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看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和内容。然而，这两个领域的内容实际上有非常大的交叉，并且这两个研究领域目前在中国都出现了重要的发展契机，两大内容之间有非常重要的相互推动作用。笔者尝试考察比较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的框架基本如下：首先，对国家治理的内容从经验和学理上作出一些界定；其次，就比较政治对国家治理研究的意义进行讨论；再次，就国家治理对比较政治研究的意义进行分析；最后，从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与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之间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在政治学研究中，“国家治理”是一个相对新的概念。正因为这一概念比较新，对其内涵和外延的学术共识远没有达成。所以，多数国家治理研究还只是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进行讨论。相比而言，“治理”却是一个在中国流行了近20年的概念。当然，关于“治理”概念的共识也未完全达成。目前关于治理概念内涵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层含义：一是治理有强烈的非中心和社会导向的内涵；二是治理就是问题的有效解决。
从字面上来看，“国家治理”是“国家”与“治理”的组合。然而，这种组合并没有标识清楚“国家”与“治理”之间的关系。因此，研究者在使用“国家治理”这一概念时，可能会出现三种不同的含义：一是以国家为单元的治理，即“国家的治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可以把“国家治理”作为一个层级嵌在“乡村治理”、“城市治理”、“地区治理”（超国家）和“全球治理”的序列治理结构之中。二是以国家为主体的治理，即“国家去治理”。这层含义强调国家作为主动性的角色去干预和调控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三是以国家为客体的治理，即“对国家的治理”。这层含义强调国家的利维坦性质，并认为如果不对国家形成有效的制约和限制，那么国家将会对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的活力形成压迫性的影响。这三层含义相互牵制，并存在一些紧张关系。然而，多数研究者在使用时，把这三者关系合并在一起讨论。
以上对国家治理概念的讨论还主要基于字面和规范层面。笔者尝试从比较政治发展的历史脉络来对国家治理的构成内容进行分析。从经验上来看，国家治理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国家建构、国家发展与国家转型。国家建构是国家治理的最初阶段，它是一个从无国家到有国家的过程。国家建构有两大任务：财政自主和暴力垄断。财政自主就是国家形成一套自主地向社会汲取资源的系统。许多比较政治的研究成果表明，这种财政自主能力的形成往往与战争联系在一起。①暴力垄断则是国家将暴力的使用权垄断，而其他行为体不能使用暴力或必须经过国家的授权才可有限度地使用暴力。②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完成国家建构，就看这个国家是否形成了最低程度的财政自主和暴力垄断。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国家建构是国家治理的初始阶段，所以，国家在建构之初并不一定会形成非常高程度的财政自主和暴力垄断。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国家建构也就是政治秩序的基本建构。没有完成国家建构的国家，我们一般称其为失效国家。③
在国家建构之后，就产生国家发展的问题。国家发展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探讨。第一个层面涉及国家治理体系，即国家发展是从秩序国家到赋权国家和创新国家的过程。如前所述，国家在建构之初最主要的功能是汲取资源和垄断暴力，然而这两大功能都会产生强烈的社会反抗和社会压制。所以，从国家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家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具体而言，国家治理至少还需要包含其他两大类功能：第一，合法性功能。④暴力的过度使用可能会导致暴力垄断的丧失，而过度汲取资源同样会引起社会的反抗，所以汲取资源和垄断暴力需要更为复杂的多方参与的社会过程，这种社会过程可以承担将汲取资源和垄断暴力合法化的功能。在现代社会，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功能主要通过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等形式来实现。第二，激发经济和社会创新。过度汲取资源可能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枯竭，所以一个卓有成效的国家治理模式不会过度汲取社会资源，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汲取社会资源的同时激发经济和社会的创新。经济和社会创新可以将社会资源的“蛋糕”做大，从而保证国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汲取资源。从这两点来看，一个完整意义的国家治理体系应该包括秩序系统、赋权系统和创新系统。
第二个层面则涉及国家治理能力，即国家发展是从弱国家到强国家的发展过程。区分国家强弱的主要标准是看国家财政自主和暴力垄断的程度。强国家意味着国家的资源汲取能力非常强，即非常高比例的社会资源被国家提取，并用于再分配。强国家还意味着除了国家之外没有其他的暴力使用。即便存在其他的暴力形式，这些暴力使用也需要获得国家的允许和授权。当然，国家治理能力还存在完整评价和效率评价的问题。完整评价是指国家治理能力要相对完整，即不仅要包括资源汲取能力和秩序稳定能力，而且还应该包括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和公共危机应对能力。效率评价是指强国家能力不只是看其财政自主和暴力垄断的绝对程度，还要看其实现这些程度所使用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简言之，基于效率评价的国家能力是财政自主和暴力垄断的绝对程度与实现这些程度所使用的资源之间的比值。
