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后70年“世界秩序之争”的对话
世界秩序之争的背景与缘起
今年是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战后70年来，世界发生了哪些主要变化，这些变化的焦点是什么？
1945年以来的70年期间，世界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民族民主运动”（“非殖民化”）、“冷战”、欧洲一体化、苏联解体、经济全球化、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中国“崛起”。这些大事件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国际（世界）秩序的演化。[1]
联合国成立70周年，世界秩序是焦点之焦点的全球问题。习近平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深入分析了世界发展态势和国际格局变化”，强调“要充分估计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更要看到国际体系变革方向不会改变”。[2]
“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对目前世界形势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判断。世界其他领导人也在思考目前的世界秩序向何处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为此还出版了受到广泛关注的《世界秩序》一书，对“国际秩序之争”发表了系统的看法。[3]
过去70年，关于世界秩序的争论、争夺一直没有停止，有时“争”的情况变得十分尖锐——要什么样的秩序？是什么样的秩序？谁的秩序？现存的秩序走向何方？等等。
既然“世界秩序之争”是70年来全球问题的焦点，那么在过去既有的国际格局下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这些事件给中国提出了怎样的问题？
在联合国成立不久的20世纪40年代末，美苏之间就爆发了“冷战”。“冷战”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是“国际秩序之争”史上最严重、最紧张的局势。苏联代表了20世纪的一种主要的国内秩序。这一国内秩序向外的延伸组成的国际体系与美国组织的国际体系形成全球对抗。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生的国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历史上第一次获得独立国家地位的国家（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和平共处”原则，召集万隆“亚非会议”（1955年），为后来的在美苏之外的“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和“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开了头。而在“西方”内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属于美国阵营却面对苏联的“欧洲联合”在西欧起步，成功形成“欧洲共同体”。
在1991年苏联解体的同时，欧洲共同体升级为欧洲联盟，“新欧洲”格局出现。20世纪70年代，主要以亚非拉国家为主的石油生产国联合起来，集体向“发达国家”发难，导致了“石油危机”引发的二战后最大一次西方经济衰退。发展中国家以集体力量，利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20世纪80年代，致力于欧洲共同体的西欧领导人，尤其是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等社会民主党势力，对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作出积极回应，提倡“北方国家”（欧洲共同体）应该与“南方国家”进行对话与合作，通过“重建世界经济秩序”，缓解南北经济冲突。然而，由于英美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发动“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全球化”，大批发展中国家或深或浅地卷入这次“全球化”过程，“南北对话”止步不前，“发展中世界”分化严重，有的“从全球化中受益”，“崛起”为“新兴经济”，有的则陷入“内战”、混乱、停滞，甚至“失败”的地步。
美国在苏联解体前夜，即1990年发动的“海湾战争”中就迫不及待地提出塑造“新的世界秩序”的目标。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旋即以“冷战胜利者”自居，开始全面建立“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一系列支持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即“单极世界”的系统性言论不断涌现，影响广布全球。人们熟悉的包括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布热津斯基的“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超级大国”，等等。不过，一些头脑冷静的美国学者没有照单全收而是修改了上述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极端言论。1999年，提出“文明之间冲突”的亨廷顿认为世界格局是充满矛盾性的“单极下的多极”（Uni-multi-polar）。[4]不过，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内外再次出现了“美国（力量）衰落（走下坡路）”的争论。[5]不过，美国一些精英竭力否定“美国衰落”。在2014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甚至希望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再延续一百年。[6]
