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丝绸之路与共同市场建设
与很多学术机构不同，智库研究问题必须与现实问题接轨、与公共政策接轨。智库脚踏实地的研究，往往跟未来的发展相关。
一个典型案例是美国在二战结束后推出的“马歇尔计划”。我始终认为，“马歇尔计划”是美国人发明的一个战略工具，一个很聪明的政治发明。对于马歇尔计划，美国人可以用，我们也可以用，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战略工具，前提是只要你承认这一点。
我最开始提“马歇尔计划”，是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访问非洲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要提供一个建议，研究后的结果就是“马歇尔计划”的战略运用。再后来，大家已经可以通过胡锦涛同志在非洲的讲话看得很清楚了。我们一直对非洲有兴趣，对非洲进行过田野考察和跟踪研究。
对于非洲的合作与发展，当时简单的想法就是大量地削减债务，动辄几百亿美元地削减债务，数量很大。但中国实际这样做了之后，效果并不见得理想，人家是否领中国这个情？并不一定。后来我们考虑，这样下去能有什么样的效果？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由此我们运用历史工具搞研究，就引出了“马歇尔计划”，我们是把“马歇尔计划”作为一个战略工具，把它引进到地缘战略里面来。中国可以将砍掉的、削减掉的这部分钱，纳入一个战略计划里面去，参与这个计划的国家，就可以视为是一个联盟或是一个共同市场。这些研究成果，在安邦所提的中国版“非洲马歇尔计划”或者“非洲合作计划”的相关研究报告中。
我们所提的这套战略构想，被接受了一小部分，体现在胡锦涛主席在非洲的重要讲话中。后来习近平主席访问非洲的讲话，基本延续了当年胡锦涛主席在非洲的立场和态度，没有太大的变化。从这个时候开始，“马歇尔计划”这个战略工具，在安邦内部的研究就开花结果了。从那时候开始，安邦咨询做了很多追踪式的研究，把这个战略工具吃得比较透，用在“新丝绸之路”的研究领域里。我们又根据新的环境、新的理解，做出了一些战略创新和一些理论创新。我们的一个主要战略思路，大体上都是输出通胀，将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人民币和通胀压力输出到境外市场去，目标是形成一个中国主导的共同市场。
从战略研究角度看“马歇尔计划”，在政治上，它要建立的是一个军事政治联盟；在经济上，它要营造的是一个共同市场，而且这个共同市场要建立在超越国家的法律基础之上。所谓共同市场，就是共同的市场空间，共同的秩序，共同的法律，共同的策略体系，有超国家机构和组织来负责执行。在“新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中，中国应该推动实现的目标就是建立共同市场。一旦这样的共同市场构建形成，对中国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这种情况下，中亚各国对中国的向心力会越来越被强化，对新疆的“维稳”问题肯定是有好处的，等于在边境外围就帮你解决了问题，因为共同市场成员的共同利益是跟中国的利益绑在一起的。我们应该先把政治问题放在一边，重点关注和发挥好共同市场的作用。
二、新丝绸之路与基础设施建设
起源于联合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包含有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在2005年斯塔尔教授开始提出美国版的“新丝绸之路”之前，已经有很多联合国主导的项目投入到了中亚各国，北欧诸国在中亚的影响力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在2009年以后，更多的是围绕阿富汗重建计划进行的。值得注意的是，阿富汗重建计划，目前看基本上是失败的，重建计划的资金投入很大，但结果并不理想。对于阿富汗重建计划，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一向以来，我们的习惯似乎是只做自己想做的，别人怎么做的我们不关心。在中国版的“新丝绸之路”发展计划中，我们要注意，阿富汗重建计划是一项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但它没有成功。
关于“新丝绸之路”计划，各国都有自己的解读，也各有自己的一套版本。这在国际政治领域很正常，大家都要往国际合作计划中塞点自己的东西，都有自己的战略目标，这是国家利益导向决定的，完全可以理解。只要地区目标和国家目标基本一致，就可以大致将其视为是一种国际合作项目来加以研究。从目前的中国版本“新丝绸之路”计划，也就是“一带一路”计划来看，重点还是基础设施投资。我们要强调的是，基础设施产业投资不是一般的产业投资，很多人对待这个问题的观点是错误的，把一个特殊产业当成了普通产业来对待。它不是消费制造业，也不是钢铁产业，也不是汽车制造业或是纺织品制造，基础设施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这种产业投资有极为独特的特殊性。
