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国的政治体制都有缺陷，中国也不例外。然而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将一些迹象解释成中国政治体制处于崩溃边缘的证据，最近的例子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但是，这样的结果当然不会出现。执政党牢牢掌握着权力，高层领袖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任何其他政治选择在今天都无法得到广泛的支持。
更具现实意义，也更值得向往的结果可能是保留现有制度优势的政治变革。但是，中国政治模式的优势究竟何在?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如何取得进步?我相信，在政治更加开放的环境下，这个模式会不断完善，最终以合适的方式接受民众的检验。
选举民主并非政治改革的唯一形式。在中国，过去30年的变革一直遵循3个原则：政府层级越低，政治体系中的民主成分越多;在最低层和最高层政府之间留出探索治理新模式的最佳实验空间;政府层级越高，政治体系中的尚贤(meritocratic)成分越多。
中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引入村级民主选举以便维持社会秩序和遏制地方官员的腐败;到了2008年，9亿多中国农民已经行使了选举权。选民不是选择政党，相反，他们直接提名候选人，并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选出任期3年的村民委员会。一般来说，投票率很高，随着时间的推移，选举质量也在逐步提高。
中国政府有很好的理由支持基层的民主选举。在小社区里，人们对所选择的社区管理者的能力和品德有更多了解。地方性议题相对直接也更容易理解，更容易产生共同体的感受。即便出现了错误，地方层次的代价也较小。
在城市和省一级，中国政府往往以经济和社会改革对体制进行修补，然后将成功的经验应用到其他地方。在向其他地方推广前，会分析出现的问题，对政策进行调整。这种改革试验有很多形式，最著名的就是进行市场导向政策试验的深圳经济特区，随后它的模式被推向全国。最近，政府在进行一些改革试验，如吸引非国有资金为老年人提供医疗保健以及保护工人合法权益等，这些都挑战了对“威权型治理”的常见臆断。事实上，中国政府非常清楚“经济增长至上”发展模式的昂贵代价，所以已经鼓励地方政府尝试用更加多样化的指标来考核政府官员的政绩：比如杭州优先考虑环境的可持续性，成都则强调要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中国比较灵活的宪法体制没有将不同层级政府的权力分工视为神圣原则，因而更容易进行此种实验。国家的政治稳定也确保成功的地方改革创新经验推广到中国的其他地方。但在民主体制下，因为政党轮流上台执政，不能确保维持和扩展前景良好的新尝试，从而意味着政策领域缺乏推动实验和革新的积极性。
中国模式的高层特征是贤能政治(political meritocracy)，即高级官员的选拔应该基于德才兼备的原则。在皇权时代的中国，贤能政治依靠科举制使优胜者取得功名与权力的途径制度化。这种科举制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和7世纪的隋朝时期。在帝制彻底终结之前的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但是在过去的30年里，考试体制又被重新确立起来。
那些渴望成为政府官员的人必须通过公务员考试，这是类似于智力测验性的考试，里面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通常是成百上千个申请者竞争一个初级岗位。他们必须在基层表现良好，经过一级一级的严格考核，才能进入政府部门。政府高官必须积累数十年的各种行政管理经验，而只有少数幸运儿才能进入政府高层。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当今世界竞争性最激烈的体制。
中国的贤能政治选拔过程最适合一党执政的国家。一旦领导人们登上政治权力的顶峰，他们就能制订长期计划并做出关系到所有利害关系人利益的决定，包括子孙后代的利益和居住在国外的人的利益。多党制体系不能确保官员因为在低层级时的优秀政绩而被提拔到高层。同时也没有培训高层管理者的积极性，因为主要官员的任命是随着选举结果而变化的。
与中国领导人们相比，需要担心下一场选举的领袖在决策时更有可能受到短期政治利益考虑的影响。民选领袖更容易受到强大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的摆布。如果这些利益与选民的利益或选举活动资助者的利益发生冲突的话，受政府政策影响的非选民利益如子孙后代的利益很有可能被牺牲掉。民选领袖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筹款，一次次地发表竞选演说。与之相反，依据选贤任能原则选拔的领袖则是根据他们做了什么而非他们说了什么来评价的。
当然，理想的中国模式与政治现实之间还存在着巨大差距。比如，即使村级民主选举是公平和自由的，掌权的可能性并不总是转变成真正行使权力，当选的民意代表的权威仍然受到掣肘。
在市政府和省级政府的政策试验方面，问题是如果革新触动到权力群体的利益的话，改革的动力往往会减退。公众的压力能够平衡这种压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3年SARS的爆发引发广泛的批评，极大地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农村医疗卫生改革的试点项目在全国范围的推广。
政府还能通过其他方法进一步消除实验的不良后果，比如委托社会科学的独立专家组成的顾问机构评估在不同地区进行的实验是否具有政治敏感性。
只有在根据高超的能力和优秀的品德选拔领导人的情况下，高层的贤能政治才值得向往。很少有人怀疑中国领导人的领导能力。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愿意致力于服务公共利益的政治品德。比如，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不久前，中国领导人优先考虑脱贫和在贫穷国家大力发展经济的选择不是没有道理的。如今，政府更多强调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最近承诺要在未来20年削减温室气体排放。谁更有可能信守诺言呢?如果共和党在2016年赢得总统选举的话，美国可能抛弃这个承诺。但是，中国就没有这样的担忧。
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点是腐败问题。在贤能政治体系中，腐败-以权谋私的危害性特别巨大，因为领导人的合法性即便不是全部至少部分就来源于他们被视为品德高尚和献身公益的人。在有的国家，清除腐败官员首先要依赖于民众，但是贤能政治必须依靠独立的监督机构、严厉惩治贪污和高薪养廉等手段。总体上看，过去30年中国的腐败出现了爆炸性增长，如今已经成为明显的政治问题。这也是因为在过去几年里社交媒体的曝光和政治精英的炫耀性消费的滋长。正是认识到这个致命威胁，习近平才将反腐作为新政府的头等大事。
这场反腐败战役，在中国历史上算是持续时间比较长，也更具有系统性。无论反腐败过程中出现了何种滥权现象或者政治偏见，净化体制是必须的。
更长远来看，政府非常清楚，现在推动的经济现代化到一定程度，往往会出现政治上的变革。但贤能政治在中国有深厚的根源，调查一再显示，大部分人更支持“监护人话语”(guardianship discourse)而不是自由民主话语。前者授权能干的官员承担起维护社会利益的责任，后者则优先强调程序性安排，确保民众参与政治和自己选举的权利。人们可能回应说，这种政治偏好将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有所改变，但是在我任教的中国名牌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往往都支持贤能政治。
虽然这样说，中国仍然存在对政府透明和法治等价值的强烈需求。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些要求会越来越强烈。政府怎样才能既保持社会的开放又不会威胁到其精心构建的贤能政治呢?
中国模式的胜利将有助于为该体制提供民主合法性。国内外批评家常常指控中国政府因为没有民主选举和缺乏民众的支持因而在本质上并不稳定或缺乏合法性，如今是民众而不是政府会让他们闭嘴。
中国人常常对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悠久文明感到自豪。没有人反对中国应该维持和壮大建立在伟大文化成就基础上的文明，无论是饮食文化还是武术或医药。为什么不能在贤能政治的伟大传统基础上建立中国模式的政治体制呢?当然，这个传统需要证明在现代世界里依然是可行的，具有适应能力。在我看来，该体制已经显示出真正的潜力，而且应该成为判断未来政治改革进步与否的标准。不过，该模式在某个时间点也必须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