今天我们提出“国际秩序之争”问题，不是研究70年来影响世界秩序演化的主要因素，而是以过去70年世界秩序的变化为背景，尤其是以过去70年中国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演化为背景，讨论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秩序之争”。这里的“争”是广义的，是在全球、地区、国内三大层面展开的。为什么“争”？“争”向何处？在“国际秩序之争”中的中国立场呢？中国到了“要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7]的时候吗？
“挑战”与“不挑战”
近年来的世界秩序之争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哪些主要挑战？这些挑战的关键要素何在？
最近一些年来，在美国和欧洲等地，对“（国际）权力转移”和“（国际）权力扩散”十分担心。而这两个“担心”合在一起就引起了对世界“无序”的深刻焦虑。所谓“权力转移”，是指主导、控制国际秩序的权力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转移到中国等非西方国家；所谓“权力扩散”，是指国际权力从原来的“国家政权”控制到大量的“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actors）或者不被现存国际体系承认的介于“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动者”之间的各种国际行为体也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国际权力。
但是，这两个“挑战”中的哪一个对现存国际秩序及其中的主要国家（尤其是美国）影响更大一些呢？
“软实力”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始人约瑟夫·奈从“软实力”的角度否认“美国衰落”。他指出：“真正的问题不是美国将被中国或者另一个竞争对手超越，而是其他许多实体（包括国家和非国家实体，如跨国企业、恐怖组织和网络罪犯）实力资源的上升。美国还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全球问题，需要我们有能力组建联盟和网络。与那些宣称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观点相反，我们并未进入‘后美国’世界。但未来的美国世纪看上去将与过去几十年不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将小于上世纪中叶那段时期。此外，其他国家崛起所导致的复杂性，加上非国家实体的角色上升，将让即便身为头号强国的美国也更难施加影响和组织行动。无序是比中国更大的挑战。”[8]
根据奈的观点，美国根本的担心并不是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化，而是由于这种实力对比的变化可能影响美国对世界的主导性。政治学的根本问题是“谁控制”和“谁主导”。美国和世界关系的根本问题是，美国是否继续控制主导这个世界。
奈一方面坚定地重申，“美国世纪”还在继续，“至少还会持续数十年时间”，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在军事和软实力方面有着别的国家，尤其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欧盟国家等不可企及的优势。[9]同时，他也认为，应该区别美国“霸权”和美国“主导”。这使他与那些坚持美国霸权的人不同，也与那些认为美国衰落（至少是暂时或者已经开始衰落，但未来不确定）的人有所接近。
在我看来，奈做的是“比较霸权”（comparative hegemony）这一有意思的课题。他认为“美国在世界中的地位更应该称为‘半霸权’”（half-hegemony），而不是人们普遍误解的美国是全面的霸权。这是他在退休后写作中真正的新观点。有了“半霸权”的概念，他想到了美国人熟悉的“主导”（primacy）一词，为美国在世界的控制地位辩护。“主导”一词“才更准确地描述了一国在三大实力源上的（可测量的）超凡比重：军事、经济和软实力”。根据这三方面的指标，“仍有理由相信，至少在本世纪上半叶，美国将仍然拥有主导地位，并继续在全球实力平衡中扮演核心角色”[10]。
从约瑟夫·奈等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到，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担心国家间实力的变化，但还是对自身是否能够继续主导世界抱有一定的担忧。那么，您能结合具体的案例谈一谈上述世界秩序之争的现实表现吗？
最新的关于当前“国际秩序之争”的例子是围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下简称“亚投行”）展开的国际政治。中国领导人在2013年提议，可通过“一带一路”即加强全球的基础设施投资带动世界经济新的增长。作为对奥巴马政府“转向亚洲”（pivotto Asia），构建“没有中国”的一系列新国际安排的有力的战略回应，“一带一路”倡议中包括设立一些新的国际金融组织，其中就有“亚投行”。中国这一倡议，引起了美国及其在亚太地区最亲密的盟国日本的极大“关切”，因为亚投行直接触及到“现存世界秩序”的敏感神经。
为什么美国把“亚投行”问题上升到“国际秩序之争”的高度？因为中国被认定是“（重新）崛起”的“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power）。根据西方的经验与理论，崛起的谋求主导的大国与现存的维持主导的大国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难题，即“修昔底德陷阱”。自1989年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理论，向世界说明中国不谋求对国际体系的主导，即“不称霸”的新表达。但是，对美国来说，即使是“和平”的“崛起”或者“发展”，也是对现存秩序的“修正”或者“改变”。