第一，基础设施产业特别容易滋生腐败行为。我国自己的情况就是这样，比如公路交通建设，修建一条高速公路，就可以弄倒一片交通厅的厅长。美国主导的阿富汗重建计划也是如此，在阿富汗修完公路以后，路上跑的车不多，但因修路却出现了一大批阿富汗的腐败官员，美国人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很生气，但也无可奈何。高速公路修好了，当地部族的长老们，开始把孩子送到英国去读书，自己家的路虎也开上了，别墅也建起来了，这都是当地部族社会的腐败现象，都与基础设施投资有关，为全球社会所普遍关注。如果中国想搞基础设施投资计划，首先对这种腐败问题要有所警惕，要有解决方案和战略构想。
第二，公路、路桥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是那种所谓富民工程。路桥建设不会立刻就转化成产业形态上的变化，基础设施毕竟只是基础，它产生效率还要有其他产业的配套上马，产业形态的变化要在后面才会发生。通常来看，这种基础设施产业一般要三、五年之后慢慢跟上才能看到好的结果，但很多地方像阿富汗或者是其他地方，产业跟上来的过程根本不是三、五年的事。在中国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效率比较高的地方，政府带头干，可能比较快，三、五年真的可能其他产业就可以跟上来，甚至原来就有这样的产业，就差基础设施了，所以可以充分利用好路桥电厂能源设施等。
但这种情况不会在阿富汗和大多数地方出现，在阿富汗和其他一些地方，即便路修好了，什么时候才有人去投资建工厂，利用这条路，那真是连影子都没有的事。所以他们的路上没有车跑，很多是空空荡荡的。因此，对于建设基础设施在中亚世界里所产生的影响力，我们要一分为二地去看待，可能不会像大家想的那么轻松和容易。中国的“一带一路”一定要考虑这个问题，替人修好几百公里、几千公里的铁路和公路，投资很大，还可能占用了他们很多的土地，制造了很多民族冲突和矛盾，到最后还没人说你好。为什么呢？这么悲哀的结果是如何出现的呢？就是因为对产业研究不够，实际上没有多少人真正懂基础设施产业。
“阿富汗重建计划”在国内很少有人对它做研究，更多的学者是采用敌视的态度，带了意识形态的帽子来看待这个问题。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项目问题，一旦被戴了一顶意识形态的帽子，结果搞的没人认真看待这个事了，中亚各国的宝贵开发经验和教训也就没有得到认真吸取。今后如果我们自己做，可能还会重新再犯同样的错误，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阿富汗重建计划走向失败以后，出现了很多奇怪的现象，产业替代性会自然产生这样的问题，比如毒品，阿富汗搞不了别的，就搞毒品。阿富汗一直在种鸦片，它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输出国。阿富汗成为毒品输出国对中国也是巨大的威胁，而且它是中国的邻国，对中国的危险就更大。
阿富汗与中国的关系很特殊。除了毒品的直接威胁外，还有其他潜在的威胁。阿富汗长期以来就处于“世界中心”的位置，任何经过它的地方都有可能沾染一些问题，首先是部族的冲突，收买路钱的人特别多。阿富汗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据说中亚地区各国的所有语言都可以在阿富汗找得到人在讲，这是一个超级复杂的部族社会。在这样一个部落型社会，国家和政府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因为每个部落讲不同的语言，在部落里长老说了算。
不过，对这样的国家，世界上有一个国家的人是最擅长跟他们打交道的，那就是中国人。中国人特别擅长的是坐下来跟人喝喝茶，私下找人嘀咕嘀咕，就把事情给搞定了。如果让在美国受了哈佛大学教育的人跟他们谈判，结果还没怎么着，可能先给部落长老们上了三个小时的课，这些人要听你的才怪！但要是换上中国人，尤其是广东、浙江和江苏人，拿着几皮箱的礼品，一个礼拜以后与部落长老们几乎就是哥们了。这样的事情是中国人很擅长的，他们与中国官员不同，他们是在市场经济体中摸爬滚打出来的。
所以，任何有关中亚国家的战略构想，必须将民营与国营、政府与市场这几种社会关系考虑进去。他们对于中亚国家市场和社会的进取程度是不一样的，同样的事情，有的人就干不成，但有的人可能就干得成。对于中亚各国的市场，如果让民营经济打头阵，有限考虑市场经济因素，则成功的可能性会大一些。如果动不动就是在僵化的老办法上面考虑问题，成功的可能性就会低不少。最关键的是，要把政府、市场、民营几个方面的力量装在一个系统框架里，变成统一的、可协调的、可支配的力量，为国家战略服务，这样它们的潜能就能迸发出来。这就是安邦咨询提出建设共同市场的重要思路。当然，与我的构想相比，目前还是四分五裂、由着性子来的局面，并没有形成合力。这样的政策尴尬，说的不好听一点是咎由自取，其实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关键是你能看得到，你要具有那样的战略视野。
三、新丝绸之路不等于搞项目投资
