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围城市 市场围国企
计划经济时代，农村通过价格低廉的农产品支持国有经济的低工资、低物价。中国酝酿改革时，在1978年经济务虚会上提出权力过于集中导致国民经济的低效率。当时的领导人带头走出去看世界，发现不仅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加大，就是以前不如中国的国家和地区，很多在战后也发达了起来。
这些观察使那一代中国领导人产生了紧迫感，他们希望中国经济能够加快现代化，因此提出放权的改革思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四川经验为基础，将加强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写进了《决议》。那其实就是国企改革的先声。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农村的部署是休养生息，决定用外汇进口粮食来缓解农民的贫困。
但实践的结果，安徽、四川等地农村通过包产到户成为改革的领跑者，之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态势。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国企不改的压力就大了。
更大的竞争压力来自开放。早年的特区自广东、福建等“边陲地带”开始，把香港企业、台湾企业、日资韩资企业“放”了进来。加上本土的乡镇企业和1988年宪法修正案给予合法地位的本土民营企业，产品市场的竞争激烈起来，再也不是国企一统天下的老旧局面。
市场竞争的逻辑很简单：谁的产品质优价廉，消费者就买谁的账。过去没有对手，怎么说国企优越都行；等到对手上场了，光靠嘴巴说是赢不了的。何况竞争会传导：产品市场的竞争诱发要素市场成形，于是，按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新准则就从产品推向要素，一系列市场定价问题提上日程。
其实，什么是资源定价问题？讲到底就是产权问题，因为谁有权叫价、谁有权还价、谁必须承受价格决定带来的经营压力，归根到底都是财产权利问题。正是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传统国企的控制权、经营权、以至法定所有权的变革，相继提上日程。
因此，中国国企改革的路径与前苏联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经验是先放出一个市场，把国企放进市场竞争，然后看看到底哪些层面的问题非解决不可。开始人们接受的经营自主权，后来发现是产品的定价权和要素的定价权，最后才进到企业资产的产权界定。一拍接一拍，随着市场竞争的深化，人们关于国企改革的认知也不断深化。
背水一战 抓大放小
1997年末，中美就WTO[微博]事宜达成协议，这也是中国加入世贸的最后一个关口。再过五年准备期，中国就全面开放、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恰恰在这个时段，国企出现大面积亏损。挑战的含义很明白：在有限开放的环境里国企就缺乏生存能力，一旦入世后全面市场开放，我们的国企还怎么能够应战？中国被逼推进国企改革，背水一战的帷幕真正拉开。
这也是这本国企改革实录最精彩的部分。须知当年在国企的职工人数，最高峰值为1亿多人。在市场竞争中国企大面积亏损，从成因分析与工人的关系不大，因为从体制到管理都不是工人们在做决策。
但是，到了大批国企因包袱过重、积习难改之际，财政兜不起、银行帮不了、股市也容纳不了的地步，有一大批国企非面临破产、重组，涉及“下岗”的工人就达几千万之众。更有不少老牌国企，很多工人一家几口都在一个厂子工作，企业亏损、欠薪、下岗，不能不波及千家万户的生计。
中国能从那个局面走出来，绝不仅仅只是经济一个层面的麻烦，还连带思想观念、社会生活乃至政治架构层面的挑战。本书作者是这场艰难而重大改革的亲历者，书中实录当时的形势、面临的选择、采用的方略与方法、遭遇的种种难题和策解之道，今天读来还令人觉得惊心动魄。
依据不同的国企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同状态，从实际约束出发寻求不同的突围办法。不能因为都叫国企就按一个套路来处理，而是把国企这张“大纸”，一片一片撕开来谋求解决问题。这就是说，如庖丁解牛一般，把数目惊人庞大的国企分拆开来，各自求解。事后按大类分，第一板块就是数目最多的中小国企，机制旧、包袱重、竞争力弱、甚至严重的资不抵债。
客观上，要这类企业全部扭亏增盈，重新以国企的身份成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赢家，实在没有可能性。办法就是最早山东诸城趟出来的那条路：承包、出售、资产债务重组，实现国企转制，即把一批实在扭亏无门的国企，重新“放”回市场，允许国企破产或改成非国有企业，了清历史债务，在市场环境里重新出发。这“一片纸”有多大呢？大数是一百万家企业，涉及好几千万员工。用当时的语言，这就是“放小”。