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会逐步出现国家转型的问题。国家转型的路径与国家建构时的初始路径密切相关。如果在国家建构的初始阶段，社会部门很强大，那么就很容易形成赋权国家。如果在国家的初始阶段，经济部门很强大，那么国家就很容易形成创新国家。如果社会部门和经济部门很强大，那么国家的汲取能力就会相对弱些，国家就会相对比较弱，换言之，国家的自主性就比较差。这样，国家转型的内容就是要使得国家变得强大，而国家强大使得再分配的能力进一步提高。这类国家转型可以总结为国家集权化的过程。美国和英国的国家转型就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在美国建国之初，社会部门的影响尤为突出。美国是一个在相对扁平化的社会基础上建立的国家，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对美国公民社会的赞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建国之初的强社会特征。⑤因此，从建国一开始，美国就体现出赋权国家和创新国家的特征。之后，美国的国家转型也就体现为国家集权化的过程，这一过程集中表现在罗斯福新政以及二战后美国的福利国家建设之中。英国的情况也类似。在国家建构之初，英国社会力量的强大体现在其参与式地方政府的传统中。⑥同时，英国的强社会特征还体现为贵族的力量。⑦英国绝对主义王权的建立就是国王向贵族借钱，并以大宪章的形式约定双方权力边界的过程。在“光荣革命”之后建立的英国议会政体中，立法权力明显优于行政权力。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代表，而后者则更多是国家的代表。19世纪末工人运动的兴起更加强化了社会的力量。此后，英国的国家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国家权力集聚的过程。这一转型过程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启动，并在战后达到高峰。
如果在国家的初始建构时，社会部门和经济部门相对较弱，那么就会容易形成强国家。这样，国家转型就是强国家向赋权国家或创新国家的转型。法国和德国的国家治理就体现出这一路径的特征。在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建立之初，社会的力量相对薄弱，所以从一开始这两个国家的国家建构和国家发展就体现为以魅力型领袖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形成。在法国，中央集权是由路易国王、拿破仑和戴高乐完成的。而在德国，中央集权则是由俾斯麦和希特勒完成的。然而，在强国家形成之后，社会力量逐渐积聚和发展，并在不同时段产生出一些对国家的反抗。在法国，社会反抗的典型案例是巴黎公社和1968年运动。在德国，社会反抗主要是二战后的反思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的社会运动。幸运的是，法国和德国基本上以比较和平和改良的方式最终完成了国家的转型。
无论是英美的集权化转型，还是法德的赋权化/社会化转型，国家转型的最终目标都是平衡国家。“平衡国家”主要体现为两点：第一，能力平衡。能力平衡又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能力都比较强，相互之间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二是能力的效应与能力的成本之间相对比较平衡。第二，体系平衡。体系平衡则主要表现为秩序系统、赋权系统和创新系统之间的平衡。秩序系统过于强大，那么经济和社会创新就可能受到压制，同时赋权系统的活动空间则可能会被秩序系统以安全之名进行限制。过于强大的赋权系统会导致过度的社会动员，并可能最终引发政治失序，而政治失序的国家无法有效地激励经济和社会创新。创新系统过于强大可能会导致资本泛滥和技术统治，这些都会对政治秩序和公民赋权带来负面的影响。因此，三大系统之间的平衡对于国家治理是至关重要的（如图1）。
国内关于国家治理的研究主要采用规范的分析方法，即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讨论国家治理的价值、意义和基本逻辑。规范分析对于国家治理研究非常重要，毕竟理论和逻辑的推演对于厘清概念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国家治理是治理的一部分，国外关于治理的研究也首先是从规范分析的角度展开的。然而，规范视角的国家治理研究也有其不足。这种方法高度依赖研究者的价值定位，持批判立场的研究者总会认为自己国家的国家治理模式有问题，而持自我中心立场的研究者则总会认为自己国家的国家治理模式是最优越的。缺乏公正立场的规范主义研究很容易出现自说自话的问题。
因此，国家治理研究不仅需要在规范层面上展开，而且更需要在实证层面上展开。国内关于国家治理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这些实证研究成果一方面集中于对中国国家治理经验的探讨，⑧另一方面则集中于某国的国别治理模式或经验研究（案例多为俄罗斯和东亚国家等）。⑨本文在这里希望从方法论的角度更为完整地讨论国家治理的实证研究。根据美国政治学家阿伦·利帕特（Arend lijphart）的划分，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四种：实验方法、统计方法、比较方法和个案方法。⑩这四种方法都可以用来进行国家治理研究，然而它们都有其优势和不足。实验方法更加接近科学的特征，但是对国家治理进行实验在现实中很难操作。统计方法在国家治理研究中有一定的可行性，然而，统计方法的适用也只能限定在一些微观数据容易获得的领域，如选举、经济、社会福利、人口等。对于国家治理中更为常见和主要的非量化信息，统计方法显然无能为力。个案分析更多适用于社会学和民族学等研究中，主要基于田野调查来获得研究数据。对于国家治理研究而言，个案分析是必要的，譬如，对某国国家治理的模式、特征、内在机理等内容进行研究；同时，个案研究也是不充分的，与规范研究相似，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具有自说白话的缺点。
