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经济转型取得多方面重要进展
过去的一年，决策层以“新常态”概括中国经济所处的新阶段，并获得广泛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视察时提出要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此后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从不同角度对新常态进行了系统阐述。实际经济运行则展现了新常态的诸多特征。经济增长延续回落态势，7.4%的增长为一些年来的新低，但增长态势总体平稳。就业状况较好，大学生就业难等结构性问题趋缓；企业效益和财政收入有所下滑，尚属稳定；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大体同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更快一些；雾霾天气的“浓度”和广度使人们更加切身感受到环境压力的挑战，而单位产出的能耗和碳排放水平大幅下降；金融财政风险较多显露，但仍守住了不发生全局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着堪称历史性的重要转折。消费超过投资，服务业超过工业，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内需、依靠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些讲了许多年的转型变化已经和正在发生。由旧常态转到新常态，所面临的问题、矛盾、挑战多于其他时期是必然和正常的。从国际经验看，许多经济体正是在这个时期出了大的问题，甚至陷入危机。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年能够稳住阵脚、守住底线，且结构转型取得实质性进展，不论从中国自身说，还是从国际比较说，均属不易。
然而，如果说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或者说经济转型在前几年只是走过了上半程，那么近期正在进入下半程，很可能面临更困难的局面、更严峻的挑战。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主动适应并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转型下半程的中心任务。成功实现中国经济转型，进入新的发展平台，全面持续地提高要素生产率是关键所在。
二、有关新常态的三个理论议题
一是“已有技术约束下的长期有效需求边界”。近几年我们在对国际工业化历史经验的研究中，观察到一种一致性很强的现象：“二战”后一批成功追赶型的经济体，典型的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后，在人均GDP达到11000GK国际元（购买力平价指标，1990年价格）左右时，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回落，由高速增长转到中速增长（刘世锦等，2011）。由于这是一种经验性研究，开始时我们并不能肯定它具有规律性。随着研究的深入，其中的逻辑结构也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与增长速度回落相对应的，是工业和投资比重峰值的出现。从需求侧观察，作为终端产品的基础设施、房地产，以及与此相关联的钢铁、煤炭、建材、化工等重化工业产品，也都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需求通常被看成短期问题，但这里的需求峰值，是以迄今为止的工业化、城市化历史进程为时间变量来观察和判定的。为什么在这个时点上出现需求峰值？实质上是由人类社会已有的技术水平决定的。举例说，现代化的楼宇建设需要钢材、水泥和其他建材，如果人类发明了效能更高、成本更低的建筑材料和技术，构成住房需求峰值的就可能不是人均住宅面积30多平方米，而可能是60多平方米以至更多。但在技术边界未变之前，在充分动员资源的前提下，人们按照需求偏好，能够分配给居住的资源只能是目前达到的水平，也就是“已有技术约束下的长期有效需求边界”。住宅需求峰值出现后，相关的工业和投资比重的峰值也会合乎逻辑地出现。当然，技术是供给侧的要素之一，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长期有效需求边界是由供给决定的。
近年来供给侧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蔡昉等，2008）。尽管在此问题上存有争议，但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人口的下降，工资水平的快速上升等证据，均对“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提供了支持。同时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从2012年开始，中国15—59岁劳动人口的数量开始下降。再加上长期有效需求边界的出现，几个拐点性变量不期而遇。它们之间存在何种逻辑关联，如何导致了增长阶段转换？显然，都是些非常有趣的问题。
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将有助于回答近期争议颇多的后起经济体的追赶路径问题。无疑，中国作为后起国家，与发达经济体的标杆国家如美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不论是购买力平价指标，还是现价美元指标，都可以人均收入水平对这种差距加以度量。但有差距与是否保持高速是两个不同问题。后起国家的追赶进程将会经历若干不同的增长阶段，背后是发展环境与增长动力等基本面因素的改变。历史经验和理论逻辑都不能证实有差距就可以保持高速增长的观点，把二者简单等同显然忽略了另外一些影响发展进程的关键变量。
