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在海外行走的中国学者们应该都有这个体会：中国的崛起真可谓全球瞩目，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国际会议不能没有中国人参会。而“一带一路”战略一旦获得成功，无疑将让中国在方方面面跃上新台阶。但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巨型国家的崛起，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业，内外两方面都将面临众多挑战，其中有些挑战也可以说是陷阱。这里展示几年来的一些思考。
对中国快速发展的若干总结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保持了社会的总体稳定，这取决于几个因素：经济绩效带来的政权合法性，或叫GDP-based legitimacy，这是最主要的因素；在维持社会稳定上进行了巨大而强力的投入，问题是，维稳投入增长的速度与强度是有限度的，维稳经费已经高于军费了，再提升的空间有限；官方对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的摄纳，政治上允许入党、给予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资格、参加政府领导人的出国访问团等，并经济上允许乃至支持其商业活动（吉利收购沃尔沃是典型例子）；文化上给予一些权力与好处，这一点在知识圈中比较明显，一些知识精英获得机会从政、或者给政府出谋划策，而且经济上可以有丰厚的收入；一般人尤其是精英阶层存在的怕乱心理，觉得好不容易过上几天稳定日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以接受，咱就不要折腾了，老百姓主要关心的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值得注意的两个社会现象
当下的中国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第一，普遍的不满意。无论是左派、中间派还是右派，无论是激进派、稳健派还是保守派，无论是高级干部、中层领导、基层干部，无论是富裕的阶层、不那么富裕的阶层乃至比较贫困的阶层，似乎都对社会现状与自己的境况不满意，尤其是并不少见的仇富心态和仇官心态。
第二，普遍的不安全感。大小官员、大中小企业家、学者特别是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工、农民，基于不同的原因，都有某种不安全感：有的是因为财产，有的是因为官位，有的是因为思想表达，有的是因为医疗保障，有的是因为自己产业的发展前景，有的是因为在大城市的定居权以及与之相关的孩子在大城市的教育权利，有的是因为自己的责任田、责任山，如此等等。
官员把财产与妻儿转移到国外、富人们把相当部分财产转移到国外、一些企业家把公司注册地点放在境外，一些农民对自己的责任田、责任山（树林、草地、果园）进行掠夺式经营，这些都是不安全感的体现，一般人对此也比较熟悉。比较少被注意到的是，在大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一些中产阶级的境遇。他们在这些大城市打拼十来年，有了孩子与房子，与老家的环境已经格格不入，除了户口，已经是城里人。突然有一天发现，他的孩子因为户口问题进不了好的小学与初中。特别是，孩子不能在本地上高中，因为必须回老家参加高考。他们的选择是：或者放下现有的工作全家回去呆几年，或者夫妻分居几年其中一方回去看孩子，或者让孩子自己回家单独上学，或者孩子凑合着上个城里的高中然后投考职业学院，如此等等。可对他们来说，无论哪种选择都代价巨大，他们内心的纠结，所产生的不满意、不安全感、乃至愤怒，是可以想象的。这些人绝对数量也许不大，但具有象征意义，提醒政府：户口问题对于2.74亿农民工来说，已经成为他们痛苦的主要来源，其重要性可能超过了自留地与宅基地。他们是中国真正城市化的试金石，社会稳定的压舱石。
上述两个现象在八十年代是不存在的，九十年代开始出现，现在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病了，需要治疗。许多人会觉得，这些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可是，有的问题与经济发展关系并不大，有的则根本无关。
面临的挑战与陷阱
首先是环境污染，这是中国下一阶段需要应对的一大挑战，这一点已经逐步成为共识。有些地方依然持发展优先的理念，但已经有些地方宁愿在发展经济上做出些牺牲，也要治理环境； 有的地方虽然比较落后，也注意选择污染少的经济发展方式。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治理污染、恢复环境是可以做到的，但比较昂贵。这适用于“通过发展来解决”的范畴。
