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乃至经济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答案取决于我们以什么标准去衡量：是效益，还是正义？
在西欧和美国，人们对正义的理解或有不同，但这不妨碍许多人跟我有同样的感觉，认为我们的经济远远谈不上公正。过去几十年，以英国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为代表的一派认为，西方正处于新的“镀金时代”，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象突出。1他们套用杰瑞米·边沁的功利主义观点，认为收入再分配应自高收入群体向较低收入者流动，直到社会整体达到“公用效益总和”最大化。但该原则是否符合人们对正义的直观看法，这是个问题。
同样在过去几十年里，哲学家们对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著作更感兴趣。他在《正义论》中提出了对边沁的功利主义根本性的批判，即经济正义在于“效益”的分配。对罗尔斯来说，这个词通常表示消费和休闲的满意度，而不是这些效益的总和。2经济正义在于每个参与者同意向社会经济贡献力量的条件。对罗尔斯而言，正义意味着国家必须采用税收和补贴手段，尽可能高地提升最低工资人群的收入。这样一来，人们通过合作产生的经济效益尽可能多地分配给了处于最不利位置的群体。
这些思潮之间的碰撞仍在继续。边沁的观点已经变形成为社团主义思想，认为国家政府应该以金钱、税收优惠或免费服务的形式，向企业、工会、消费者等提出需求的利益集团提供福利，直到福利成本过高。为了首先满足这么多不同的利益集团的诉求，国库很难再拨出款项补贴低工资群体。
事实是，立法机构里几乎没人支持罗尔斯的观点。美国1975年通过了劳动所得税扣抵制，但它主要是给养育幼子的低工资母亲提供补充收入，对低端劳动者并没有整体上的帮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削减了无子女妇女及单身男子的薪资。在就业补贴上，某些欧洲国家花的钱比美国多得多，但统计分析并未证明其对工资或失业率有明显改善效果。
一方面，政策未能有效地向社会弱势群体得倾斜；另一方面，过去四十年里出现了两大不调和的市场力量：生产率增长减缓和全球化。前者使整个西方生产率相对下滑；后者导致低薪制造业输出到亚洲。这两股力量未得到有效制衡，拉低了西方国家就业率和低端就业的工资水平。由此产生的不利影响不仅在于弱势群体的收入减少，更损伤了经济包容性，减少了就业机会，导致部分人无法获得有尊严的薪酬。其实我们的社会本来就欠缺经济包容性：在美国，城市里的黑人青少年长期游离在经济体系边缘；法国的北非族裔也有类似的遭遇；在将普赛人纳入经济体系的问题上，欧洲国家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
西方经济的失败也是经济学的失败。政治经济学有种古典概念，即任凭市场将工资拖到怎样低的水平，“负所得税”都能为所有人织起“安全网”，失业者可领取保险，并免费获得食品、住房、衣物和医疗服务。即使这种政策得到人道实施——而我们知道多数情况并非如此——在后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方，许多人在消费和休闲之外还渴望做些其他的事，比如参与社区生活，与其他人互相交流、共同进步。
现下的政治经济学完全忽视了“包容性”这个概念，也提不出任何补救措施。经济应如何更加包容普通民众，为他们提供满意的工作岗位？专门研究这个领域的长篇著作屈指可数，其中包括我撰写的专著和我编辑的学术论文集。3
如今人们谈论着另一种形式的非正义（injustice）。在拥有体面工作的人看来，经济的不公之处在于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子女几乎没有机会在社会经济阶梯上攀到更高一层。如今，想要更上一层楼似乎比从前更困难。即使在“镀金时代”，仍有许多商界巨头出身草根——当时虽然梯级相隔甚远，但仍有人爬上了梯子。如今，上层社会有着不公平的优势，精英们利用人脉关系维持社会地位，甚至为子女铺平道路，这使社会中下层群体感觉受到了非正义的待遇。有一点从来没有变：家财万贯、人脉通天的精英联合企业、专业协会、工会和行会竖立起竞争壁垒，阻碍社会的向上流动。