第二板块，是一批规模比较大的国企，但基本上在竞争性的市场环境里运作，经营绩效也不好，可是用“放小”的办法也不合适，因为资产规模很大，如果以合适的价格出手，社会上能接手的不多。“贱价出让”呢？又犯了“国资流失”的天条，反正不是用诸城之法说转制就转得了的。对这类国企，基本是利用股份制的框架，允许非国有资本以增量进入，逐步改变全盘国资的老结构。这个板块有多大？《实录》里披露了，大数是五千家较大的国企，涉及数以千万计的职工。
以上两块改成后，国企扭亏增盈的压力基本就减下来了。当然，并不是完全在国企的架构下实现扭亏增盈，而是把相当一大批国企转制成非国企，或者改成非纯粹的国企，才消除了国企大面积严重亏损的现象。剩下的就是第三板块，即经由合并重组、在维系国有控股前提下利用境内外资本市场释放小部分股权的大型央企。对这个类别，在国资委成立后，管人、管事、管资产，改善企业治理，并主动与世界500强大公司对标，改出一批国有或国有控股的世界级大企业。
盈利的国企还要不要改？
上一波国企改革的中心口号是扭亏增盈，这也带来一种认识，就是认为但凡国企实现了盈利，余下的就是做大做强的管理问题，就不再需要进一步的体制改革了。到了国企普遍盈利，特别是央企一年的利润高达万亿人民币，不少名列世界500强的新阶段，说国企还要深化改革，听起来就不那么入耳了。
我的看法，对央企的利润还可以作点分析。
第一，企业的账面利润并不完全是经济学范畴的利润，其中一部分可能是企业所占用资源的租金。譬如资源型企业占用大量可开采资源，以及国家通信公司占用的通信基础设施等。这些稀缺程度极高的资源，给谁占用，都会产出收益。
我们或许可以这么想：如果开放竞争，非国有企业或非央企公司，是不是愿意出一个价来争得占用这些资源的权利？这里所说的这个“价”，是资源租金而不是利润，应该从央企账面利润里扣除，因为它并不代表央企经营决策和管理努力带来的真正贡献。
第二，在市场经济里，利润也不单单是对经营管理贡献的奖励，还具有资源配置导向的功能，因为不论利润如何产生，总意味着“需要向产生利润的方向投入更多的资源”。换言之，利润导向与市场准入要一起发挥作用，才不断把企业家创新的结果“外溢”到整个产业和市场。
但是，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部分央企获得高额利润，但所在市场又不开放准入，其他企业眼见这里存在超额利润，也不能进场来竞争一番。这种“关门赚得的利润”，对整体经济并不是正面的，因为行政垄断公司的利润，讲到底是一切其他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
现在大家看到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的成本优势消失得很快，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批中国企业的成本中含着“硬硬的难以消化的部分”。当下不少央企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价高费高，要政府领导人出来喊话降低资费，恰恰表明市场不准入条件下的关门利润对国民经济不但不是福音，反而是一种成本负担。
第三，央企的巨额账面利润，大部分留存央企自己支配，在分配上并没有回馈其真正的产权主人即全国人民，也没有全额上缴国家财政。至于把很小一部分央企利润或资产划给全国社保，那本质上是历史欠账的一种补偿，因为社保缺口主要来自过去低工资时代国企工人没有、也不可能预扣下的养老金。
其实国有资产并不仅仅只是国企工人的资产，全国人民包括过去为国家工业化做出历史性贡献的农民也是工资的主人，因为他们多少年低价缴纳的粮食税，也是形成国有资产的一个来源。倘如问我们的农民从央企巨额的账面利润中得到过什么实际收益，我想基本上就没有。这样的话，站在“全民主人”的角度来看，央企与其他非央企以及非国企，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第四，最近的周永康案、中石油窝案以及令计划案，暴露出拥有天量利润、资产和无数实际好处的某些央企，还真是牛栏里关着的大肥猫。在道义上、道理上和法律文本上，央企当然是国企从而属于全国人民，但从实际控制权的角度看，缺乏有效的制度监督还是当下盈利的国企的一个致命伤。
综上，对盈利的国企还要不要深化改革这样一个问题，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从紧迫性来看，恐怕现在也不亚于90年代上一波国企改革的那个时代环境，因为从机会成本的视角看，当下盈利的国企如果不深化改革，进一步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妨碍国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那些实际问题，代价将不但是一个经济部门的，也是国民经济全局性的；不但是经济的，而且还是社会的和政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