这些特征和问题将决定2015年下半年和2016年宏观经济运行的轨迹。
特征一：中国宏观经济的脆弱性已步入新的阶段。2015年上半年全国GDP增速回落，仅为7.0%，东北和西部部分区域，比如吉林、辽宁、黑龙江、山西、海南和新疆等地的实际GDP增速分别为5.8%、1.9%、4.8%、2.5%、4.7%和6.9%，出现了较快的回落。与此同时，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等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所带来的需求不足，开始全面显化，这说明我们对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理解需要不断深化。防止需求过度回落带来的经济局部坍陷和局部风险的扩散依然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之一。
特征二：企业利润空间快速收缩，工业领域的通货紧缩问题向深层次迈进。从1-5月份的数据来看，虽然工业在第二季度有所反弹，但依然呈现底部运行的态势，这种变化充分说明工业领域持续低迷已经步入新的阶段。持续的工业萧条和过高的企业债务导致部分企业步入“盈亏”与“倒闭”的临界点。与此同时，在总需求不足、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滑以及内生性收缩等因素的作用下，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持续走低，CPI持续回落，远远低于目标价格水平，这表明与全社会最终商品及服务相对应的总体价格水平已经进入通缩状态。
特征三：宏观经济政策失灵问题较为严重。地方懒政与庸政现象常态化，传统权贵阶层和利益群体在大改革与大整顿中受到全面冲击。这种常态化与实体经济的收益下滑、体制调整等因素共同导致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失灵——财政政策名义积极，但实质紧缩；产业政策名义扩张，但迟迟难以到位；货币政策名义稳健，但实质紧缩。中国宏观经济新常态步入到“攻坚期”，要求我们必须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哲学思想、理论框架以及操作工具做出大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再定位不仅要有利于提升调控短期波动的效率，同时也要有利于缓和中长期潜在水平回落的幅度。
特征四：中国债务风险开始蔓延。其中最值得关注的，除了政府的债务率水平过快的增长，还有企业债务率增长过猛，并大大超过90%的警戒线。对于政府而言，这种负担将导致很多地方政府出现财政困局，甚至基层政府出现支付问题。对于企业来说，将会增加企业成本，加重企业负担，进而使企业信用违约事件增多。2014年以前，公募债券一直未出现过利息、本金实质违约的案例。但2015年出现了变化，“ST湘鄂债”成为国内首例在公募债券市场上的本金违约债券，“天威债”成为首只国有企业在公募债券市场上的违约债券。
特征五：房地产调整速度比预期要快，对宏观经济特别是对基层县域经济的冲击比预期要大，但在3月份以来房地产新政的调节下，房地产市场的底部提前到来。下半年房地产复苏的速度左右着中国本轮触底反弹的时点和反弹的模式。
特征六：世界经济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冲击依然超乎经济主体的预期。世界各国“投资增速超调”和“贸易增速超调”等现象，依然在向深度蔓延。这决定了中国2015年出现的投资增速的回落、外贸的低迷以及资产价格的上扬等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世界结构性大调整和周期性调整的一部分。世界经济的总体走势和周期轮转依然是未来中国经济和转型的核心力量。
经济新常态的理解还流于表象，个别政策定位存在偏误
未来，有效需求不足和局部问题的恶化随时可能触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底线。2015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最值得警示性的风险在于：一是，名义GDP增速仅为5.6%；二是，GDP平减指数持续两个季度为负；三是，包括东三省在内的局部区域名义GDP增速为负，财政增速为负；四是，包括钢铁在内的部分行业大面积亏损。导致这种超预期状况的出现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于经济新常态的理解还流于表象，使很多战略和政策定位出现系统性的偏误。这集中表现在：
