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5年以来，经济继续下行，上半年GDP增长7%；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5%；1-7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1.3%，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长4.3%，出口增长1.1%。经济刺激采取了地方债转换、提高赤字率、发行专项债、降息降准和人民币贬值等财政及货币政策。笔者认为，如果不调整人口政策，进行配合，这些政策措施可能难有预想和持久的成效。
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是以人为基础的消费、投资、出口等活动，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结构的变化，是影响经济涨落的重要变量因素。笔者最近在做中国人口增长、结构和流动与国民经济变化数量关系的课题研究。回顾了2013年全球208个国家和地区数据后笔者发现，趋势是人口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越高，GDP增长速度越高；反之，越低。
从中国人口增长水平看，1987-1994年的曲线，是一个较陡的下行曲线，在20年后必然会逐渐出现新劳动力年龄人口、新进入工作岗位有收入人口增缓或减少，结婚成家租赁购置房屋的人口也相应增缓或下降。其结果是劳动力成本持续地上升，劳动密集性产业利润率下降甚至亏损；出口竞争力受到影响；住宅、装修和家电等需求放缓、萎缩。
而0-14岁人口从1999年的31950万人，减少到2010年的22259万人，人口规模萎缩接近1个亿。也就是说，从2005年到2017年，小学和初中的年平均在校生将减少881万人之巨。实际也意味着这个阶段年龄消费人群的负增长，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消费负增长。
1979年到1987年，由于农村联产承包改革和家庭自然经济生育和下乡知识青年大量回城结婚生子等因素，中国进入人口的又一高增长期，给20年以后1999-2007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入制造业，推动加工产品出口，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奠定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基础。
但是，从1987-2010年，由于受到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市场化等生育的市场机制和生育行政性计划双重调节，人口生育和增长呈现快速下降趋势。这形成了20年后，2007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的后果。我们回顾了这两组数据，发现它们竟然高度相关。
2007年进入劳动年龄人口的增缓，甚至减少，工资及捆绑的社保等成本上升，中国制造业出口的竞争优势逐渐丧失。实际上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内在的、开始下行的人口变动后果，被当时外在的、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全球经济危机所掩盖和迷惑。
2009年M2和贷款都放量扩张，财政也实行了极为宽松的政策，但是，高增长了两年（2010-2011年）后，增长势头持续下行至今。当年，美国也进行了财政和货币强刺激的政策，其制造业、就业、股市、房地产等逐步恢复，经济上行到现在。
而从人口生育和增长看，美国近些年生育率为2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7‰以上，均高于中国目前的水平，各年龄段人口较为均衡。日本在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陷入低迷，安倍也用扩张的财政政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了经济增长，然而，其人口生育率为1.4，增长为负。2014年，其GDP增长率实际为零。日本有学者对此评价道，央行可以印出钱来，但印不出消费钱的人。
从中国的人口增长图来看，1994-2006年，仍然是一个较陡的下行曲线。2014年人口增长率在5‰的低水平上；目前的生育率也只有1.4左右；人口结构将快速老龄化，意味着国民经济中养老的成本将急剧上升，出口竞争力将进一步恶化。
另外，人口流动和城市化，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中国目前的名义和实际的城市化水平分别为54.77%和30%，推进到70%，按照世界一般经验，还应当有10到15年的国民经济高增长时期。
但是，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与国际上大多数国家不同。从有关数据看，近两年2.7亿农民工，加上其进城家属3亿人口左右，在务工地购买住宅的不到1%，在家乡附近县城等买房的14%左右；农民工在城市购房的房价收入比，全国平均10以上，大中城市则更高。