二是“转型再平衡”。需求峰值与增长速度峰值相对应，当达到需求峰值时点后，增长的减速过程也就开始了。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中专业化分工的深入，基础设施、房地产、耐用和易耗消费品等“终端产品”的生产链条加长了。技术含量越高的终端产品，其背后的中间投入品链条通常越长。终端产品和中间投入品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当终端产品特别是基础设施、房地产等投资品进入快速增长期后，中间投入品会形成自我循环过程，即所谓的投资“加速效应”。而进入减速过程后，是否会出现方向相反的“加速效应”，值得关注。其次，在“后峰值”增长率与成熟经济体稳定增长率（这种增长基本上是以新换旧的替代性增长）之间，将会有一个过渡带，减速后的第一个“底”或均衡点会落在何处，需要观察分析。还有，当中间投入品的增速放缓，企业间的竞争更趋激烈，部分竞争力差的企业将会以关闭、被收购等方式出局。如果说高速增长期比的是企业的扩展能力，进入减速期后则比的是企业的生存能力，特别是企业盈亏平衡点与行业平均水平的距离。其结果，行业内企业数量减少，集中度提高，得以生存企业的市场份额增大，规模经济或专业化优势得以提升。
这样，我们可以提出“转型再平衡”的概念，指由过去高速增长时的平衡转到中高速或中速增长时的平衡。这一平衡的达成将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第一，在需求侧，原有终端产品减速“触底”，也就是到达一个新的稳定且可持续的增长平台；第二，新的增长动力形成，主要是新的终端产品形成并扩展，这也属于需求侧的变化；第三，在供给侧，适应终端产品的减速增长，中间投入品行业完成相应调整。在此过程中，一种可能是新终端产品的增长可以弥补原有终端产品减速留下的缺口而有余。以往曾经出现的新“三大件”取代老“三大件”，住房取代家用电器等，就属这种情况。然而，这次调整中已经难以找到替代住房、基础设施等的新终端产品了，这正是高速增长回落的原因所在。当需求侧的终端产品总体上得以稳定，供给侧的中间投入品也完成相应的减速调整，新的供求平衡将得以达成。
三是“转型期的宏观政策组合”。增长阶段的转换是一个过程，有的国家历时较短，有的国家则表现为较长时间内的反复。能否实现较为平稳的转换，对宏观调控的战略和策略均为大的考验。把短期问题和中长期问题既区分开来又结合起来，至关重要。从高速增长平台转到中速或中高速增长的平台是规律使然，但实现平稳转换又要求在此过程中防止人为拉高和过快下滑两种倾向。为实现短期平衡，灵活的货币政策是必要的。除了保障必要的流动性外，货币政策也起到改善预期的作用。而对稳定终端需求、防止过快下滑，财政政策则更为直接和有效。货币政策侧重短期问题，财政政策侧重中长期问题，可能是一种较好的搭配。
近期有关中国经济是否陷入通缩的议论较多。表面看，有的月份CPI已经低于1%，PPI则经历了30多个月的负增长，似有通缩之像，但与成熟经济体由于流动性不足而出现的通缩相比，则大不相同。中国目前所出现的价格低迷，是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特别是过去十多年重化工业高速增长所形成的庞大生产能力，与减缓了的终端需求相比而出现的严重过剩所导致的。在这些行业经由洗牌实现相对收缩，进而达到减速期供求平衡以前，价格和企业盈利能力都难恢复到可持续的水平。这个时候仅仅增大货币供给，而不力推严重过剩产能的退出，很可能陷入“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循环，延缓必不可少的结构调整，加大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且推迟优秀企业盈利能力的恢复。
生产率水平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所在。中国以往30多年的高速经济追赶，要素投入持续增加是首要推动因素，生产率提升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哈佛大学帕金斯教授等（Perkins et.al., 2008）的研究认为，1978—2005年期间中国生产率年增长率达到3.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高达4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最新测算表明，1978—2013年我国生产率年均增长达到3.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达到37%。
中国以往30多年生产率快速提升的主要原因，包括通过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释放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实现快速技术追赶；要素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非农业部门的流动，等等。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博斯沃斯等（Bosworth et. al.,2008）的一项研究发现，1978—2004年间，中国劳动力再配置对生产率增长的年均贡献在1个百分点以上，占生产率提升总水平的30%左右。我们的研究也发现，过去30多年五分之一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来自结构变化，主要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这种结构变化对整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年均贡献1.6个百分点。
虽然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中国生产率提升速度较快，但不少研究发现，近些年来生产率增速有所下降。比如，我们的研究表明，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生产率年均增速比之前30年平均水平下降了1个百分点以上，而且近两年出现了降幅加大的迹象。对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近年来生产率增速下滑，是进入新常态的规律性现象，很大程度上与国际上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增长规律相吻合。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表明，随着发展阶段的提升，技术水平逐步接近发达国家，追赶型经济体的生产率提升速度将规律性地放缓。特别是接近高收入门槛、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换的时期，这一规律性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一规律背后的深层原因是，随着发展阶段的提升，发展中国家技术上的后发优势、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的空间都逐步缩小，技术追赶和要素转移的步伐相应放慢。