第一，过于将经济下滑的因素归结到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工业化红利、全球化红利等中长期趋势性因素之上，认为中国经济下滑是潜在增速下滑的产物，因此在政策定位上过分采取自然主义，认为只要保持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力度，中国经济将会自然地向一个先验的潜在水平逼近，自然地由高速增长回归到中高速。这种取向从根本上忽视了中长期的趋势变化在本质上依然是短期的叠加的产物，潜在增速的变化不仅与人口等参数有关，更与我们短期失业的控制、投资领域的选择、有效需求水平的调控有密切的关系。这就是宏观经济学最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持续的短期需求不足将自动创造中长期供给的下滑”，即萨伊定律逆否命题，该命题说明的是，只要需求不足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它必定通过人力资本的加速折旧、物质资本形成速度的下降、金融效率的弱化以及内在结构性扭曲的加大使潜在增长速度出现跟随性的回落。潜在产出水平并不是一个与短期因素无关的、先验的标杆。2008-2012年和2012-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定位就是两个在过度能动主义和无为主义之间摇摆的案列。这6年来，中国宏观调控从过度强调有效需求不足和危机管理向过度强调潜在供给能力下滑和结构性改革转变，其结果是，宏观经济政策完全难以适应形势变化的要求，反而成为宏观经济波动的根源之一。
第二，低估了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短期冲击，忽视了经济结构的调整、政治版图的重构和社会改革的重启对于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从而高估了传统框架中的各类政策工具的效果。事实上，从2012年到现在，中国“微刺激”常态化，但其效果却处于强烈的递减区域，地方政府在政治新常态的作用下庸政、懒政和怠政现象十分严重，导致增长的传统发动机基本熄火，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失去了抓手。
第三，低估了中国在大转型中的区域性差异和结构性差异，平均用力反而导致宏观经济在结构性和区域性张力之中出现整体性问题，局部坍陷带来强烈的“连带效应”。宏观管理中的短板决定的“木桶效应”在目前已经强烈出现。
第四，过度强调了经济新常态的中国特色，把很多问题简单归结到中国的一些特色性因素之上，例如中国人口问题、中国的信贷问题、中国阶段问题等因素之上。但事实上从世界视野来看，很多中国变化都是世界变化的一部分，都与世界变化具有一致性。这种认识就很可能忽视世界经济周期、技术周期、债务周期以及不平衡等结构问题调整的规律，一味从中国特色出发，导致很多调整出现南辕北辙。
处理经济新常态问题需要世界视角
如果我们从世界视角来看待目前中国宏观经济指标的几大变化，我们会清楚地看到经济新常态的中国特色并非那么明显，处理经济新常态问题需要世界视角。
第一，与世界贸易增速的近期变化进行比较，可以惊奇地发现，我们出口增速明显优于世界总体的出口增速，一季度我国出口增速高出世界出口增速4.6个百分点，而进口增速在与世界基本同步的同时更显疲态。因此，我们不能通过简单的历史比较把中国贸易的增速下滑归结到“中国竞争力大幅度下滑”这个伪命题之上，而应当从全球不平衡逆转和全球贸易超调等角度来考虑。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目前我们从减税、增加补贴和扶持破产外贸企业的贸易促进政策存在方向上的偏误。
第二，与世界投资增速进行深度比较，我们也发现，不能简单地把中国投资增速的下滑完全归结到中国体制性因素之上。因为中国的投资增速回落的幅度大大小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小于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在2009-2014年后危机期间，世界、发达国家、新兴与发展中国家以及中国的投资增速分别回落了11.87、6.03、20和8.53个百分点。如何解释世界投资同步大幅度下滑这种现象？可供选择的答案不是中国因素，而是世界性投资的超调、世界超级债务周期以及世界经济再平衡。因此，中国在促进投资方面需要世界视野，需要从世界超级债务周期角度、世界投资周期的角度以及技术周期的角度来确定中国投资的规模、力度、范围以及投资的方式。
第三，进一步考虑世界资本市场的表现，我们会发现，很多国家都在企业业绩下滑、宏观去杠杆和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过程中出现股市快速上升，甚至出现泡沫，都在发挥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以达到去杠杆、减负担的作用。例如全球MSCI指数在过去4年多提升了30%，美国S&P500提升了67.5%，日本提升了1倍多，而中国上证综合指数提升了73.5%。如果从这种视角来看，也许局部泡沫可能是医治总体债务困境的好办法。所以从世界角度来看，目前中国采取的大腾挪和大置换战略思路并非没有实践的参考面和理论的基础。