从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中国一直做着两件事：把中国“纳入”（integrate）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西方自由秩序”（Western Liberal Order）中；同时，要求中国不要“免费搭车”，而要承担更多的与身份地位相称的国际责任，即“贡献”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2005年，美国时任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发表了《中国向何处去？——从（国际体系的）成员地位到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著名演讲，提出了中国要做“负责的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 holder）的要求。
关于中国做美国组织的国际体系中的“负责的利益攸关方”一度成为焦点话题。
佐利克这一代表美国政府的对华外交政策讲话发表十年之后，中国发起、筹组并落实了包括“亚投行”在内的“一带一路”倡议。本来，根据“负责的利益攸关方”的观点，中国筹组“亚投行”正说明中国变成更加“负责的利益攸关方”了。因为即使是美国，也没有如此大规模地贡献国际公共产品———在世界经济最为困难的时刻，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美国似乎完全忘记了十年前“负责的利益攸关方”的振振有词，不是表扬和支持中国的所作所为，而是把诸如“亚投行”这类为国际社会做好事的行为说成是“挑战”和“颠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很明显，美国做出了“一个错误决定”。
乍一看，“亚投行”等中国发起的国际金融组织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筹组的管理世界货币体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似乎异曲同工。有人甚至把美国在冷战开始后执行的主要外交政策项目“马歇尔计划”拿出来进行类比。中国已经明确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什么当代的“马歇尔计划”。不过，把中国发起的包括“亚投行”在内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马歇尔计划”类比本身却值得思考。21世纪20年代的中国在世界上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难道都是受到美国统治世界经验的启发？如果中国只是模仿和复制美国的全球统治模式，就注定了中国“软实力”的先天不足。
实际上，美国对“亚投行”等问题的不满、批评和阻止美国的“盟友”加入“亚投行”都说明中国并不是简单地模仿和复制美国的模式。中国转变认识、态度和立场，重视全球治理，不仅参与全球治理，而且试图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某种引领作用，推动全球治理的转型与创新。
统治和治理不同。全球统治是霸权治理，与真正意义上的包容性的、普遍参与、共享的全球治理不同。霸权治理和全球治理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和冲突。中国追求的不是霸权治理，而是全球治理。但是，任何真正的全球治理恰恰不利于美国的霸权治理。
中国政府不断地通过多种途径，在多个场合声明，“亚投行”不是“取代”、更不是“颠覆”，而是“补充”，且承诺要与现存世界秩序下的全球治理机构，如世界银行进行充分的合作。
在中美领导人共同签署的《20国集团布里斯班峰会公报》（2014）中，已经解决了诸如“亚投行”这样的新建国际金融组织和已有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解决全球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不足问题，对促进增长、创造就业和提高生产力至关重要。我们赞成‘全球基础设施倡议’。”
“我们将继续同多边开发银行合作，并鼓励各国开发银行，通过优化资产负债表的方式提供额外贷款，并确保G20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工作惠及低收入国家。”“为支持落实上述倡议，我们同意成立为期四年的全球基础设施中心。”“欢迎世界银行发起成立全球基础设施基金。该基金将同我们的工作相互补充。我们支持其他开发银行的类似行动及彼此合作。”
2015年3月30日，在以北京为总部的国际金融论坛举行的学术圆桌会议上，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Robert Manning）指出，奥巴马总统的特别代表、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正在华访问，“寻求建立美国与正在组建的亚投行之间的关系”。曼宁这句话很值得玩味：美国不再批评“亚投行”，不再反对盟友加入“亚投行”，而是试图高高在上地管理、统治“亚投行”了，即维持“现有秩序”———世界银行在协调和管理包括“亚投行”在内的新建国际发展机构上的作用。从1944年建立以来，美国一直控制着世界银行，尽管在世行内部治理中有一些变化，但是，任何竞选成为世行行长的非美国人都以失败告终。
“改革”与“新建”
如果说世界秩序之争已经成为全球发展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那么在此背景下，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是怎样的？