对比其他成功追赶经济体的历史经验可以发现，近几年我国生产率提升速度趋缓，符合经济追赶的一般规律，是经济由快速追赶状态迈向成熟状态的前奏。为说明这一点，我们选用目前国际上公认程度高、跨国和跨时可比性较好的“宾州大学世界表8.0”数据集。经过比较分析发现：（1）美国等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生产率增长相对比较稳定，一直保持在1%左右。（2）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上，日韩等后发追赶国家生产率都出现由较高增速向较低增速的转变。日本在1960—1973年高速增长阶段的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达到5.58%，随后则开始大幅下滑，1973—1980年生产率甚至出现负增长；韩国在1980—1990年高速增长阶段的生产率增速接近3%，之后回落至1%以下。（3）我国生产率增长，与日韩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表现出相同趋势。1980—2007年间，年均增速超过3%，2007—2011年下滑至1.6%左右。
其次，我国近几年的生产率增速放缓，除后发追赶的规律性因素之外，也有另外一些规律性因素和我国自身的特殊因素。例如，经济下行时期通常生产率增速较低，具有顺周期特点；应对金融危机而实施的大力度投资刺激政策，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部分领域的产能过剩。
再次，我国近年来生产率增速放缓与拉美国家的情形有着根本区别。从发展阶段来看，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明显早于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拉美国家大多在20世纪80年代陷入债务危机，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停滞，生产率增速大幅下滑，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那时这些国家人均GDP仅达到4000国际元左右。而目前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超越了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所处的阶段。我国目前生产率增速下降，与日韩增长阶段转换时表现出的阶段性特征相类似。其次，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与我国目前生产率增速下降的原因大相径庭。长期僵化地实施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是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刘世锦等，2011)。这一战略降低了国内产业的创新动力，加之拉美国家国内市场空间狭小，受保护的产业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工业化进程难以推进，大量劳动人口长期滞留在传统经济部门，无法分享发展成果，从而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矛盾。另外，进口替代战略还导致拉美国家大量对外举债，同时国内企业效益偏低，政府财政收入匮乏，最终诱发了债务危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与拉美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工业化已趋于完成，生产率增速放缓主要源于结构变化潜力的规律性相对收缩。因此，不能简单地依据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的生产率表现，推断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态势。
对后发经济体而言，可以识别出三种增长类型。一是“初次扩张型”（primary expansion）增长（简称P型增长），指后发经济体利用已有的某种技术，将生产活动扩展到新的领域，属于已有技术的平面扩张。这主要是指利用现代技术发展以前未曾有过的工业、服务业，但在传统的农业领域也有类似的扩展活动。二是“追赶标杆型”（after benchmarking）增长（简称A型增长），指在已经采用某种技术的领域或行业，相对落后的企业缩小与领先企业差距的活动。这里有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平均水平”，处在平均水平或之上的企业，持续生存和发展前景才较为明朗；另一个是“最佳实践”，也就是处在行业领先位置上的标杆企业所达到的状态，其他企业将努力缩短与最佳实践的距离，并驾齐驱抑或实现超越。三是“前沿拓展型”（frontier expansion）增长（简称F型增长），指“原始创新”或“源头创新”,产生人类社会未曾有过的新技术，从而向前拓展已有的增长可能性边界。
促成后发经济体高速增长的主要是P型增长，越是后发，高速增长的空间越大，因为有更多的已有技术可被利用。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亦是如此。在较近的一个时期，A型增长有所增多，以及些许F型增长。随着中国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乃至此后的中速增长，P型增长明显收缩，重点将转向A型增长，F型增长也会增加，但有较大不确定性，尚难担当主角。通常所说的提高要素生产率，主要体现在A型和P型增长；而创新，在A型增长中主要是集成创新、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等；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源头创新等，则体现在F型增长之中。
中国进入新常态后的增长新动力，较近一个时期重点在A型增长，较长一个时期F型增长的比重将上升。
第一，通过放宽准入，纠正由于体制原因而导致的行业间要素生产率差异。根据我们的研究，目前中国行业之间要素配置依然严重扭曲，通过放宽准入，进一步推动行业间的要素流动，将会显著提高要素生产率水平。重点是带有行政型垄断特点的基础产业，如石油、铁路、电信等领域的改革，通过“放大”，即允许行业外大的投资者进入，加强竞争，形成“鲶鱼效应”。
