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至简”。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和复杂的双边关系。2012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语言简洁，寓意深远。翌年，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达成共识，即：“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两国关系发展指出正确方向。
中美关系的负面因素为何上升
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两面性凸显，负面因素上升，时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新世纪的国际格局不断发生复杂且深刻变化。全球化、多极化深入发展，中美两国实力对比出现重大变化。“9·11”之后，美国深陷两场战争。2008年由华尔街金融泡沫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软硬实力再遭重创。国际关系格局出现又一转折点和分水岭：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呈现相对颓势；而世界新兴经济体国家展现活力、实力和地位相对上升。中国经济“坐二望一”举世关注，但从某种意义上也印证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古喻。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白头鹰”一手持和平橄榄，一手握战争利剑，以世界警察心态俯瞰全球。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美国“惊愕回首”，国家安全战略实施重大调整。美国决定从伊拉克和阿富汗逐步撤军，加速实施“重返亚太”或“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点转向防范其他大国崛起的挑战，太平洋地区反增某种“不太平”因素。
两国关系原有支点出现某些松动。本世纪头十年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双引擎”—经贸合作与反恐合作，同时出现变化。一方面，美国对其全球战略反恐重心进行了调整；另一方面，中美经贸关系呈现出各自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新问题。美国加紧推进“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与”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企图取代WTO游戏规则，对中美经贸关系的运作模式可能带来某些不确定因素。
“第三方因素”影响。两国决策环境出现复杂情况，一些原本不属于中美关系范畴的“第三方因素”凸显，干扰甚至绑架了美国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在中国东海和南海问题上，美国虽有“不选边站队”承诺，但行动上时而偏袒另一方，给正常的中美关系增添负面影响。
一段时间西方媒体充斥着中美关系处于“濒危”或“临界”状态的假设性讨论，甚至断言中美关系难以避免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有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
鉴上，在中美关系负面因素越是上升的情况下，越是要坚定信念：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中方之所以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其初衷之一正是为了防止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冲突的历史再现。
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风物长宜放眼量”。如果我们深入审视中美关系，就会发现过去40余年，尽管中美摩擦不断，但互利合作始终是双边关系主流。当前的中美两国关系，也并不像某些媒体所报道的那样悲观。其主要表现在：两国合作基础依然牢固，合作意愿依然存在，合作的条件依然具备。
从国际格局来看，多极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不断深入，“地球村”成员难以独善其身，国际社会呼唤合作。中美两国在全球和地区层面上的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责任不是降低了，而是加重了。两国都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双方在事关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广泛领域保持着常态化的合作。双方就伊朗核、朝鲜半岛核、南苏丹等问题密切沟通与协调，为推动有关问题妥善解决进行不懈努力。在反对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推动解决地区热点、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中美两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分别达27.8%和15.3%，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两国都希望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都主张坚持公海航行自由的原则。在联合国组织、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外交平台，中美与各方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中美积极推动加强全球经济治理，启动了亚太自贸区进程。中美加大减排力度，为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作出表率。中美还密切配合，为防治埃博拉等流行性疫病做出积极贡献。
从双边关系来看，中美构建新兴大国关系，是全球化背景下对大国相处新模式的一种积极探索。中美国家利益展现重要的融会之处与合作的动力，经济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2014年双边贸易总量达5551多亿美元（每工作1小时1亿美元贸易额），双向投资存量已经超过1200亿美元，经贸关系已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并发展到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程度。中美两国的联系日益紧密，双向人员交流430万，说明构建中美新兴大国关系具有厚实的物质、民意以及社会基础，是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的必然选择。在双边安全关系上，中美两军在避免冲突和建立互信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比较突出的是两军已同意建立重大军事安全领域活动互相通报机制和海空相遇时行为准则。
从决策层面来看，尽管两国关系出现一些新问题，但通过对话和协商管控问题，维护中美关系大局是两国根本利益之所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用积土成山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携手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展现了领导人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战略定力。2015年6月下旬，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双方就深化双边务实合作、构建双方在亚太的积极互动关系、妥善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应对地区热点和全球性挑战等重要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意见，并取得积极成果。此轮对话和磋商，也为习近平主席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做了重要的铺垫和“打前站”工作。
异中求同，择宽处行
中美关系何去何从，不仅事关双边关系，更涉及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两国关系分歧不断是事实；但共同利益在增加也是事实。双方须进一步坦率对话、坦然交底、坦诚合作，争取将所达成协议落实为成果，为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注入实质性内容，保证中美关系大船避开暗礁并不断稳定向前。
第一，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处理两国关系。
中美作为国情不同的两个大国，要争取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理解对方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不把自己的意志和模式强加于对方，这是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不是外交辞令，而是集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于一体的既定国策。和平发展的中国，不应视为构成对美国的威胁。当然，世界上只一家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不够的，只有大家都走和平发展道路，才能彼此和平相处，共同发展道路才能越走越宽。中国真心希望也需要和平发展，但中国不会吞下牺牲自己主权和核心利益的苦果。
中国在国际事务愈加积极有为，也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与借重。美国方面应正确看待和适应中国的变化，以平常心和包容心欢迎中国的发展和成功，并从中找到合作机遇。如果有人不改冷战思维，还把希望寄托在防范或遏制中国上，那是不可取的。在事关中美关系正确方向这个根本问题上，不能有战略误判。
第二、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从国际事务合作方面来看，中美两国同为反法西斯同盟的战胜国，同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同为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和共同维护者。中方愿意与美方一道努力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共同应对各种地区和全球性挑战，也愿同美方加强在伊朗核、朝鲜核、阿富汗等地区热点问题以及反恐、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控等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协调、合作，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从亚太地区包容协作方面来看，习近平主席曾多次说过，“宽广的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双方应该致力于在亚太地区开展积极互动，鼓励包容性外交，共同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
从双边关系来看，中美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坚实的合作基础，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大船的压舱物。中美投资协定已交换负面清单，双方应扩大和深化经贸合作，增加美国对华出口，促进中国在美投资，也希望美国政府和国会设法减少对华限制。此外，还要加强两军、反恐、执法、能源、卫生、基础设施等领域务实合作，为两国关系注入新的动力；同时促进各界交流，夯实两国关系的社会基础。
第三、探索管控分歧的新办法。
中美两国发展阶段、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经济利益都存在着差异，在一些问题上存在误解、分歧乃至摩擦不可避免，但“智者求同”：中美双方应该坚持通过对话和平等磋商，择宽处行，谋长久之利，不因一时一事动摇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础。要以建设性方式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做损害对方核心利益的事。对于价值观的摩擦，可通过对话保持沟通并增信释疑；至于利益上的冲突，可通过谈判进行协调，不使经贸问题政治化；即使是结构上难以调和的矛盾，也要设法管控好分歧，在可能冲突之处力求克制，减少误判。建立危机防范与处理机制至关重要，要严防擦枪走火，防止热点问题升级为对抗。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将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成为具历史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节点。双方须“登高望远”、“合则互利，斗则俱伤”、“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符合中美的根本利益，也顺应“要和平，求合作，谋发展”的时代潮流。中方愿与美方一道，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增进战略互信，避免战略误判，促进各领域交流与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使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不断从中受益。当然，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还要靠双方“相向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