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造假事件”影响深远，但对于德国经济来说并不会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拥有78年历史的德国最大汽车制造商——大众去年以2615.39亿美元收入居行业之首，位列世界500强企业第八名。近日由于“尾气造假”事件，股票市值已跌去1/3，同时导致同行业股票大幅下挫。
制造业是德国的骄傲。长期以来，制造业在德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德国经济永葆青春的源泉，也是德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经济依然“独秀于林”的重要原因。2014年德国制造业增加值达5812.65亿欧元，占GDP的的22.3%，其中汽车制造业销售额达到3840亿欧元，占制造业的半壁江山，是所有行业贡献的20%。德国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制造业出口国，制造业占德国出口总额的80%，其中德国汽车制造业的出口额达到2346亿欧元，占德国出口总额的18%，对德国GDP的贡献率达到8.3%。汽车工业长期保持了德国第一产业的地位。大众作为德国汽车行业的领跑者、2014年德国“颜值”最高的企业，其欺诈行为不仅会导致自身的经营危机，而且对于精益求精的德国制造业来说无异于一场信用危机，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将会给致力于“工业4.0”的德国制造业带来重创。大众造假这一“偶然”事件所产生的影响，也许如美国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所言“要延续到将来许多的年代，甚至延续到原来的偶然事件已被忘掉之后。”
虽然大众造假事件影响深远，但是，对于德国制造、德国经济来说，可能并不会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大众造假目前看仅限于柴油汽车，且造假手段并非“首创”，据报道，美国福特等几家汽车企业都曾被曝采用类似手段造假。这会减少一些消费者对大众汽车的排斥程度。更为重要的是，德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已为世界所认同。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报告，德国制造业竞争力仅次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制造业拼的是核心技术，德国汽车产业在发动机制造、整车构架等方面长期积累的技术优势不会因一次造假事件而全部丧失。因此，该事件对德国制造、德国经济的影响也许并没有某些媒体报道的那么骇人听闻。
德国“颜值”最高企业缘何造假
目前，关于大众事件的欧美博弈“阴谋”之说，以及某些利益集团利用汽车行业股价下跌谋取暴利等各种分析，或许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是这些理由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企业造假。为什么造假？
首先，政府对资本趋利性所产生的负外部性监管不足。趋利性是资本的本性，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描述：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的趋利性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负外部性，而政府针对市场失灵所产生的负外部性监管不足，必然导致不合意的结果。“大众造假事件”是在市场约束不足的情况下资本趋利性产生了负外部性的典型案例。
其次，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缺乏对“自利”和“利他”关系的正确理解。企业社会责任（CSR）的概念虽然广为流行，但仍然有许多企业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在环保责任凸显重要的趋势下，大众竟然在汽车尾气方面造假，缺乏基本的社会责任令人扼腕。
德国的大众，美国的安然，这些享誉全球的企业皆为了在竞争中获取更多的“自利”而造假。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讲的是市场主体的“自利”。但他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中讲到“利他”。所以，斯密不仅讲“自利”，更讲“利他”，“自利”的前提是“利他”，正所谓“自利利他二行圆满”。大众造假，显然是忘记了“利他”。
“大众造假事件”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制造业“为什么而制造”的深层次问题。伟大的企业应该是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应该有为贡献人类而“制造”的境界，而绝非限于为利润而“制造”的境界。“为什么而制造”涉及到每个制造企业价值观层面的深层假设，这种“深层默认的假设”决定着企业的最终归宿。值得注意的是，企业要一直奉行它所宣称的价值观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而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盛行的今天更是如此。大众官网上的“社会责任”一栏宣称保护资源环境、促进社会公正，但在面临柴油汽车的短期目标如何实现时，大众选择了放弃社会责任。可见，大众所宣称的价值观并未真正成为企业“深层默认的假设”。经营企业也是一场修行——践行企业价值观的修行。
通过这一事件，对于作为全球制造大国的我国来说，至少可以获得如下启示：对于制造企业而言，应汲取大众的教训，诚信为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理好“自利”与“利他”的关系，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提升自身的“制造境界”。这是企业基业长青的“秘笈”，也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对于消费者而言，不能一味地轻信品牌，哪怕是享誉全球的国际品牌也要存有质疑的精神，切实维护自身的利益。对于政府监管部门而言，应该警醒，作为全球汽车消费大国，是否有中国的本土车企也效仿大众在尾气排放方面造假，这种造假应该给予什么样的惩罚。为了保障市场的健康发展和良性竞争，进一步加强外部监管制度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注：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博士生郑嘉伟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