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百年来，西方中心论的主要体现之一就是以普世价值自居的西方话语霸权。随着权力的旁移与下移，推动“后西方世界”的崛起，这种现象难以为继。世界面临重塑国际话语体系的历史使命，中国面临突破西方话语霸权的时代机遇。为此，我们必须走出接轨、转型的迷思，通过继承传统、包容现代、创新未来三部曲，打造符合时代要求与普遍公意的国际话语体系。中国梦的提出，为此奠定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因为中国梦也应是世界梦。中国特色的智库建设，应着眼于打造“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国际话语体系。
话语权形成面临的困境
构建话语体系首先要超越中国国际话语权形成的历史性困境。从历史长时段考察，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形成面临“三五”困境：
（一）5000年来未有之情势
历史上，中国从未领导世界，天下体系只是东亚国际体系。这意味着传统中华文化不能自动转化为现代话语权。因为传统的华夏体系是垂直型国际体系，与当今东亚地区流行的平行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相迥异。这使得我们用历史上的归宿来确立当今主权地位时，面临时空体系的纠纷。的确，传统天下观非普世观，中国特色话语无法赢得世人理解、认可，这是中国国际话语权缺失的重要原因。中国赢得国际话语权始终面临重大悖论：自我表达，太中国化；以人家语言表达，又他者化。
（二）500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现代知识体系是价值附加（value-added）的西方话语体系。中国要提升话语权，是与500年来的现代知识体系接轨和解构的问题。通过接轨赢得的话语权是有限的。那么解构呢？的确，500年来的西方知识体系难以为继，世界多样性已然是事实，从西方的普世理论转为世界理论的普世性，尚有可能。问题是，宏大理论难再，只求文化特色理论而已。换言之，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大发展机遇，然而终究难以企及西方在世界所取得的垄断地位。
（三）50年来未有之困境
现今，中国强调的是“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基本上还是按照以西方游戏规则为主导的全球化逻辑展开的，故长期以来会产生一种路径依赖。世界进入新战国时代，礼崩乐坏，中国无力独自打造新的国际话语权，也无法简单从西方那里争取话语权。
为应对上述三重困境，中国应实施三“大”：
其一是大复兴：为应对五千年之困境，中国应实现文艺大复兴，即恢复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时代的多元思想文化，还原儒家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一家之言的自然状态，同时挖掘传统中华文化之现代普世性内涵。在此基础上，实时将内陆文明升级为海洋文明，超越文明形成的地域限制，培养“全球中国”新身份。
其二是大和解：为应对五百年之困境，中国应与西方实现大和解，实现普世价值的双赢——西方价值中有普世性，中国价值中也有普世性，世界各种文化价值普世性总和才接近于真正的普世价值。可持续发展观作为人类共同价值，是实现中西大和解的媒介。
其三是大包容：为应对五十年之困境，中国应走包容性崛起之路，最大限度包容对手、包容他者、包容时代。其关键是，着力阐释好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走出传统-现代、中国化-西方化、国内-国际的二元悖论。
构建国际话语体系的路径选择
在构建国际话语体系时，我们面临一个悖论：用人家话语表达，失去自我；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表达，人家听不懂，也无法接受。这是中国威胁论盛行的重要认识论原因。证明我们是与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抗争。如何面对，关系中国精神立国的根本问题。路径一是接轨国际话语体系，这已经被证伪，因为中国梦超越了现代化梦，西方并非中国梦的彼岸。路径二是创造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这又面临着中国特色——汉字、中国模式——的障碍。路径三是包容创新国际话语体系。这是迄今为止最恰当的选择。
由此决定了打造国际话语体系，不是“复古”，更非“接轨”；而是复兴、包容、创新的三位一体。即，合理地复兴我们的原生文明——催生中华文明中海洋/工业/全球文明的种子而走向海洋/工业/全球；合法地包容西方文明——通过相互包容，既包容西方价值，同时又为西方价值所包容——而塑造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合目的地创新人类文明——通过引领“海洋时代2.0”、第三次工业革命、全球化2.0而实现人类永续发展，从根本上确立中国作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道统。
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和会期间，美国威尔逊总统将列宁此前提出的民族自决观念在巴黎和会推销，成为“十四点声明”的一项关键内容，确立了美国后起之秀的国际话语权，改变了在欧洲人眼中美国不够文明的陈旧形象。这就提示我们，今天的中国也应该在我原生文明底蕴中，包容当今西方观念，提出更加囊括性的话语体系，携手国际社会开创新人文主义话语体系。
发达国家经验表明，智库在打造国际话语体系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也应着眼于打造国际话语体系。
一般认为，智库具有三大作用：影响政策、塑造舆论、培养人才。这三方面也是智库为构建国际话语体系发挥作用的渠道。
先说影响政策。发布智库报告、组织研讨会、研究员接受媒体采访，是智库影响政策的主要方式。例如，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缉思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亚洲项目主任李侃如合写的中英文报告《中美战略互疑》2012年10月同时在中美发布，为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起到造势、先导作用。在公共外交方面，智库可以影响政策，也可以解释、推介政策，成为战略沟通的主角之一。