2015年城镇住宅存量在3亿到3.3亿套，除去农民工人口在城镇购买的住宅，1.4亿左右的城镇居民家庭，每户平均有2套住房。房屋供给已经严重过剩。2015年起结婚需求住宅的人口数量下降；随着老龄化加速，人口死亡率上升，独生子女继承住宅增加；以后城镇住宅过剩问题将更加严峻。
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中国的农村人口，青年时从老家出来，到城镇中去务工；他们只是在力壮时，到城镇务了几十年工，老年时，85%还是要回流到农村。农民建设的城镇中的住宅，实际上被城镇居民除了居住外，当作投资财产了。也就是说，85%的城市化进程已经中断，如不进行调整，不可能再有所谓的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可以看出，这样一种人口增长和流动基础格局下的国民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一下，略升一下；刺激过后，仍会继续下行，最低还可能跌入3%-5%的范围，而且陷入长期低迷的区间。
当然，应对国民经济的下行，我们可以用发挥知识和人才作用，促进海外人才回国创新创业，鼓励国内居民创业创新，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以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争取增长的外部市场，甚至发展机器人进入工作领域，延长劳动年龄等，加以支撑。但是，笔者认为，必须对人口生育和流动政策加以调整，才能在基础上配合这些中长期的战略和措施，以及短期财政和货币等政策，使国民经济逐步恢复景气。
首先，建议2016年尽快取消行政性计划生育，停止征收社会抚养费。实际上，实行所谓的“单独二孩”调整后，原来预计2014年生育200万人口，但申报的只有100万对夫妇，真正生育的仅有47万。笔者认为，生育即使全面放开，由于中国很多家庭收入有限而不能应付较高的生育抚养成本，加上8%左右的妇女不孕不育，以及与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鼓励生育的困难程度看，中国新出生人口的增加，可能并不乐观。
社会费抚养费实际上是对没有按规定生一胎，超一胎或二胎的城乡居民，特别是对农民征收的一种税收，年规模在200亿到300亿之间。实际上，改革开放前中期，许多个体户和中小企业是农民创办的。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大部分经费供养了计划生育部门和基层政府，收缩了农民子女教育等方面的能力，也大大缩减了农民的创业资本，使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创办个体户和中小企业增长速度下降，甚至一些地方负增长。因此，取消社会抚养费征收，本身就是降低税负和刺激消费及投资创业的一项财政政策。
调整人口政策，逐步将人口生育率恢复到2.0。从近期看，婴儿增加，会逐步地增加孕育、妇产、婴儿、幼童等消费；奶粉、玩具、童装、幼教等支出会增加，这些消费的供给品生产会扩张；保姆和其他家政服务需求会加大；小家庭生活便利和老年人安静需要，住房需求也会因新增人口而有所增加。
从中长期看，小学、中学教育逐步会恢复，并在大学过剩一段时间后，增加其入校学生。而且，这一阶段的消费会形成从少到多的累积性增长，抗击国民经济过度下行。从远期看，20年后的2036年开始，劳动力人口逐步得到恢复，避免中国经济一定程度的复兴后，持续衰退和二次衰落。
其次，调整人口流动政策，不是户籍放开适应有关改革的进程，而是彻底开放户籍，倒逼改革，使教育、社保和其他公共服务等体制适应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需要；改革农村土地体制，确定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能够交易，无论什么样的方案，结果需要使农民得到合理的财产性收益；改革建设土地从农村和城郊征用为国有，由政府行政寡头垄断卖地的方式，建议集体建设用地只要符合规划，就可通过非政府而由政府监管的市场交易直接进入建设市场；集体土地也可通过入股、出租等方式，进入建设领域。
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使农村人口像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一样，有创业的资本能力，有到城镇购买住宅的能力，进入城镇后获得政府同等的教育、社保和其他公共服务；才能将土地和住宅的价格控制住，使农民在务工地买得起房屋；才能使基本中断的城市化进程恢复起来，使国民经济增长重新获得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推动力。
总之，这次的经济下行，是一个长期性的难题。需要财政货币政策和人口政策调整相配合，短期政策和长期战略措施相协调，加以治理，才有希望将国民经济保持在6%－7%的中高速增长区间。新增人口，拿中国话讲，就是朝气对冲暮气，阳气对冲阴气，逐步增强国民经济增长的元气。否则，根据人口走势，经济增长率很可能会持续下行，降低到3%－5%的低迷水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