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的战略任务。不过，迄今为止，官方仍未正式公布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相关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于2011年成立了资产负债表课题组，并自2013年开始发布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
国家资产负债表何以如此重要？通过课题组几年来的努力，我们对此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首先，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旨在“摸清家底”，特别是在债务危机频发、经济金融动荡的情况下，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其次，国家资产负债表是对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重要反映。强健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意味着强大的国家能力。强国家能力则是实施有效国家治理的基本前提。第三，危机的防范与救助不仅需要消耗政策资源，更需要在关键时刻消耗真金白银，而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状况。
国家资产负债表以一国总体经济存量为考察对象。即一国范围内，各部门资产负债的总计，包括了居民、企业、政府、金融以及对外等部门。国家净资产就是国家总资产减掉国家总负债。由于国内金融部门间的资产负债相互抵消，实际上国家净资产就等于国内非金融资产加上对外净资产。而这个对外净资产和国家外管局的净国际投资头寸相对应。
从总量上看，我们估算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中，2013年，非金融资产为336万亿，对外净资产为16万亿，总的国家净资产为352万亿。有专家指出中国国家净资产已超美国。考虑到美国的国家资产统计中并未计入土地资源以及家庭汽车等科目，因此，不具有可比性。
从结构上看，2013年，居民非金融资产129.2万亿（房产为主，还包括汽车及农村生产性固定资产），企业资产（固定资产、存货和其它非金融资产）为137.2万亿，土地资源性资产62万亿，政府资产7.8万亿（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事业单位无形资产），对外净资产16万亿。
这种分类，显然低估了政府资产。实际上，广义而言，政府资产还包括国有企业资产以及土地资源。根据课题组的估计，国有企业总资产大约占非国有企业总资产的三分之一左右（甚至略低）。如果以三分之一来推算企业非金融资产，则国有企业非金融资产约为45.7万亿。加总国有企业资产、国土资源性资产以及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和事业单位无形资产，得到广义的政府非金融资产为115.5万亿。
用以上数据做一下重新估算，则国家净资产的结构为：居民资产占比36.7%，政府资产占比32.8%，非国有企业资产占比26.0%，对外净资产占比4.5%。这样一种结构，与发达经济体居民部门资产占比一般都超过半壁江山，以及政府资产占比极低相比，反映出当前中国非常明显的发展阶段特点和制度性特征。
中国主权净资产能应对1.5次危机
主权资产负债表概念比国家资产负债表要小，只是后者的一部分。主权资产负债表是加总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以及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负债表。
任何金融危机本质上都是债务危机。而政府在危机中负有最后贷款人的责任。这意味着危机救助的成本，最终都会体现在主权资产负债表这个大账上。当然，防止危机的发生，有时候也需要政府真金白银的投入（除了政策性资源之外）。这是政府作为最后贷款人的提前“出手”。而无论是防范还是救助，最终都要看主权资产负债表是否强健。当前，人们对于中国是否爆发金融危机、债务危机有这样那样的担心。其实，一系列的风险，包括产能过剩、银行坏账、房地产、地方债务以及股灾等等，最终都体现在政府是否有能力应对。
我们的研究表明，2014年主权部门净资产按宽口径估算为103.2万亿。但考虑到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变现能力有限以及国土资源性资产使用权无法全部转让，按窄口径估算的主权净资产为28.4万亿。无论以什么样的口径，均意味着政府有充分的资源来应对债务风险。
那么，我们能够应对什么样规模的危机呢？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GDP损失了近三分之一（30%左右），阿根廷2001年的金融危机，GDP损失20%多，亚洲金融危机国家，如印尼、泰国，GDP损失了15%左右，马来西亚损失了10%左右。
让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这相当于经济预测中惯用的情景分析，只不过给出的是“最坏的”情景假设，以体现“底线思维”。假定遭遇较严重的危机，GDP损失20%。2014年中国的GDP为63.6万亿元，20%约为12.7万亿。按窄口径估算的主权净资产为28.4万亿，可以应对两次这样的危机还有余。如果更严重的话，比如GDP损失30%（就是19万亿），那么，我们的主权净资产还可应对1.5次这样的危机。
以上的情景分析或“压力测试”，表明政府完全有能力应对哪怕是非常严重的危机。这一分析的更重要意义在于，我们可以由此获得“战略定力”：不要过分担心深化改革会带来风险而畏首畏尾、止步不前，因为即便危机来了也并不可怕；相反，要通过大胆推进改革从根本上化解风险、避免危机。
全社会杠杆率不宜被夸大
单从国家资产负债表、主权资产负债表或者其它的部门资产负债表，恐怕还不能够完全评估债务风险。因为债务偿付的主要来源并不是当前持有的资产，而是未来现金流，这一点并不直接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中。在考虑了众多相关因素之后，一般认为“债务收入比”可作为衡量债务可持续性的最重要指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非常关注全社会杠杆率。因为就全社会而言，收入就是GDP，全社会杠杆率就是债务占GDP的比率（或债务/GDP）。
根据我们的估算，截至2014年底，居民、非金融企业、政府与金融机构部门的杠杆率分别为：36.4%，123.1%，57.8%，18.4%。将这四大部门加总，获得全社会的杠杆率为235.7%。
就分部门的杠杆率而言，值得关注的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以及地方政府的杠杆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由2000年的98%上升到2014年的123.1%，上升了25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更是上升到149.1%，猛增了51%以上。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发现，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在所比较的国家中是最高的，其隐含的风险值得警惕。地方政府部门的杠杆率2014年为42.7%。尽管与国际相比，这个数字并不算太高，但考虑到地方GDP增速回落，财政收入下滑（尤其是土地财政难以为继），使得不少地方还债压力巨大。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兜底”，有些地方政府可能面临“破产”。因此，妥善处理好地方债务问题，扼制债务增量，化解债务存量，防止区域性金融风险，是当前非常紧迫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