但事实是，不管是企图提高低端工资和就业，还是消除不公平优势，任何罗尔斯主义的行动，都无法改善弱势群体被排除在经济主体之外的不利处境。生产率增速放缓和全球化这两股力量过于庞大。此外，尽管西方经济中的非正义现象令人震惊，但我们不应该把生产率增速放缓和全球化都归因于它。（美国的生产率增速放缓始于1960年代中期，然而制造业工作岗位向较贫穷国家大幅转移发生在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造成这种现象的必然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的首要美德，然而经济正义虽影响着人们的自尊和民族自豪感，却并不是人们对经济唯一的要求。一个好的经济系统既要有效益又要公正。数十年来，西方经济体在效益方面无法令人满意，达不到某些人文主义者的定义——使人们过上美好、丰富的生活。
在多数人看来，熟练掌握工作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人们由此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条件或报酬，积累物质财富和非物质经验——我们把这种经历过程称为“繁荣（prospering）”。一个人要发挥想象力、运用创造力、探索迷人的未知，反过来作用于世界，这才符合人文主义者及哲学家对美好生活的设想，我称之为“昌盛（flourishing）”。虽然物质收益可能是达到非物质目的的一种手段，但这里谈到的收益是经验增长，而非物质报酬。正如作家卡比尔·塞加尔所说：“金钱好比血液。你需要它才能活下去，但活下去并不是为了它。”4
这种美好的生活怎样才能在社会上实现？我在《大繁荣》5一书里提出，十九世纪欧洲和美国的经济与活力高度结合，产生创新，从而使繁荣与昌盛成为主流。随着经济的不断演化，新的挑战与机遇应运而生。相应的，社会上更具创业精神的经济参与者不断创新，并在创新过程中不断解决新问题、克服新困难：这些人走向了“繁荣”。在活力精神的鼓舞下，更富有创新意识的经济参与者不断尝试寻找新的生产方式或生产新事物：这些人走向了“昌盛”。
这种活力来自何处？它脱胎自一种有利于创新的文化。十九世纪的英美，以及后来的德法，都具有一种鼓励探索、试验、乃至创新的文化，它沿袭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巴洛克时期的活力论，以及浪漫主义时期的表现主义。彼时，经济系统中的创新部分——诗歌、音乐和艺术迎来了爆炸式增长，想象力在其他经济领域的爆发也就不足为奇了。正是在那个年代，乔治·斯蒂芬森制造出第一辆蒸汽火车；约翰·迪尔轧制出第一块铸钢犁板；艾萨克·辛格研发并推广了手摇缝纫机；托马斯·爱迪生发明出留声机；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了电影；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开创了现代护理事业。创新随处可见，尤其是在美国。1858年，亚伯拉罕·林肯在演说中盛赞美国“对新生事物有着伟大的激情、完美的狂热。”6
创新的星火之所以在这些经济体中形成燎原之势，是因为它并不局限于精英阶层，而是从社会底层自下而上地蔓延。出身普通背景的人得以参与到大大小小的创新中去。斯蒂芬森不通文墨，迪尔是名铁匠，辛格是个机械工人，爱迪生出身贫寒。能力普通的人也能贡献出创新的点子。我在《大繁荣》中写道：“即使才华并不出众的人……也有机会开动头脑，抓住机会，解决问题，寻找新方法或发明新事物。”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投身于这种活力充沛的经济体是种难能可贵的经验——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都远超在旧式经济体中工作。翻阅那个年代的日记，你会发现人们抛弃了从前的陈词滥调——因为时代变了，人们不再向往单调而隔绝的乡村生活，转而憧憬商业和城市带来的现代生活。7
在其他一些经济体中，大量普通人没有得到足够的工资，无法去追求更好的事业，走向繁荣昌盛；或缺乏足够的就业岗位来创造这样的机会。工资足够高、失业率足够低、工作机会足够多，都是经济“足够好”的必要条件，但远不够充分。经济的非物质可能性是以物质可能性作为基础的，只有当后者足够充分时，具有冒险性、创造性、想象力的工作才会使人们产生“繁荣”与“昌盛”的满足感。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国家不需要活力也能使人民幸福。法国和意大利已经将近二十年没有任何自主性创新，但那里的人民似乎觉得这完全可以接受。他们满足于无为的经济，简单地让全球市场力量（包括国内外科技进步）拉高工资水平，支撑起财富的市场收益率。（事实上，发达经济体近年来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增长。）但是我认为，与繁荣昌盛的经济体相比，这样得过且过的经济体是可怜的，遑论拿来与西方历史上沉醉于创新的岁月相比了。奇怪的是，这种可怜的经济竟是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模型。