1870年，在西方列强举行著名的“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以后，西方要使中国更进一步“门户开放”。100年后的20世纪70年代，西方再次试图打开中国的大门。这一次，西方很幸运也很成功，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在寻求“对外开放”。“门户开放”和“对外开放”两种力量终于“相向而行”。
从1979年至今的将近40年，是中国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之间关系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时期。这一关系是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年来的世界秩序演化的中心因素之一。
如上所述，西方的目标是吸纳中国加入“现有秩序”。这里的关键词是“现有秩序”。这个“现有秩序”有各种定义，但根本的是，如同美国学者约翰？艾肯百里（G.John Ikenberry）明确指出的，现有秩序是“美国主导下的秩序”。
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面对着处理与“现有秩序”的关系的十字路口。中国的决定是在经济上完成加入“现有秩序”。
也就是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不自觉地卷入到融入现有世界秩序的洪流之中。那么，未来中国面临世界秩序之争，可能的行为选择会有哪些？
在21世纪20年代，中国与现有秩序的关系又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这一次，中国不再简单地加入或者被纳入“现有秩序”，而是试图做两件事情：
第一，“改革”现有秩序。中国是“当代国际秩序的改革者”。“我们倡导的是改革完善，而不是另起炉灶。改革的方向是，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维护占联合国会员国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二，仅有“改革”还不够，中国要建设与“现存秩序”平行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被怀疑、疑虑或认定为是与“现存秩序”异质的，但中国坚持认为这些新建的东西并不挑战“现存秩序”。
于是，就出现了两种情况：中国参加了现有秩序（主要包括联合国、国际金融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但对它的“改革”难以取得进展。
苏联解体后，在美国为“单极世界”的到来欢欣鼓舞的同时，世界各国以为联合国由此获得了新生，可以重建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联合国的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初起步。然而，20多年下来，联合国的改革进展十分缓慢。瑏瑨在国际金融组织方面，改革也遭遇阻力。美国参加的《G20布里斯班峰会公报》批评了美国国会阻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进程：“我们承诺维护一个强健、以份额为基础、资源充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们重申将继续落实圣彼得堡峰会承诺，并因此对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第15次份额总检查以及新份额共识的持续拖延深感失望。落实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仍然是我们最首要的任务。我们敦促美国批准上述改革方案。”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多边机构的内部治理难以改进、低效率，现有的全球治理是失败的。
在“新建”诸如“亚投行”这样的国际机构方面，中国顶多是一个后来者。美国和欧洲等国家一直在“新建”。欧美无需为这些“新建”作任何解释，至于欧美“新建”的国际机构是否为“另起炉灶”，并无多少人指责和怀疑。在中国因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向国际社会解释“不是另起炉灶”的同时，美国组织的诸如排他性的“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等根本没有作出任何解释。
“新建”代表着主流。1945年以后，联合国系统在不断增长，出现了诸如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开发计划署（UNDP）这样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系统为联合国实现其使命提供了制度（组织）基础，是联合国在观念和制度上的发展。例如，与国际金融机构和世界贸易组织等不同，UNDP在推动“人类发展”上功不可没。联合国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更新了“发展”的概念。2015年之后，“千年发展目标”将进入新阶段。
以“新建”为主流推动世界秩序变革的方法其实是在打破现有世界秩序的利益格局，因此，势必会引起原主导国的不满与施压。那么，您认为“新建”所遭遇的阻力何在？
发展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在制造问题。气候变化在1945年时根本不是问题，甚至在冷战期间，气候变化也仅是科学研究的问题，但在中国、前苏联国家、印度、巴西、非洲等全部卷入工业化、城市化后，气候变化问题突出出来。气候变化治理只能是包容性的多边治理，联合国为此建立了新的国际制度。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是艰难的，然而也是别无选择的。