第二，在前述的行业减速过程中，通过关闭、重组等方式，挤出低效率企业，提高行业的整体效率水平。
第三，在原有技术架构之下，通过改进设备、技术、工艺和管理方法，包括所谓的“机器换人”，降低成本，提升质量和效益，缩小与“最佳实践”的差距。
F型增长在中国已经展现出令人鼓舞的前景，这主要体现在互联网对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和改造。近年来网上购物的火爆程度，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想。中国在这个领域已经成长起来一批站在前沿的创新型企业。但这仅仅是序幕，重头戏很可能出现在互联网对生产过程的改造，即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上。互联网对实体经济的改造与严重过剩行业的洗牌过程不期而遇，将催生大量新的生产流程、业态和商业模式，使中国这一轮产业重组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类似故事大不相同。另一个特点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为“互联网+”的创新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试验、推广环境。互联网与实体经济融合和改造、严重过剩行业洗牌、最大的市场规模，这三重因素叠加，将会大大提高中国“互联网+”创新的成功机会。
绿色发展也是F型增长的另一个重要战场。发展目标转型和激励机制建设是其中要点，也就是说，要使“绿水青山”能够有效地变为“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的诸多成果，如目标设定、资产重新定价，相关的技术、工艺流程、管理方法、商业模式等，都将拓宽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边界，并且使创新活动直接伸展到生态资源丰富的欠发达地区。
五、“缓冲性”宏观政策与“效率导向”改革措施的协同配合
中国经济仍处在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过程之中。在触到中高速增长的“底”或者说均衡点之前，下行压力始终存在。在经济转型的上半程，主要遇到是认识问题，相当多的人对增长阶段转换缺乏理解，或者将其看成是短期回调，“熬一熬”仍会重归高增长轨道；或者以为用行政手段能够避免调整，并未认真考虑尊重并顺应客观规律。进入下半程后，短期内下滑过快的可能性加大。一旦意识到增速放缓难以避免，很容易反过来形成过度悲观预期，加上重化工业减速过程中的自我循环特点，以及部分政府官员“乱作为”得到抑制的同时出现的“不作为”，使增速“快落”的风险增大。
进入下半程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避免增速“快落”的同时，实现平稳触底，并转入稳定且可持续的新增长平台。从前面讨论过的减速再平衡过程看，增速触底的一个关键变量是高投资触底。以往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而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可以解释85%左右的总投资变动，其中的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以及出口增长。所以，投资增速触底，可通俗地描述为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三只“靴子”落地。目前，基础设施投资和出口两只“靴子”已相继落地，房地产投资也开始回落。当房地产投资回落到位，加上新增长点的成长，以及严重过剩行业的退出和重组大体完成，中国经济增速有望成功触底。这时的一个显著标志，很可能是产业严重过剩行业价格，主要是PPI指标开始回升，结束所谓的“通缩”状态，相关企业逐步达到正常的盈利水平。
在此背景下，政策应致力于“稳”、“退”、“进”。“稳”主要是稳住基础设施、房地产等已有终端需求的大头；“退”是指严重过剩行业的低效企业的退出和重组；“进”则是P型增长中尚有初次扩张空间的新行业，如部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A型增长中提升要素生产率活动，以及F型增长中的创新。
在增速短期过快下滑的压力下，宏观政策应当是“缓冲性”的。不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一方面可通过政策工具扩大需求，防止短期内“快落”，另一方面，这种宽松又必须是谨慎、节制的。如果宽松超过一定限度，将会推迟应有的调整，延续并再加大潜在风险。“度”的把握是关键所在，要提供一个缓冲带，但又要顺应潮流，中长期的结构调整和短期平衡均在其中。高质量的宏观调控将为结构转型提供一个好的环境，不能也不应承担直接推动结构转型的职责，而这正是深化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宏观调控与深化改革协同配合的涵义所在。
这一时期的改革应当坚持效率导向，为全面持续提升要素生产率扫除体制机制障碍，理顺相关重要关系。由此着眼，一批改革应当摆上优先位置。
第一，重建和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中国的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提供还有一定空间，但有较好现金流的项目不多了。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是必要的一步，在此基础上，应重建和完善以中长期融资为重点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工具。前提是清理、规范已有的地方融资平台，形成有约束、可监督、可持续的新机制。在土地收入明显减少的情况下，不动产税的推开也应加快。
第二，在金融领域打破刚性兑付，在严重过剩产业行业加快低效产能退出和转产。经济转型进入下半程后，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影子银行和严重产能过剩行业中累积风险集中显露的可能性增加。在大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要打破刚性兑付预期，将风险释放于局部。一直捂住不让出小事，最后就可能出大事。与此相适应，在严重过剩行业，重点是钢铁、铁矿石、煤炭、石油、建材等行业，采用“减产配额加退出基金”等方式，促使低效产能较快而平稳地退出或转产。这是加快增长动力和机制转换、实现“转型再平衡”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成熟必过的一关。