2016年中期中国经济将出现坚实的触底反弹
第一，从周期角度来看，2015年不是本轮周期调整的第二个底部，世界经济周期、中国房地产周期、中国的债务周期、库存周期、新产业培育周期以及政治经济周期决定了2016年中期才能出现坚实的触底反弹。首先，从世界经济周期来看，按照IMF、世界银行以及OECD等机构的预测，世界增长的常态化要等到2015-2016年区间。但这些预测都假定了2015年美国货币政策将进行加息，如果考虑到美国延迟货币政策常态化，那么世界经济的常态很可能在2016年。这种常态化对于中国出口的常态化十分重要，由此估计中国出口增速常态化基本在2016年第三季度左右。其次，从中国房地产周期调整的模式来看，目前房地产销售指标已经触底，但影响宏观经济最为深远的房地产投资参数和土地购买参数要出现触底反弹应当在2015年四季度左右，因此房地产投资和房地产景气整体回升将在2016年中期使宏观经济全面触底反弹。再次，从中国宏观债务来看，经过2014-2016年的去杠杆、宏观债转股、债务置换、资产证券化以及企业减负政策的实施，中国债务率的顶点基本上将在2015年出现，2016年债务率将逐步下滑，从而使很多企业在2016年下半年财务困局得到缓解，从而使投资出现回暖。
第二，在收入效应、价格效应以及财富效应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2015年下半年消费增速将呈现小幅反弹，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7%，比2014年回落1.3个百分点，但考虑价格因素，实际增速基本持平。2016年消费增速将出现反弹，成为2016年经济的核心支撑点。消费的稳定和改善主要来自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持续高速增长所带来的收入—消费台阶效应。按照目前的测算，2015年底中国人均GDP将超过8100美金，而沿海发达地区将普遍超过10000美金。按照目前的消费升级理论，中国目前正处于向后工业化社会迈进的消费升级阶段。佐证这种消费升级最好的例子就是，在2014-2015年中国民众强劲的消费基本完全弥补了“八项规定”、“晒三公”等政策冲击带来的餐饮消费和奢侈消费的缺口，使这些消费常态化。如果考虑公务员下半年加薪、2014年20个省市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等因素，2015年收入产生的消费促进效应应当进一步提升。
第三，由于世界经济复苏总体依然低迷，中国出口增速和进口增速虽然将改变上半年持续回落的局面，于下半年出现轻度的反弹，但依旧难以改变低迷的局面。预计2015年出口增速为2.6%，比2014年回落2.3个百分点，进口增速为-8.0%，比2014年回落7.4个百分点。上述预测的佐证逻辑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世界经济复苏在分化中呈现乏力的状况，2015年上半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比预期要差，世界银行、联合国贸发会、IMF以及OECD等国际机构在二季度所做的各种预测都大幅度下调了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平均幅度达到0.2个百分点。按照世界银行最新预测，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幅度将达到2.8%，比2014年略微上升0.2个百分点，这直接决定全球贸易增速回升幅度为0.8个百分点，其前提假设是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不会带来过大的国际金融波动，从而引发世界贸易过度收缩。第二，由于全球贸易增长进程中存在强烈的分化，特别是自2014年三季度以来，新兴市场的动荡开始成为发展的软肋。按照联合国贸发会和IMF的预测，2015年将是新型经济体的增长低点，将比2014年的增速下滑0.5个点。这直接导致2015年一季度新兴经济体贸易增速恶化。根据现有理论研究，“贸易超调”现象在危机后广泛存在，GDP增速的回落将引致贸易增速加倍下滑。新兴经济体是中国贸易的核心支点之一，占总体的比率超过35%，该板块的低迷将严重影响中国出口。
2016年是经济新常态攻坚期的最艰难一年，它将是本轮“不对称W型”周期调整的第二个底部。落后产能的淘汰、亏损企业的处置、地方财政困局的纾解、新旧体制的全面对接、新动力的持续培育、“微刺激”的可持续以及结构性政策的加码都将对2016年宏观经济触底的方式、底部企稳的基础以及2017年轻度反弹的力度产生十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