国际舞台有时与艺术舞台的效果是一样的，主角的不同，上演一个剧目的成本也大不相同。中亚以及阿富汗地区的发展，明显可以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呼应，最重要的是，“新丝绸之路”的发展计划，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寻求联合国的支持甚至主导。而中国版本的“新丝绸之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重点发展方向是东南沿海，面向的是东盟国家，而其中的主角毫无疑问是中国，这里边各种所知或不可知的成本花销就会很大。这是由竞争关系决定的。这些海洋国家的发展已经有了几个世纪了，它们的产业与中国的产业基础非常近似，所以有直接竞争关系。如果搞海上丝绸之路没有矛盾，那才奇怪了。但到了中亚地区，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新疆的同志们到了中亚各国一带，就会感觉到中亚人对我们的态度还是不错的，友好的居多。同样的情况你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根本看不到，那里所能给你的安全感会完全不同。
中国版本的“新丝绸之路”，也就是所谓“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实际是有很大疑问的。如果你一味地就是要给别人塞钱、塞项目，自然别人也会想要。但你自己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根本说不清楚！一些在遮掩之下讲出来的东西，如含糊不清的“共同发展”，根本没人相信，这就是中国版本“新丝绸之路”的现实。与此同时，我们要想一想，把这么多的资源投向一个含糊不清的“战略”版本，投向一些项目领域，照顾一些项目市场，甚至就是一些具体的产品，这是为什么？此后怎么办？如果项目和企业都走出去了，但在那边弄得一塌糊涂，谁去收拾局面？现在就连缅甸这样一个国家都能越境开枪开炮，而我们似乎一点办法都没有，更何况在更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虽然中国现在动辄谈论战略的人很多，但实际上中国真正有清晰战略思路的人不多。
不止是缅甸，整个东盟国家其实都差不多。如果我们的“海上丝绸之路”计划大举投资，将来的投资保护、投资风险、投资安全，都没有什么把握。企业家也不傻，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让他去投资，除非逼得没有办法了。所以在“一带一路”中，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在这条路能走多远，能否走得下去，都有很大的问题。比较起来，还是中亚地区的条件要更好一些，在国际政治上的呼应比较多，地缘战略上配合以及战略目标都比较明确。
印度现在对“新丝绸之路”也很感兴趣，从此前的数据来看，现在中亚投资最大的投资国不是中国，而是印度。中国很多大学教授认为，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很大。我们最近也看到了投资计划，但这并非是真正的投资，都是在报纸上讲签了协议，都是计划性的。从真正落地的投资以及投资持续时间的长短来看，印度恐怕还是走在最前面的。
此外，日本和北欧在中亚地区的投资也做得比较好，他们都参与了一些国际主导项目，因为他们做的比较早，投资进入的时间也比较早，所以他们也得以把一些高战略价值的矿产资源控制起来，比如铀矿。中国是一个贫铀的国家，如果想建设核电站，想把它当成产业去做，现在这样的计划已经出来很多了，按照他们的想法，那是会有几十个核电站准备要建的，但是铀矿呢？其实还没着落。核电站需要铀矿，我们当然可以从南非和澳洲买到一些铀矿，但前提是千万别得罪美国，只要得罪了美国，这两个地方的铀矿供应就没有了。其实在中国新疆的旁边——中亚地区就有铀矿，而且在中亚地区还有其他的高价值矿产供应。关键是你有没有战略，支撑你去开发和利用这些战略资源。
现在中国有一种现象，各个部门经常叫苦连天的，看着我们走得挺远，谈起来也是千难万险之类的，其实出现这种情况经常是自找的。中国的战略企图，经常会出现令人百思不解、很奇怪的一些想法，它缺乏一个总的战略性的协调机构，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各说各的话，各唱各的调，各个“山头”有各个“山头”的利益，结果是四分五裂了，这种事情看多了，以后会造成人的神经分裂。
四、新丝绸之路与产业发展
很多理论学者都怕谈产业问题，我认为这可能与他们的学术训练和学术素养有关系。一位好的理论学者，尤其是理论来自于自身学术的学者，是不会怕谈产业的，因为他的理论本身就可能来自产业和社会，他定然能够了解其中的关系。
实际上，“新丝绸之路”可以提供非常好的产业匹配关系，这种产业匹配关系对中国和中亚各国来说同等重要。中亚各国有大量的矿产资源，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又需要大量的矿产资源。中国现在每年的进口量惊人，很多矿产品如铁矿石、铜矿等资源，都是世界第一的进口大国。另一方面，中亚各国又是消费资料的潜在进口大国，人口很年轻，美好的生活一定需要大量的日常用品，而这恰恰是中国可以大量提供的。所以，“新丝绸之路”可以提供很好的产业匹配关系。但如果对比一下东盟国家和中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东盟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一个纯粹的市场，从产业而言，几乎一点产业匹配关系都没有，反倒是存在高度竞争的关系。