其次说塑造舆论。罗马俱乐部1960年代发布的报告《增长的极限》，成功制造了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话题，成功塑造了国际舆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每年发布各国军费报告，为国际裁军与军控塑造舆论。皮尤公司不时推出各国调查报告，更是成为舆论风向标。在公共外交方面，智库可以发挥先导性作用，为政策出台造势、为形象推广鼓劲，塑造友善的舆论环境。
再说培养人才。智库学者是意见领袖的主要来源，在塑造国内外舆论方面扮演了十分活跃的角色。据统计，美国的主流媒体评论文章，多出自智库学者之手。一些专栏作家，也是智库的兼职研究员和智库活动的座上宾。领导人出访，越来越注重在所在国主流智库发表演讲，阐释政策、影响精英、引导媒体。
总之，智库完全称得上是公共外交的灵魂工程师。公共外交是不同国家人民的心理沟通，离不开智库的前期研究、现场造势、事后评估等方面的作用。
鉴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在打造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层面，继承并超越了上述领域：
其一是精神立国。中国智库只有提出超越并包容西方普世价值的核心概念体系，才能帮助中国以精神立国。这是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挑战。
其二是打造中国梦。中国梦的提出，为中国精神立国指明了方向、带来了希望。长期以来，新加坡被西方舆论描绘为一党专制、家族统治的典型。杜维明先生将新加坡描述为儒家资本主义，成功地改变了外国人心目中的新加坡观念，可谓最成功的公共外交之一。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如何打造中国梦，阐明和说服外界“中国梦也是世界梦”？这是智库与公共外交的又一重大课题。
其三是国际合作先驱。过去我们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公共外交时代，我们可以倒过来说，世界的才是民族的。巧公共外交恰如太极，借力打力。中国智库完全可以通过雇佣外国专家，开展智库公关，借人家的嘴，利用人家的平台为我说话。为此，智库对公共外交的促进作用十分独特、举足轻重。
上述三方面，就是中国特色的智库打造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所面临的历史使命。
如何完成上述使命，是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必须考虑的重大课题，这是开展有效对外传播的源头。为此，中国的大学、企业和媒体，都应增加智库方面投入，甚至向智库方向转型，培养智库型大学、智库型企业、智库型媒体。
所幸的是，我们迎来了后西方时代。西方不再是世界的唯一中心和全球化的主宰者。只是，权力格局的变迁还没有完全反映在知识和价值观念层面，有个滞后的过程。然而，我们应为此做好准备，积极推动世界多样化进程。中国是世界格局变化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在促进知识从西方中心论走向后西方时代、建设多元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应该扮演更积极和重要的角色。
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正从器物、制度到精神层面递进。中国崛起，世人首先感受到的是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多指器物层面上，制度方面也只是强调中国融入了国际主流社会，制度创新还不够，观念上和精神上的创新更是不够。近代以来我们老是在“东学西渐”、“西学东渐”间徘徊，实际上可能将来还有一个“南学北渐”的过程。中国是个南方国家，是新兴发展中大国。中国发展的意义，不仅解决中国自身问题，也客观上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参与全球化提供重要借鉴，为发达国家走出危机和困境提供启示，开启“南学北渐”的新历史进程。
我们不仅要有这种自信，还要自觉推动这一历史进程。这就需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提供思想、知识与价值支撑。中国五千年文明从未间断过，而且发展崛起这么迅速，为世界所仅有，所以说世界看东方，看中国。中国如何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越来越集中在中国为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器物、制度与精神公共产品这一关键问题上。现在海外研究中国都很时髦，难道我们中国人自己还研究不好自己吗？所以现在开始是中国智库的自觉发展阶段。当然，自觉的前提是自信。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中国特色的智库，不是模仿西方智库发展道路。
为更好地承担起上述公共外交使命，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要转观念、创新模式、接地气、引“外脑”、“走出去”，着力培育、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事实一再表明，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便无法实现三个自信，因为我们老是趋向于拿今天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作为衡量标准。
中华文明的复兴，是注定要继承、发展、创新当年将“西天”的佛教变成华夏之佛学、神州之禅宗相类似的壮举，将西方的普世价值之术内化为中国之道——人类共同价值，从而确立中国崛起的道统，开创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