在上文描述的古典经济学模型里，除了能够盈利的新投资项目，没人尝试去构思和创造新的事物。再也无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只有对工资、利率和财富的被动响应。这种经济是机械的、了无生气的。好比庄稼在生长，但种庄稼的人没有得到成长。边沁的“效益总和论”被古典经济学奉为至理，它描绘的个体如机械般向社会总体福利作出贡献。在约瑟夫·熊彼特的理论中，冲劲十足的企业家对国家经济之外的新发现进行“显而易见”的应用，便产生了创新——仿佛经济的核心参与者不具备任何想象力。
这些古典模型构成了今天标准经济学的基础。这种经济学尽管在某些方面精密而复杂，但没有为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提供空间，让他们构思并生产新的产品。这种经济学的根本性错误在于，它把这种缺乏想象和创新的经济当作常态，当作“尽善尽美”的模式。西方国家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经济成为了古典经济学的产物，缺乏发挥创造力与想象力的空间。
从1970年前后开始，除英国外的大部分西欧经济体逐渐失去活力，变得越来越机械，越来越像标准经济学的模型。企业大都十分高效；除了极低收入或失业家庭，多数人开始储蓄；他们的财富水平每年都会迈上新的台阶。意大利和法国家庭的财富水平远远超过了美国——如果撇开美国超级富豪的话。随着家庭财富的提升，劳动力供应下降，每周工作时间和劳动参与率都在减少。
有人可能会说，弗兰克·拉姆齐早已推算出一条财富不断增长的路线，欧洲大陆经济正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这令我想到戴维·赫伯特·劳伦斯对“永恒跋涉”的反思。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从拉姆齐处获得了灵感，他在文章中称赞工作量下降，是对人类精神的解放。8凯恩斯似乎认为，普通人无法走向“繁荣”与“昌盛”。即使现在，许多欧洲人似乎并仍不明白，虽然他们拥有相对较多的财富和闲暇时间，但他们却缺少过上美好生活的必需条件：他们的经济不利于“繁荣”与“昌盛”。导致欧洲衰落的原因显而易见：
在我看来，大多数西欧国家的经济活力处于19世纪至今最低迷的状态。纵观整个欧洲大陆，你几乎看不到新产品的构思与创造，然而那里曾经是新产业和新生活方式的重要源头。欧洲的增长已经陷入停滞，据计量经济学估测，欧洲各国的本土创新增长率都比较小。具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活动几近消失，削弱了自主创新，减少了投资活动，并且压抑了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
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黯淡的工作满意度足以证明欧洲经济多么令人沮丧。不久前的一项家庭观念调查发现，欧洲国家“幸福”指数的中位得分普遍低于发展较好的新兴国家：西班牙（54）、法国（51）、意大利（48）和希腊（37），低于墨西哥（79）、委内瑞拉（74）、巴西（73）、阿根廷（66）、越南（64）、哥伦比亚（64）、中国（59）、印度尼西亚（58）、智利（58）和马来西亚（56）。9虽然民意调查中的问答往往流于简单，无法完整反映出人们复杂的感受；但这个结果倒并不出乎意料。对于西欧经济，我曾评价道“失败的经济对不起社会。”10
相比西欧，美国经济也好不到哪里去。经济学家斯坦利·费希尔和阿瑟·林德贝克都写文章指出自1960年代开始，美国便出现了“生产率大减速”。11除了1996年至2004年的互联网热潮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即资本和劳动力的结合——增长速度较前一个时期明显减缓，且一路走低。根据我的分析，全要素生产率的减缓是造成工资增长率、劳动参与率以及工作满意度大幅下降的原因。过着好日子的人比从前少了许多。（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例，生产率增长的减缓导致工资增长减缓，许多家庭通过储蓄积累财富，这一切都拉低了劳动参与率。美国生产率增长减缓早于欧洲，所以劳动参与率累积受到的伤害比欧洲国家更深。）