相比以上三种方法而言，比较方法最适合进行国家治理研究。具体理由如下：第一，比较方法可以突出多国比较。国家治理的特征和优势需要放在比较的环境下才能更好地加以总结。或者说，国家治理的科学性需要放在比较中进行验证和观察。第二，比较方法是少案例比较。这一点与国家治理的研究特征相契合。国家的比较很难获得太多的案例，如果案例太多，案例的细节特征就很难把握，如果案例数量足够多（如30个以上），而且量化的数据容易获得，那么就可以进行定量研究。但是，国家的比较如果强调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较为质性的变量，并且，假如影响结果的质性变量又很多，那么较为适合的方法就是比较方法。简言之，比较方法最适合针对那些“案例少、变量多”的问题展开研究，而国家治理就非常符合比较方法的研究特征。国家治理是相对宏观的研究问题，其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影响变量，同时，要完整地把握这些变量，又很难获得较多的案例，所以，国家治理最适合的研究方法应该是比较方法。应该说，比较方法有非常浓重的质性特征。当然，这里的“质性”是基于科学设计的质性研究。比较方法的基本逻辑仍然是控制，即通过比较来控制无关变量，并观察结果变量和原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用比较方法研究国家治理可以从如下领域着手：第一，国家治理的类型学。类型学的研究是比较政治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11）主要在知识归纳的基础上展开。可操作的类型学研究至少有两种：一种是标签类型学，即在基本特征的基础上进行类型总结。其实质是归纳逻辑，其把现实的案例通过合并同类项，归为几个可以贴以标签的类别。这种类型学分析的优点是接近现实，即分类的类型容易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例子。另一种则是矩阵类型学，即以两个变量或多个变量为基础进行矩阵的排列组合。标签类型学和矩阵类型学都可以帮助总结国家治理的模式特征。
第二，国家治理的质性比较分析。质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缩写为QCA）是比较政治研究近年来的新进展，其内容主要由清晰集和模糊集等方法构成。该方法的主要逻辑是将多个案例在不同变量上的基本表现（在清晰集中就是0或1的赋值，而在模糊集中则是0到1之间的刻度值），用一张真值表（truth table）表现出来，然后再用逻辑运算得出结果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该方法最接近传统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同时也是传统比较政治研究的科学化。质性比较分析最佳的案例数是15-35个（其中包括负面案例），最佳的解释变量数为5-6个。质性比较分析的优势是可以得出导致结果的原因组合。换言之，运用质性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找到导致国家治理成功或失败的原因组合。目前关于国家治理的许多研究成果都可以用QCA方法来进一步提升其分析结果的质量。譬如，目前关于失效国家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那么我们可以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国家失效进行原因组合分析。
第三，国家治理的比较历史分析。比较历史分析（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也是目前比较政治研究的新进展，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的分支发展上。第一类分支力图在过程性机制上有所突破，尝试对统计分析的结构性缺陷进行弥补。一般来说，统计分析只关注自变量X和因变量Y之间的相关性，对自变量X的变化如何导致因变量Y变化的过程和方式往往缺乏研究。而这种方法则尝试通过对中介性机制的发现，来找到X与Y之间的内在关联。第二类分支则试图建立比较历史的综合分析框架。这类方法试图发展出关于比较历史分析的一系列完整概念，如路径依赖、初始条件、偶发事件、关键节点、自我强化、顺序、持续时长、时机等，并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建构一个综合分析框架，以试图找到事件在历史中的位置、持续时间以及先后顺序等因素对结果的影响。比较历史分析是一种过程分析，运用这种过程分析，可以把国家治理的动态过程完整地剖析和展现出来。
从比较政治研究的学术史来看，国家治理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内容。比较政治学最重要的发展出现在二战后的美国。到20世纪末期时，比较政治学已经发展出结构主义、理性主义和文化主义三大流派，而这三大流派中有许多关于国家治理的经典研究。
结构主义的比较政治学以旧制度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基础，并吸纳了政治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一些成果。结构主义将人类的社会生活视为由过程、关系以及互动形式构成的宏观系统。具体而言，结构主义的国家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主题：第一，国家治理模式。例如，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所考察的便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些国家治理模式（民主或专制）的不同，同时摩尔在选择案例时也基于民族国家（英国、法国、美国、中国、日本和印度）。（12）第二，国家崩溃和国家建构。例如，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将民族国家作为她的分析单位，并重点考察了国际背景和国内因素如何影响旧政权的国家崩溃以及新政权的国家建构。（13）另如，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在《现代世界早期的革命与反叛》中对国家建构和国家崩溃的问题进行了颇有见地的讨论。