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发展带来的典型问题是“资源诅咒”，引发冲突，甚至战争。为了解决这类发展引起的冲突，各个国家、国际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作了许多尝试。例如，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为解决因为开发钻石而引起的“资源诅咒”冲突的“金伯利进程”（KimberleyProcess）于2002年产生了。2014年，中国首次担任“金伯利进程”轮值主席。截至目前，“金伯利进程”已塑造了一种新的全球治理模式。
“全球挑战”是一个长长的单子。例如，海洋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就愈来愈突出，而在21世纪则更加尖锐。1945年时，海洋问题相对比较简单，《大西洋宪章》规定了自由航行，海洋国家的利益就得到保障。世界上许多国家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许多国家志在成为“海洋国家”，但是控制世界海洋的老牌国家则不愿意修改世界海洋秩序。中国一度严重忽略海洋问题，我们的海洋国土、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遭到严重侵犯和蚕食，损失巨大，与有关海洋国家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新建国际制度的一个重大例子。在21世纪，该《公约》面临着新挑战。中国作为大国，在加入该公约时，对该公约的不利一面考虑不足，原因是公约诞生和中国加入时，中国的海洋意识、对海洋主权的态度，以及对世界海洋的依赖与今天志在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海洋国家很不同。而在20世纪没有参加创始、也拒绝加入该《公约》的美国则可能在21世纪初加入该公约，因为美国要使用该公约来制约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海洋国家。在其他议题，如核能安全、网络安全、南极和北极问题、外层空间利用等“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都需要“新建”国际制度才能实现对这些问题的全球治理。
在过去70年，即联合国存在的70年，在不少情况下，美国一直是国际合作中的一个阻力，而非动力，所以，很多国际协议是没有美国参加的，且没有美国参加的国际协议居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也就是说，“没有霸权的（国际）合作”（cooperation without hegemony）即使在联合国系统中也在取得发展。
今天的国际机构（国际制度）是极其多样性的和严重相互重叠的。在国际安全方面，尤其是对于大多数欧洲国家来说，北约比联合国安理会更加重要，而七国集团（G7）即使在G20成立的情况下也还继续存在，且试图在G20中发挥中心作用。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后，这样的趋势将继续下去。其实，一些学者早已指出并研究过此种情况。2005年，福山就提出了“多样的多边主义”（multi-multilateralism）这一术语来描述这种世界局面。瑐瑡非联合国的国际组织及其活动，例如非联合国的维和活动，是国际现实。
在这种叠床架屋的并存时期，美国谋求的仍然是一种霸权主导下的全球统治，以“自由经济体系”（liberal economic systems）一统世界经济，避免出现不遵守“共同规则和规范”（common rules and norms）的情况。瑐瑢尽管美国等国家不断鼓吹“中国威胁”，担心中国“另起炉灶”，但中国发起的国际机构，不是也不可能是美国那样的霸权统治，而是一种没有霸权的全球治理（non-hegemonic global governance）。
非常明显，目前的这场“国际秩序之争”还是良性的。大多数国家并不主张“革命”或者“推翻”已有的即老的代表全球治理的国际制度，而是主张对其进行必要和必需的改革、完善。然而，各国在改革国际组织的原则和政策上，存在着不少分歧，有些分歧甚至是严重的；而在创建新国际机构方面，目前各国，尤其是各个大国，似乎展开了一种国际竞争。如果竞争是良性的，创设国际制度有利于对世界的有序而非无序状态作出贡献，则是好的全球治理的国际制度供给。否则，竞争将导致国际关系的复杂化，甚至引起一些国家之间的严重冲突。最终，不论如何，未来的现实和趋势是，老旧的国际结构和新建的国际结构之间的并存、协调、对接、融合、冲突。
由于G20等已经诞生且在最高政治层次运作（从2008年以来举行G20领导人会议），代表旧的国际制度的国家力量和代表新的国际制度的国家力量在诸如G20这样的妥协性、合作性全球框架下交锋和互动。中国将于2016年担任G20轮值主席国。目前，国内关于这一点的研究还严重不足。2016年是世界秩序下一个70年的开始，中国的G20轮值主席的使命之一应该是让旧的国际制度和新的国际制度对接、结合起来，从而使21世纪成为主要由非西方国家推动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世纪。
“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世界秩序之争的另一种后果可能是世界反而进入一种“无序”的状态，是什么原因使得有些人会产生这样的担心呢？
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欧美，越来越多的人担心21世纪可能将是无序的世纪。导致这种担心的现实因素是：