第二，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框架。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但中国依然没有建立起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框架。经济方面，整体上市场经济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但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政府对经济过度干预、不当干预的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股市依然有明显的政策市特征，近期的典型例子是前一阵子的暴力救市。遗憾的是，很快就有证据表明，这种行为不但效果并不好，还成为海外质疑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有力证据。好在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正在调整应对，新的应对很可能更为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虽然非公有制企业解决了大部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并贡献了大部分国内生产总值，但对于非公有制企业的限制与歧视在一些方面依然存在，许多行业限制或者禁止非公有企业进入。公有制企业比重过大、效率低下、却受到特别关照（垄断地位、特殊补贴）的状况依然不少见，这既导致了市场的不公平，也导致了经济资源的浪费与逆向流动。政治方面，各级地方领导人对于所管辖区域整体影响太大，一把手缺乏有效监督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领导人一换，经济发展规划、城市建设规划、官员体系也出现大调整。地方债务的增长在本地缺乏制约机制则是另一个大问题，按照欧美的标准衡量，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
第三，缺乏官方与民间都普遍信仰并切实体现在行动中的一套核心价值观，或者说一套文化与政治信仰体系。金钱拜物教在中国得到了很充分的展示，一个典型例证是，在神州大地的各个寺庙道观，民众大把投钱捐赠之外，还习惯于用投硬币来表达自己的各种宗教与非宗教诉求。于是，成堆的硬币在神龟背上、放生池中、佛像脚下，散发出闪闪的光芒，似乎在践行“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神仙也是可以收买的”等俗语。在商品经济的一定阶段出现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认为这是正常的。这种现象折射的是民众宗教信仰的缺乏与金钱拜物教的统治，外加中国人实用心理的作用。
从文化角度看，核心价值观展示族群的文化特征，是族群凝聚力的源泉。从经济角度看，核心价值观影响族群的经济行为方式，新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都对此有很典型的展示。从政治角度看，核心价值观是国家认同的主要来源，对于多族群的国家来说，还关系到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也就是说，没有一套核心价值观的支撑，将影响一个国家的存在与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崛起也缺乏坚实的根基。因此，建立一套官民共信的文化与政治信仰体系是中国需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不容易，也可以说很困难。但中国没有选择，只能面对，而且越早越好。只要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达成了共识，就有解决的可能。
第四，分裂势力。这与第三个有关但不完全一样。中国的分裂势力包括两部分：大陆的分裂势力与台湾的分裂势力。大陆方面以“疆独”与“藏独”为代表。香港的分裂势力，虽然是新现象，也难以成气候，但依然值得注意，中央政府应探索治本之道。关于“藏独”，或有必要抓紧时间与达赖喇嘛谈判，这可能对中国更有利，毕竟他与中国政府有几十年打交道的历史，互相比较了解，其主张比年轻一代要温和，至少没有公开主张独立。他已经80岁了。
关于“疆独”，中国政府过去几年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措施：对于露头的“疆独”势力与行为，坚决打击；开展群防群治，把“疆独”势力消灭在苗头状态；强化边防管控，防止“疆独”势力非法越境，但采取措施便利普通民众正常的出入境需要；大力发展经济以弱化“三股势力”滋生的经济土壤，包括内地对口支援、设立经济特区、扶持民众的生产与经商、增加民众的就业岗位，等等；发展教育，提升民众的谋生技能与对“三股势力”的识别、抵御能力。
上述措施对于防范与打击新疆境内的“三股势力”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但也要让基层注意，在打击“三股势力”时，避免给普通民众正常宗教活动造成不便。其他省份在打击“三股势力”时，也应避免给新疆民众的经商、旅游等造成不便。
现在的问题是，新疆的“三股势力”有向外省、境外发展的趋势，发生恐怖袭击事件的地方，既有北京、广州、沈阳、昆明这样的大城市，也有温州等中小城市。一些分裂势力在东南亚国家出现，也是不争的事实。“三股势力”越境参加训练后回到国内实施恐怖行动的案例在增加，国内多个省份也出现了“三股势力”实施的恐怖行为。很显然，不大可能做到各个省份都采取新疆那样的防范与打击措施，境外更是如此。这些暴恐行为的“根”，大部分还是在新疆。所以，如何采取治本措施，是新疆与中央政府需要应对的一大挑战。这里不展开论述但值得高度注意的是，“三股势力”中暴力恐怖势力与民族分裂势力因为他们所制造的一些事件而对媒体等影响比较大，但是，真正危及新疆长远稳定与发展的却是宗教极端势力：侵蚀维吾尔人的民族文化、影响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乃至世界观、还试图削弱地方政权。