（14）第三，国家自主性。埃里克·诺德林格（Eric Nordlinger）的《民主国家的自主性》和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的《捍卫国家利益》则对国家自主性的问题有非常深入的分析。（15）第四，国家与现代化转型。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在《国家与工业转型》中的研究试图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成功地实现了社会的工业化转型，而另一些国家则还远未成功。（16）整体来看，结构主义学派对国家治理研究是非常重视的，这一点还可以从论文集《找回国家》中得到印证。正是因为这本书，埃文斯和斯考切波等人还被学界赋予了“国家回归学派”的称谓。（17）总而言之，结构主义使用一种整体主义的视角关注国家治理模式、国家建构、国家发展以及国家崩溃等一系列宏大问题。结构主义将国家治理视为一个宏观的历史进程，强调关键事件、历史节点以及时序等因素在国家治理模式形成中的特殊作用。
理性主义的比较政治学是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下发展出来的，主要借用理性人假设、产权、交易费用等基本概念来分析比较视野下的政治问题。该流派重点关注个体行为如何导致集体结果。理性主义关于国家治理的经典研究集中体现在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和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等人的作品中。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中试图证明国家衰落和经济萧条与利益集团的分利行为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国家可以形成限制分利集团的低成本制度，那么国家就可以获得持续的经济繁荣。（18）贝茨的《热带非洲的市场和国家》也遵循了这种“微观着手，宏观着眼”的分析路径。通过对政治精英的行为和选择的调查，贝茨试图找到导致这些非洲国家病态政策的宏观原因。（19）玛格丽特·莱维（Margaret Levi）的《同意、异议与爱国主义》则从微观视角出发考察了国家（统治者）与社会（被统治者）之间的税收谈判问题。（20）理性主义的国家治理研究从利益集团或政治精英的微观行为出发，探讨这些理性选择行为如何导致国家兴衰以及政策失败等宏观问题。
文化主义的比较政治学以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为基础，并汲取了文化学和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成果。文化主义试图把握人们对生活方式、意义系统以及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其重点关注是其所观察的政治现实的特殊性及其背后的文化意涵。文化主义路径的这一研究特征集中体现在以下经典作品之中。在《公民文化》一书中，阿尔蒙德等人力图表明国家对文化的建构作用实际上微不足道，而更应该重点关注的是公民价值对政治的深远影响。（21）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对国家以及以国家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即民族主义）采取了一种解构的手法，把国家和民族主义解释为一种在印刷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想象的共同体”。（22）格尔茨的《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则将这种国家的文化解释发挥到极致。格尔茨认为，在巴厘的政治模式中，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剧场，国王和王子是主角、祭司是导演，农民是群众演员、舞台职员是观众，而场面、仪式、荣耀以及冲突则构成了剧情的内容。格尔茨的这种文化主义解释将国家的作用倒转过来；“权力为场面服务，而不是场面为权力服务”（23）。在这里，仪式不是权力的工具，而本身就是一种目的。整体而言，文化主义的国家治理研究尽管在研究国家，但是其结论却是在削弱国家的作用，或者说是给国家层面的互动提供一种文化解释。
尽管国家治理对于比较政治研究如此重要，但之前的研究者并没有非常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也并没有将国家治理作为一个比较政治学的重要内容抽取出来。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比较政治学的核心议题逐步转向民主化和民主转型，而实际上这两个概念中都蕴含着某种知识的霸权。按照西方学者的表述，民主化和民主转型都是指一种从非民主政治（权威政治）转向民主政治（自由民主政治）的过程。（24）而且，从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界定来看，中国不是民主国家，而是需要向民主转型的权威主义国家。（25）所以，按照这一思路，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差等制度。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一表述，实际上也就接受了西方知识对中国制度的一种带有意识形态特征的安排。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美国是西方比较政治学学科最发达的国家，而美国的比较政治学有着非常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的比较政治学一直在为美国的对外战略服务，即通过政治知识的传播，确立发展中国家对美国模式的尊崇地位。尤其是美国的一些比较政治学者长期接受美国政府部门（如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这种资助使其很难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