俄罗斯在一些原属前苏联但现已经独立的国家，如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地“收复”失去的领土，对分散在前苏联领土空间的俄罗斯公民甚至俄罗斯人实行保护政策，使许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都担心俄罗斯会采用同样的做法“践踏”这些“新独立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70年，“非殖民化”导致了在中东、非洲、亚洲等地区诞生了一系列新国家并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身份加入了联合国。由殖民主义者确定的边界在独立国家诞生后得到承认。非洲由此诞生了50多个国家，阿拉伯世界则是22个。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有数个，后来经过战争或者和平方式分裂成目前的局面（印巴分治依靠战争，新加坡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则是和平的）。继承荷兰的“东印度”形成了爪哇人的印度尼西亚国家。然而，殖民主义划分的边界从一开始就是不合理的，埋下了后来在亚非拉地区的国内和国际冲突的种子。过去70年，在非洲，内战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不断；在中东，代表阿拉伯和保守的伊斯兰的是沙特及其盟友，而伊朗代则表着非阿拉伯的革命的伊斯兰，此种冲突是中东地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主要内容，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事实动摇。
其实，欧洲，主要是西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就进入了“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欧洲联盟代表着第一批进入“后威斯特伐利亚”的国家。欧洲和欧洲联盟的对外政策是“规范性强权”（normative power）下的“保护的责任”（R2P）。尽管关于“保护的责任”在欧洲内外和联合国争论十分激烈，但是，欧洲在实际对外政策上实践“保护的责任”。在这一外交政策下，欧洲成为全球进入“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主要驱动力量，拆解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国际秩序。
在全球治理领域，欧盟不断向全球输出“民主”、“人权”、“良治”、“环境”等理念，介入了全球许多国家的“国内”治理。而在地缘政治方面，进入“后现代”的欧洲及欧盟，不断吸引着其“周边”国家如乌克兰等加入欧盟。而试图加入欧盟本身就撕裂着诸如乌克兰这种国家的国家结构。欧盟已经拥有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成为与国家并驾齐驱的国际行为体，如欧盟是G7和G20的成员。欧盟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2015年是中欧建交40周年，中欧双方将举行多个重要纪念活动。围绕乌克兰问题，欧盟与俄罗斯发生了严重冲突。当然，欧盟也成为俄罗斯与乌克兰、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调解力量。
中国于2014年在北京隆重纪念了“和平共处原则”诞生60周年，2015年又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纪念“亚非会议”60周年活动。但是，在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上，当年提出“和平共处”并缔造“万隆精神”的国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印度也声称奉行“不干涉内政”的联合国宪章原则，但印度对这一原则的理解不同于其他国家。实际上，印度是发展中国家中奉行干涉主义外交政策的国家之一，不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干涉中国内政（为达赖集团提供“流亡政府”所在地），深度介入了南亚等地一系列国内冲突。而成立于1967年的东盟后来愈来愈模仿欧盟，成为本质上排他性的东南亚地区共同体（即该组织已经包括了“全部”东南亚国家，事实上和法理上剥夺了中国作为东南亚国家的地位，即中国是东盟的“域外国家”。
换句话说，东盟与中国的关系，无论密切到什么程度，都是东盟与一个“域外国家”的关系）。2008年，《东盟宪章》成立，而2015年的东盟峰会上，东南亚十国将正式宣布建成东盟共同体。根据《东盟宪章》，不干涉内政原则和有条件的积极介入原则并存。东盟作为一个国际行动者的出现本身就是对当年印度尼西亚等主张的“和平共处”原则的巨大修改。
结论
“世界秩序之争”已经深刻影响了战后70年来的世界，它将同样关乎国际社会发展的未来。能否请您就世界秩序今后的走向与前景作出展望？
从1945年到2015年，世界秩序在演进中经历了多次重大改变。目前，世界秩序再次处在巨变的关键点上，在21世纪，要什么样的秩序成为国际斗争焦点的焦点。
世界秩序向何处去？未来的世界秩序取决于目前的各个大国（老牌的美国及其盟友以及“新兴大国”）的选择。美国自身国内治理及其外交政策向何处去？美国是否会容忍一个“后美国霸权”（post-America）的世界？美国能否“恢复”甚至长期维持其“领先”地位？中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目前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是否在塑造甚至组织一个新的全球体系（世界秩序）上独树一帜？
毋庸置疑，各大国之间的复杂互动，尤其是在大国组成的各种“多边”框架将塑造未来的世界秩序。这里，还要补充一下关于金砖国家合作这一新近出现的局面。
金砖国家之间之所以在一个华尔街金融概念下建立了合作及其初步的机制，原因是这五个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都对现有世界秩序中的美国霸权（“单极世界”）不满，即这五国继续指出现有世界秩序的不公正性、不合理性、不民主性、不工作性，希望改革现有秩序，实现真正的包容、民主、有效的全球治理。检查金砖国家峰会历年发表的《声明》，这一点是金砖合作之所以成立的主要外在原因。