“台独”无疑是一个挑战。马英九时期，两岸政治关系相对稳定，经济联系得到强化，但接替马英九的很可能是蔡英文。她的精神导师是李登辉，而李登辉属于“每个毛孔都散发着台独气息”的人物。李登辉1999年提出“特殊两国论”，她这个“国安会”与“国统会”的委员谋划有功。陈水扁2002年提出“一边一国”，作为“陆委会主委”的蔡英文更是功不可没。这是一个有知识、有韬略的人，在信仰并推行“台独”上，她将展示什么叫“不让须眉”。不能因为她的一些竞选言论而轻信其政治主张发生了改变。她如果上台，很可能利用一切机会推进“法理台独”。如果大陆因为经济形势不佳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就可能成为她推进“法理台独”的一个机会。从而触及大陆的底线。一旦大陆因而采取武力行动，美国与日本将会分别依据《与台湾关系法》与《美日安保条约》而涉入。战争范围的扩大将严重打击中国外贸，从而进一步恶化中国的经济形势。
第五，经济问题。经济增长呈现周期性，已经高速增长几十年的中国经济，在一定时候转为低增长、零增长或者负增长，都属于正常现象。而一旦出现，将导致多方面的连锁效应：既可能来自内部（如社会上的群体性事件，也可能来自党内。苏联的案例表明，一些家财丰厚的党员干部一直在寻找机会实现个人财产的公开化与合法化，这种“国家不幸个人幸”心态在一定情况下将成为国家稳定的负能量，也可能来自外部（如被美国利用）；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可能在大陆发生，也可能在台湾发生（如被蔡英文利用）。
现在的市场经济高度依赖虚拟经济，如证券、期货、金融等，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信用经济。这使得经济受心理因素的影响远远大于以前。这一点对于经济陷入麻烦的国家是非常不利的因素。另外，对于经济增长、GDP等也不能看得过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以算出，中国2014年的GDP是1978年的293.57倍。可见，只要社会稳定、政府与民众一心谋发展，经济发展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1990年中国GDP是俄罗斯68.61%，1995年俄罗斯的GDP却变成了中国的54.77%，1999年则下降到中国的18.07%，2014也只是中国的19.81%。这说明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发展框架的重要性。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减速被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是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后果，未来十年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有6.2%左右。但这只是一种看法。如果并非如此，而是开始走向通常的经济波谷期呢？该如何应对？这对任何政府都是棘手难题。
第六，外部威胁，主要是美国。西化中国始终是美国对华战略的长期目标，把中国拉入现有的世界体系是次有目标，也是一种西化手段。信奉现实主义哲学的美国人，在中国经济形势良好时，并不把西化中国列为近期目标，而是努力与中国实现合作共赢。但在中国陷入麻烦的情况下，美国将会调整政策目标。当中国出现经济停滞、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大陆分裂势力膨胀、台湾推行“法理台独”、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的情况下，西化中国、从根本上消除中国挑战美国的能力等，将成为美国的现实目标。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华战略的主流是“接触为主防范为辅”。但是，2010年左右转为“两手并重”，2014年以来，有变成“防范为主接触为辅”的势头。南海问题则成为美国观察中国外交政策走向的试金石。美国的南海政策，已经从“不持立场”转向“持有立场”，从“间接介入为主”转向“直接介入为主”，从“当导演”变成“既导演又当主演”。但南海不大可能成为美国西化中国的扳机点与主要抓手。美国采取上述行为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遏制中国（就像冷战时期对付苏联那样），而是旨在“通过平衡中国来维持地区力量平衡、保持地区形势稳定、维护自己的利益”。为此，美国需要对中国的南海政策目标有比较清晰的判断，因而难以接受中国采取“模糊政策”。但是，南海不属于美国的核心利益，不大可能因此而与中国打一场战争。中美双方都没有在南海打一场战争的计划。南海争端处于各方有效管控之下。中国也在调整自己的南海政策，以便落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中美双方需要在南海问题上保持沟通以便达成更多的共识，避免误判。
总之，中国如果能成功应对上述六大挑战，就不会倒在进入发达国家的门槛上，而会继续发展，直到成为综合实力全球第一的国家。这是中国复兴的指标。但是，如果不能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有可能成为中国崛起路上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