简言之，西方比较政治学的这种“民主化转向”使得人们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重心产生了一种误解，即认为只有政治转型和民主化研究才是真正的比较政治学。这种观点有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特征，也带有强烈的知识霸权特征，其潜在含义是要求非西方国家复制西方的道路。这种观点用政治转型和民主化替代了真正处于中心位置的“国家治理”，忽视了国家治理的阶段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并且让比较政治的研究范围变得狭窄和局促。
因此，比较政治研究需要恢复国家治理在其内容中的核心地位。国家治理对于比较政治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点：首先，国家治理是一种系统性思维。如前所述，国家治理体系包括秩序系统、赋权系统和创新系统三部分。秩序系统的主要内容是自主性征税和暴力的垄断，其标志是行政国家的建立。赋权系统则主要包括选举系统、代议系统和协商系统等。创新系统则要激发和保障经济部门与社会部门的创新。国家治理的这种系统性思维可以克服西方比较政治研究中的线性逻辑，从而可以更完整地把握国家治理的整体框架。换言之，这种系统性思维可以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逻辑。前文中讨论的QCA方法所关注的原因组合就试图发现组合性原因对于国家治理的意义。
其次，国家治理是一种实践性思维。目前西方政治科学出现了严重的知识论与实践论分离的倾向。一些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西方公认的政治科学的顶尖期刊）的文章完全沉溺于知识的游戏（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数学知识的游戏），而对现实指向的意义越来越淡薄。这种知识论与实践论分离的倾向可以被看做是西方知识的一个普遍特征，然而，目前这种分离越来越明显和强化。这对比较政治的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国家治理研究可以有助于消解这种知识纯粹化的问题。国家治理本身源于实践，并且基于丰富的地方性知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案例都表明了国家治理的特殊性。因为国家治理研究本身源自具有充分特殊性的实践知识，同时国家治理研究的目的也是对国家的治理实践有直接的指导或参考意义，所以国家治理研究可以将知识论与实践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前文所述的关于国家治理的比较历史分析也重在探求国家治理的具体实践过程以及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
多年以来，中国的比较政治学一直在蓄势待发中酝酿着新的发展。（26）之前，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一直在借鉴和学习西方的成果。这在学科建立之初非常必要，但是仅仅停留在借鉴的阶段很难推动学科走向成熟。应该说，中国比较政治学成熟的标志是有自己的议题、价值和方法，并在其基础之上产生有影响的作品。在这里，研究议题是第一位的。只有对经典的研究议题进行充分研究，才会产生在世界上有影响的概念和理论。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首先需要总结中国的国家治理经验。一方面，中国的比较政治学者对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更为熟悉。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也确实值得深入研究。1993年，中国第二轮国有企业改革启动时，国内外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整体经济都不是很乐观，然而，20年之后中国却实现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中国是如何实现这一经济奇迹的，这背后的原因和经验有哪些？这些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启示？这显然是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主题和内容。
同时，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和总结同样需要放在世界文明的大范围中考察。这里既要分析中国模式的特殊性，也要考察中国模式的普遍性。这里的普遍性有两层内涵：一是中国模式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是相通的。譬如，社会财富的初期积累与储蓄有密切的关系，二是中国模式可以被其他国家所借鉴和学习。譬如，中国形成强国家能力并用以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参考。再如，中国建立相对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的经验对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具有参考价值。（27）这两层内涵都是比较政治学的内容。因此，对中国模式的总结以及将中国模式置于国际比较的视野当中，可以进一步激发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