各个金砖国家都被认为代表着世界政治的一极。也就是说，各个金砖国家是“多极世界”或者“权力转移”成立的主要依据。但是，问题有很多：金砖国家合作是对21世纪的“多极世界”的一种管理，即“新型国际关系”之一吗？金砖国家都被认为是“新兴大国”，新兴大国之间仅有合作吗？显然，“新兴大国”之间的冲突尽管在未必“一致”对美国和西方的情况下尚未成为“大国政治的悲剧”，但是，这种可能性并不能排除。中俄、中印，甚至中国与“全球的南方”的代表性国巴西之间的冲突不能漠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能否是“新兴大国”之间未雨绸缪，并防止它们之间“大国冲突”的“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金砖合作仍然是一个新兴的“小”的全球的多边机制，今后，符合金砖国家合作资格的其他国家可能会加入这一机制。不过，金砖合作内部的凝聚力决定这一新型多边的未来。各个金砖国家的国内政治体制和治理结构存在差异，其对外政策存在着竞争甚至冲突，在金砖框架之下的宏观政策相互协调不易。各个金砖国家与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之间关系不同。因而，金砖国家之间的密切合作尚未实现。
注释：
[1] “国际秩序”与“世界秩序”有所不同，但存在着很 大的交集。笔者意识到二者的差别，但更意识到二者的 一致。国际秩序是世界秩序的一部分。
[2] 参见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 /2014-11/29/c_1113457723.htm。
[3] See Henry Kissinger，World Order，Penguin Press，2014.
[4] Samuel P.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in Foreign Affairs，Vol.78，No.2 （March/April 1999） .
[5] 20 世纪 70 年 代 末 出 现 了 第 一 次“美 国 衰 落”的争论。
[6] 2014 年 5 月 28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7] 郑永年《中国要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参见 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 /2015-03 /30/content_35193588.htm。
[8][9] [12]参 见 约 瑟 夫·奈《中国崛起终结美国 世 纪？》，转载于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1313？
full = y。
[10]参 见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merican-hegemony-military-superiority-by-joseph-s-nye-
2015-03/chinese#QuogmBOh3MCZABfP.99。
[11]参见 http：//2001-2009.state.gov/s/d/former/zoellick/rem/53682.htm。
[13]胡舒立《亚投行与“最佳实践”之争》，载于《财新》2015 年第 12 期。
[14]参见 http：//www.mfa.gov.cn/mfa_chn/zyxw_602251 /t1211589.shtml。
[15]“相向而行”是中国外交的话语之一，即呼吁有关 对立的方面不做恶化局势的行为，而是缓和、谈判与合作，进而解决问题。
[16]See G.John Ikenberry，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
[17]王毅《中国是当代国际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和改 革者》，参见中国外交部网站，2015年2月23日。http：//www.mfa.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240005.shtml。
[18]参见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埃利亚松（Jan Eliasson）2015年4月1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
[19]See Ian Goldin，Divided Nations：Why Global Governance Is Failing，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20]Lien Thi Quynh Le，Yoshiki Mikami and Takashi Inoguchi，“Global Leadership and International Regime：Empirical Testing of Cooperation without Hegemony Paradigm on the Basis of 120 Multilateral Conventions Data Deposit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in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5，No.4，2014，pp.523 - 601.
[21]Francis Fukuyama，“Re-envisioning Asia ”，in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5.
[22]《希拉里？克林顿评亨利·基辛格的〈世界秩序〉》，载于2014年9月4日《华盛顿邮报》。参见 http：// www.washingtonpost.
com/opinions/hillary-clinton-reviews-henry-kissingers-world-order/2014/09/04/b280c654-31ea-11e4- 8f02-03c644b2d7d0_story.
html。
[23]于时语《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衰落和李光耀的历史功绩》，载于2015年3月3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