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继续放缓，很多观察家感叹中国在再平衡方面少有进展。这些人坚持认为，中国应该更快地向“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发展。他们认为，只有当消费增长变得强势了，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才能得到遏制，甚至被扭转。
然而，这种想法背后的逻辑容易误导人们。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随着投资和生产力的增长而增长，在较小程度上，也随着劳动力的增长而增长。消费并不驱动经济增长，消费是经济增长导致的结果。
例如，家庭消费在中国经济中所占比例约为35%——这在世界任何主要经济体中都是最低的。然而，在过去十年间，把通货膨胀考虑在内，中国按人口平均，消费增长了约8%到9%——这比任何发达经济中按人口计算的消费增长快了好几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中按人口计算的消费增长的两倍。但这个增长也不太可能涨得更高了。当经济增长放缓，这个增长值更可能下降。
那么，重要的是从长计议，把消费增长最大化，而不是着眼于近期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
很多分析家把中国经济增长不均衡看做是由扭曲的利率和汇率引起的，扭曲的利率和汇率被看做压制了消费而鼓励过分投资。但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份额下降实际上是大规模成功的城市工业化的结果。
经济学家亚瑟·刘易斯显示，把农业生产领域的剩余劳力转到现代工业化经济中——辅以投资增长——结果是快速、但不均衡的经济增长。劳动力从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到资本密集型城市工业这个过程提高了公司和企业的利润分成。但这并不一定像有些人所说——会损害工人的利益，因为工人赚到的钱和消费力都比从前高几倍。国家也从提高的生产率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中的得益。
中国经济增长不均衡并非例外。几十年前，其他东亚国家经济进行工业化时经历了相似的情况。在日本、韩国和台湾，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份额在几十年间下降了20到30个百分点——直到下降至最低点，当这几个国家达到了高收入水平。那时，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不均衡，但是暂时的，这是跟经济的高增长率联在一起的。经济增长不均衡使这些国家的经济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从而最终完成向一个更均衡、更成熟经济的转变（观察者网注：“中等收入陷阱”为经济学用语，形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成长到一定阶段后的特别困境。意指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比如低工资，吸引发达国家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当地人口就业机会，也有收入增长等益处，这使发展中国家变成“中等收入国家。” 但随着社会发展与收入增加，该国家的比较优势可能失效，随着低端产业利润增收进入瓶颈，国民收入进入胶着阶段。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与服务要求更多投资与更高水准的人力资源，以及丰富、持续的创新与变革，训练有素的专业管理等，对于一个仅实现脱贫的社会，从中等收入国家进一步提高难度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就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徘徊不前，由此形成了“中等收入陷阱”）。
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不均衡的原因会导致错误政策出台。如果问题关键是短期需求不足，那么，消费增长就变得很重要。当投资急剧下降，全球贸易处于停滞，中国——跟每个其他国家一样——出现了产能过剩。但这是一个周期性出现的问题，跟长期经济增长无关。
在过去几年，中国城市化步伐放缓，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比工业增长更快，这期间，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实际上在增长——不过增幅不大。这一转变的有些方面不值得提倡，因为它一部分是经济增长放慢导致的。然而，这一转变也有些方面改变了劳动构成，而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现在的挑战是通过改革来增强生产力，以维持中等水平的经济增长和个人消费持续增长。作为国内生产总值一部分的消费的涨落是偶然发生的，不应该被看做一个独立的目的。
幸运的是，提高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改革合理到位，中国能从这些可能性中受益。一个更有效的城市化进程是选择之一。目前政策是让劳动力流向较小城市，限制劳动力向几个最大的城市流动。但中国较大城市的生产力更强。一个更受市场驱动的城市化战略会更有效促进这些城市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