比较政治研究是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重要标准。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世界贡献自己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较政治研究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能成为超级大国，不仅是因为美国的硬实力居世界首位，同时还因为世界上的许多规则和标准都是由美国制定的。换言之，支撑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文化影响力。美国的政治模式、消费文化以及美国梦构成了美国软实力的组成部分，而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则在美国文化向世界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同时，比较政治研究的另一重要目的则是充分了解世界。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和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迫使中国必须更加积极和主动地了解世界。中国在海外投资时，需要首先对投资国的整体治理状况有充分的了解，特别是对其政权的未来变化要有一定的研究和判断，否则很容易造成海外投资的损失。另外，中国要成为开放的大国，就要有动力和有信心了解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只有充分地了解世界，才可以更为完整和客观地认识自己。越希望成为世界性大国，越要虚心地向世界求教。这里也要充分地意识到，中国的国家治理仍然存在许多的缺失和不足。从模式来看，中国的国家治理与法国、德国的经验有类似之处，即先形成强大的国家，然后再进行赋权化/社会化的治理转型。因此，中国的国家治理研究不仅需要研究中国经验对世界的意义，还需要谦虚地继续向世界学习。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者需要在世界文明的坐标中找到中国的位置。
习近平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8）意味着，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还存在进一步现代化的空间。首先，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还不够完善。中国的秩序系统已经比较发达，同时中国的创新系统也有长足的发展。然而，中国的赋权系统还不够完善，或者说，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政治输入”还不能完全匹配“政治输出”。习近平提出要“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29），正是此处的题中之意。未来中国赋权系统的完善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增加人民代表大会在政治代议和决策审议过程中的实际权力；二是增加人民政协在政治协商过程中的实际权力；三是推动党群协商以增加群众意愿对党的直接输入。
其次，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相比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已经很强，特别是在资源汲取能力和秩序稳定能力这两方面。然而，如前所述，国家治理能力还应该包含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和公共危机应对能力，而这两点内容则具有一定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例如，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要求是不同的。伴随着生活水平和审美能力的提高，人们对公共服务的要求和界定也不一样。因此，公共服务提供能力是一种相对变动的并且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要求。公共危机应对能力也具有不确定性。公共危机应对是一种非常态的事件，而这种情况很难在常态下训练和形成，所以公共危机应对的能力准备也很难有明确的尺度。因此，这两项内容的能力需要不断地进行提升和现代化。同时，国家治理能力还存在一个效率标准，即不能只看实现这些能力的效果，而且还要计算治理能力的效果与成本之间的比值。换言之，治理能力的使用要更加符合科学规律和效率原则。
五、结语
尽管国家治理的概念在之前一直有学者使用，但是国家治理成为政治学界的热门概念是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因此，国家治理概念的流行应该具有一定的政治性。然而，与之前的政治性概念不同，国家治理的概念深受政治学界的青睐。之前的政治性概念如“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主要受到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研究者的关注，而政治学学者很少使用这类概念来分析问题。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几年内国家治理会受到政治学界的持续关注，因为目前对这一概念的讨论才刚刚开始，关于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等共识并未达成。
同时，尽管一直有学者呼吁比较政治学的大发展，然而，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目前仍然基本停留在对西方成果的引进和介绍阶段。比较方法是比较政治学最核心的内容，而国内的许多比较政治研究在比较方法的运用和科学设计的形成方面都还非常欠缺。真正经典的作品需要结合目前国际上比较方法的前沿进展，并对国际和国内的现实问题作出有效的回应。另一方面，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国际化程度仍然有待提高。
目前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正在形成呼应和合流的趋势，其内容也在相互提供支持和给养。国家治理可以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供关键性的议题领域。中国的比较政治学可以在中国国家治理的经验以及世界各国国家治理的比较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经典作品；同时，比较政治学可以为国家治理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支持。国家治理研究要突破规范性的基础研究，就需要与各国实践结合形成实证的比较成果。类型学、质性比较分析和比较历史分析等比较方法则可以有效地推动国家治理研究的实证化和科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