我举一个例子，安邦咨询有六千家客户，其中很多都是房地产开发商，他们经常问我们的一个问题是，现在搞“一带一路”，我们能不能去马来西亚投资？能不能去东盟国家投资？我说投资可以，但是别当开发商！这一下让他们糊涂了，他们问为什么？我只能实事求是地告诉他们说，马来西亚和东盟国家一点都不缺开发商，你要去的话，一定面临激烈的竞争。拳打脚踢，你未必弄得过人家，但是你带着钱过去搞项目，跟人合作搞项目，这也许是有可能的，甚至会比较容易受欢迎。但如果你想取得支配权，你想在中国一样当个大老板，一切自己说了算，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什么叫竞争关系，这就是竞争关系！中国的房地产企业家行吗？我看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恐怕未必。
搞施工的公司面临的问题也差不多，你有劳动力，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只比你多，不比你少，而且比你还便宜不少，这同样也是存在竞争的。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有传统是做劳务输出的地区，无论在阿拉伯，在非洲，在美国，都可以看到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输出劳务人员，尤其是过去，这种人就更多了。但在东南亚国家，在“一带一路”上，你想靠输出劳务来赚钱？那根本不可能，你又在跟人家面对面搞激烈竞争了。所以，东盟国家以及沿着“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与中国的产业关系大都是高度竞争的关系，根本不是一种高度匹配的关系。我不知道，“一带一路”当初的产业考虑是怎样的？一般的战略研究者是不会这样去配置和构思产业方案的。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商品，“中国制造”，如果放到“新丝绸之路”沿线，放到中亚国家去，就很受人家的欢迎，因为他们的社会发展水平，因为他们国家的经济开发阶段，决定了他们非常喜欢中国的产业和商品。
中亚国家的矿产资源分布和中国太具有互补性了，无论是铁、镁、能源、稀土，世界最大的锂矿都分布在近在咫尺的地方。中亚国家拥有大量的矿产资源，虽然资源往往是垄断的，但在跨国贸易框架之下，这些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再难也难不过中俄能源协议吧。更何况在共同市场条件下，彼此的好处和利益有多种多样，中国还有其他的制造品，还有投资，还有就业，还有生产经验和管理经验，可以提供给中亚国家。中国现在已经下手晚了，如果再不下手的话，就更晚了。现在的中国版的“一带一路”，造成东南沿海吸收了大量的资源和资本，新疆的步调如果再走得那么慢，好处就都被东南沿海地区拿走了，我不知道新疆今后还能剩下什么东西？发展的快慢，就是这样，那是一种结果，但实际与你对事物的理解有很大的关系。如果理解上就很差劲，当然谈不上行动了。
中国在中亚地区发展产业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金融。在金融方面，目前中亚这些国家的货币表现都很糟糕，人民币是升值的，这当然是对外投资和收购资产、资源的好时机，当然也是中国发钞的好时机。
中亚五国的金融领域都很差。在金融领域里面开展对中亚各国的金融研究，过去西南证券做了一些工作，它毕竟是一家内陆的投行，对西部边疆有一定的敏感性。东南沿海大型的金融机构，眼光都是对外的，都是对着东南沿海的，对那片蓝色的大洋，实际却是竞争的红海，拼命地把资源投放在那些地方。其实中亚五国金融市场的空间都很大。我去俄罗斯考察的时候，俄罗斯就人告诉我，这里信誉度最高的，可靠度最高的都是外资金融机构。对俄罗斯本土的金融机构就要小心了，各种问题都有。你的车撞了，马上可以从外资保险公司哪里获得理赔，如果你买的是俄罗斯的保险公司，车撞了，据说要三个月以后才能理赔。所以俄罗斯的公路上到处都是出了交通事故的车，车子的后屁股都撞没了，还在那里开，为什么？因为保险公司不给钱，没钱修车，这就是金融服务的市场和空间。
在那样的市场里面，外资金融机构已经建立起了这样的声誉。老百姓存钱都愿意存到外资银行，买保险也要买外资的保险公司。中国的金融机构进入中亚地区，有可能分享到外资金融机构的声誉，当然得我们自己做得好。
如果我们走出去的话，中亚国家的市场空间很大。现在的新疆，在政策尤其是与战略有关的政策方面还缺乏研究，更谈不上发挥作用。如果理解不到，就做不到。实际上，新疆未来完全可以高看一线，中国以及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就在这片高原之上，世界经济最有前景的地方就在这里。现在这片地方，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有各种挑战，但它有这样的潜力，这块大陆的温度正在上升，我们要有这个战略眼光和敏感性。
虽然作为智库学者，我非常清楚，中国的政策研究也是一种特权，不是什么人都能参与的。但我还是不禁时有遗憾，如果中国的政策研究部门，在意的不仅仅是特权；如果能够以再开放一点的态度去研究政策；如果能够与真正有学术积累的专家学者进行交流，情况可能会好得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