生产率减缓究竟是怎么回事？许多评论员和经济学“票友”想当然地认为硅谷急剧崛起的创新力量已经取代劳动，并且减缓了中低端劳动报酬的增长。我们观察到，报摊、书店、唱片店和许多其他商店已经消失。但是，如果说总创新（aggregate innovation）在上升，很难解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为什么会下降。阿尔文·汉森几十年前就说过，“最具灾难性的”是“增长停滞”，或如他所暗示的，是总创新的减缓。12
美国的“创新衰竭综合征”——生产率增长放缓和工作满意度下降——是制造业、服务业等传统行业自主创新枯竭的原因。数字、媒体、金融等新兴行业的创新无法弥补这种损失。在美国广阔的腹地，除了常被诟病的教育和医疗保健行业，各行各业创新的脉搏都在明显变弱。谷歌和脸书等公司提供的工作岗位或许对想象力和创造力有所要求，但整个硅谷只占国民收入的3%，对整体就业的贡献就更小了。一旦美国的创新枯竭，欧洲国家再也无法照搬美国的创新，所以会承受低生产率增长综合征的打击——上世纪90年代末的法国和意大利是如此，2005年左右的德国和英国也是如此。美国之所以领先欧洲一步，是因为它在创新领域相较欧洲具有优势，所以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满意度也超过了大部分欧洲国家。
究竟是什么导致美国正在失去其创新优势？关于这个问题，任何一种解释都不足以令人信服。然而，有两个方面的解释或许不无道理。一是既得利益抑制了创新，在战后几十年里，既得利益集团先后在西欧和美国得势。早在古罗马时期就产生了经济控制和社会契约的社团主义主张；如今，教育和医疗等行业援引社团主义概念，制定监管和授权许可制度来遏制实验和变革。创新因此受到了抑制。
社团主义强调团结，受到创新者冲击的公司——例如受宝马和丰田冲击的通用汽车——能够获得联邦政府的救助，恢复自身市场地位。因此，宝马和丰田等公司的创新举措往往得不偿失，其他有意创新的公司也不得不格外谨慎。
大公司的股东和利益相关者动用游说组织，援引社团主义关于社会保障的信条，建立了法规，获得了专利，使新公司难以进入市场与老牌企业竞争。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外来竞争受到抑制，成功进入新产业的幸存者也开始构筑壁垒。在跨越进入壁垒后，一些公司觉得摆脱了竞争威胁，觉得可以放弃从前坚持的防御性创新。在制药和医疗器械行业，我们可以看到壁垒保护了许多行业内部公司，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审批过程把许多新公司挡在行业外边，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创新的速度。因此，行业内部公司得以随意提高溢价幅度来获取更多利润，从而加剧了财富的不平等。
我们可以测试这个理论。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非农业经济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从峰值66%降至61％，最近已降至58%。经合组织公布的各行业数据显示，资本占美国GDP的份额从1971- 1981年的32.5%上升到1995至1997年的34.5%；而欧盟同一时期的资本份额则从33.3%上升至38.5%。13
第二种解释提出，家庭和学校对潜在的创新形成了新的压制。控制、团结、保护等社团主义价值观受到强调，妨碍了创新；保守主义和唯物主义传统价值观经常被用来抑制年轻人的创新尝试。学校越来越不重视让年轻人阅读冒险作品和个人发展书籍。父母从小就教育孩子要处处小心，不要离家人太远。现在社会上已开始讨论我们对孩子是否太过于呵护了；是否有必要对孩子进行“放养”，让他们勇于探索、勇于尝试、勇于冒风险。14从年轻人走出校园的那一刻起，家长们就敦促他们从事高薪而稳定的职业，而不是去初创公司工作。现在许多大学都开设了“负责任的投资”之类的课程，却对高风险投资只字不提。
西方国家如何才能走向——或重新走向——普遍的繁荣与昌盛呢？没有新思维，光靠实干是不行的：人们首先必须明白，标准经济学只是用来提高效率的工具，它无法指引社会走上昌盛之路。一个国家要实现全面繁荣昌盛，来自草根、由下及上的自主创新必不可少，只有它们能为经济注入能量。此外，光有经济自由是不够的，一个国家必须具备想象和创造的活力，才能拥有全面创新的能力；而这种活力需要从浓厚的人文价值中汲取养料。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必须在教育改革中迈出坚实的一步，才能走向全面昌盛。我们教育最大弊病不是技能的传授与需求之间的不匹配。（专家们呼吁加强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科目的教学，然而欧洲虽已成立了理工类专科大学，却并没有产生什么创新。）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没有教会年轻人正确地看待经济——经济是一个让参与者构想新事物的场所；创业者选择让部分构思变为现实；投资者选择大胆地支持某些项目。我们的教育应该向年轻人呈现这样的画面，让他们全面认识经济，这是非常重要的。