第三，基础产业领域切实“放大”。能源、铁路、电信等基础产业领域仍有一定投资潜力，是下一步稳投资、稳增长的重点。可以寻找一些改革的突破口，比如以在上海自贸区建设国际石油交易中心为契机，打通国内外石油市场，放开贸易和投资；拿出部分商业潜力大的铁路项目，以现代公司制度的投融资和运营方式吸引外部投资者；电信领域引入以民营资本为主的新基础运营商等。这类改革的一个特点是“边际竞争”，在增加投资的同时，提高整个行业包括国有资本的运营效率。近期通过合并以增加国企竞争力的做法值得斟酌。为了避免所谓的海外“无序竞争”，通过划分海外市场、集中招标等方式即可解决。必须明确行政性垄断与市场性垄断的区别，不增强市场竞争，人为地通过合并把企业“做大”，很可能导致降低而非提高国企国资竞争力的结果。
第四，加快城乡之间土地等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市场经济的要义是通过资源流动实现优化配置，这一原则对土地资源并不例外。毋庸置疑，保护稀缺的耕地资源、重视城市规划尤其保护农民利益都非常重要，但这并非由计划者的主观认定，而必须受到市场信号的制约和检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工业和城市扩展而占用土地的压力减缓，而城市资源下乡的动力明显增强。应顺应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以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为重点，加快土地制度改革试点，给地方和基层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大一点的空间。同时，通过土地确权和合理流动，使农民在土地资源上的权益恢复到应有水平，真正把最广大农民的利益界定好、保护好、发展好。
第五，由“强政府”转变为“巧政府”。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重点是推出和实施三个“清单”。在试点的基础上，加快扩大“负面清单”的实施范围。“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相对应，在改变“乱作为”的同时，也要纠正“不作为”，还要在新常态下“会作为”。随着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的转换，政府机构以往行之有效的一些工作方式可能不大“管用”，需要相应转换，比如，用过去搞基础设施和传统产业的办法推动创新和产业升级，效果将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可以考虑不再搞设定具体目标和技术路线的产业政策，代之以发布“战略性前瞻性预期信息”，扩大企业决策时的选择空间。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干预主要限于环境、节能、安全、标准等社会性监管，并将监管中的合规性作为一种政府信用加以管理。
第六，使绿色发展可操作。绿色发展是对发展方式从目标到体制机制的伟大变革，其重要性已渐成共识。当务之急是使理念转为政策，使政策能够落地。例如，测算生态资本，使之成为社会总资本的组成部分；使绿色发展收益可度量、可货币化、可市场化，并成为政府发展目标考核体系的重要内容；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使绿色发展获得与其他经济社会活动相同或相似的激励效应；大力发展多样化的绿色金融工具，如绿色产业基金、绿色债券、绿色银行等，为绿色发展提供有效而可持续的资金支持。
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仍具有高增长潜力，只因体制机制原因得不到发挥，如果改革到位，中国将重返高增长轨道。这种看法除了对增长阶段理解有误外，对改革与增长关系的认识也不准确。有些改革，如基础产业领域放宽准入，确实能够带来新的投资，直接带动经济增长；有些改革，如落实八项规定、反腐败、地方融资机制的改革等，将会减少浪费性消费、低效和无效投资等，对短期增长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但这些改革有一个共性，即提升效率，对长期增长是有利的，将会带来实实在在、没有水分、高效率且体现公平正义的发展。因此，“效率导向”应当成为判定真改革还是假改革、改革是否到位的重要尺度，成为经济转型关键期改革的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1.蔡昉，2008：《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刘世锦等，2011：《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中信出版社。
3.刘世锦等，2013：《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3—2022）：寻找新的动力和平衡》，中信出版社。
4.刘世锦等，2014：《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4—2023）：在改革中形成增长新常态》，中信出版社。
5.Bosworth Barry and Susan M. Collins, 2008, “Accounting for Growth: Comparing China and India”,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22.
6.Perkins , D. , and T. Rawski, 2008, “Forecast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o 2025”, in Brandt , L. , and T. Rawski (eds.) ,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注：本文系《中国经济十年增长（2015-2024）：攀登效率高地》（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的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