同样重要的是，西方的高中和大学应该让学生接触西方文学经典著作，向年轻人传递人文价值观，让他们愿意从事更具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工作，并主动追求这样的经济模式。教育体制必须让学生接触人文科目，这样才能点燃他们想象和创新的欲望。通识教育的新导向必须得到经济教育新导向的支持。
古典经济学理论过度重视财富积累与效率，我们必须朝现代经济学转向，把想象力和创造力摆放到经济生活的中心位置上来。
注释：
1. 安东尼·阿特金森早期著作《不平等经济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2015年6月25日，《纽约书评》发表托马斯·皮凯蒂为阿特金森近著《不平等：我们能做些什么？》撰写的书评。2006年7月28日，在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纪念詹姆斯·莫里斯爵士70寿诞的学术会议上，阿特金森提出的“收入的社会边际估值”使我深受启发。
2. 《正义论》（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作者罗尔斯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对人民来说处于核心地位，人们是基于经济合作互惠互利的欲望而走到一起的。
3. 《奖励工作：如何恢复自由企业的劳动参与和自我支持》（哈佛大学出版社，1997）以及《设计包容性：如何提高私有企业的低薪就业率》（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
4. 卡比尔·塞加尔，《创造货币：金钱的活力及其对人类的历史影响》（大中央出版社，2015）。
5.《大繁荣：草根创新如何创造就业、带来挑战和变革》（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3）。
6. 亚伯拉罕·林肯“发现和发明”演说，1858年4月6日发表于伊利诺伊州布卢明顿市青年会。
7. 见艾玛·格里芬《自由之黎明：一个民族的工业革命史》（耶鲁大学出版社，2013）。在尚未出版的新作中，她写到了19世纪，并取得了同样重大甚至更加惊人的发现。
8. 见弗兰克·拉姆齐发表于《经济学杂志》的“储蓄的数学理论”（1928），以及凯恩斯发表于《民族与图书周刊》的“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1930，分上下两部分）。
9. 皮尤中心2014年10月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新兴市场人民生活满意度赶超发达经济体”（英国、德国和美国有较好的表现，分值分别为58、60和65）。
10. 《金融时报》文章“欧洲是一片思想枯竭的大陆”，发表于2015年3月3日。
11. 见阿瑟·林德贝克论文“近期的生产率增长减速”（发表于《经济学杂志》1983年3月第93卷第369期），以及斯坦利·费希尔的“生产率增长减速专题论文”（发表于《经济视角期刊》1988年秋季刊第2卷第4号）。林德贝克开篇写道：“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的增长减速，是过去二十年最重大的宏观经济动向。”
12. 阿尔文·汉森论文“经济进步和人口增长的衰减”（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1939年3月第29卷第1号）。
1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8年12月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
14. 见汉纳.罗辛文章“被过分呵护的孩子”（发表于《大西洋月刊》2014年4月期），以及丽诺尔·斯克纳齐《放养孩子：如何培养安全、独立的孩子（避免担心得发疯）》（乔西·巴斯出版社，2009）。
注：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自《纽约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