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在美国全面爆发，它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使美国的世界经济霸权地位遭遇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突出表现在，继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信息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先发优势随着泡沫破灭和赶超国家的崛起已不再明显之后，美国经济地位的另一个重要支柱———金融和货币霸权———也因为危机而遭到全面质疑。
在建国以来的两百年里，美国经济实力一直处于上升态势，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奠定了在全球的经济霸权地位，这一地位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得以进一步巩固和强化。然而，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特别是钢铁、纺织、汽车和电子这四大产业，遭遇了来自日本、德国及其他新兴国家的强力挑战，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传统制造业的衰落直接引发了美国国内关于美国霸权衰落的大讨论，直到20世纪90年代，促成“克林顿繁荣”的信息革命在美国集中爆发，才遏制了这一波的衰落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信息经济的泡沫宣告破灭，布什任期里的两场反恐战争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对美国的金融霸权又构成了比较沉重的打击。美国制造业霸权和金融业霸权在过去四十年时间里，先后遭遇外来和内在的挑战，美国享有一个多世纪的世界经济霸权地位出现了强烈动摇的征象。
为此，在危机中走马上任的奥巴马政府，在国内和国际通过一系列战略性和策略性举措，来应对经济霸权可能出现动摇的前景，试图重现当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危机中“重新挽救美国”的辉煌。
本文从全球、区域和单边三个层面全面梳理奥巴马政府第一个四年任期内的国际经济战略，考察其对护持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意义。笔者认为，奥巴马的国际经济战略与其国内经济举措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美国应对危机的战略双轴，并且确实在危机中稳住了美国经济霸权的阵脚。在此基础上，奥巴马在下一个四年里将会进一步突出经济问题在外交中的重要地位，美国为实现经济复苏而采取的国际行为将更富有自利主义色彩。
一、推动包容性的全球经济治理
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以强硬的单边主义著称，其国际战略的重点一直集中于反恐，并且给美国外交留下了诸多“负资产”。具体到经济方面，在布什任内，美国政府并没有在全球层面展开任何有建树的国际经济治理方面的合作，其对外经济政策内容总体上是相当“沉闷而乏味”的。
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压力下，奥巴马政府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更加鲜明的多边色彩，一度被冷落的全球经济治理再次成为热门词汇。由于在危机条件下并不是推动自由贸易的良好时机，奥巴马政府在贸易领域依然没能促使WTO多哈回合的谈判取得进展；但是，奥巴马政府却积极推动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形成，将传统上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新兴国家纳入全球经济治理的框架中。二十国集团(G20)从部长级会议向首脑峰会的升级虽然是在布什政府任内实现的，但却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被正式确立为国际经济治理的核心平台。奥巴马政府对G20的支持，使得它逐渐取代G7/8平台，从而实现了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一次重大的制度变迁。
但是，奥巴马政府对G20的支持并不是无条件的，也并非怀着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良好愿望。美国真正的战略目的是试图通过G20这一新的更具包容性的制度框架，特别是承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份额权进行改革，来安抚处于不满状态的新兴国家，并诱使他们支持美国领导的危机“保卫战”。这次危机本由美国次贷危机而起，即便是演变到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也只是美国金融企业的危机。但是在G20框架下的集体讨论中，美国成功将“美国金融危机”在话语上转化为“全球金融危机”，其目的就是以经济全球化为幌子，促成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随着美国的指挥棒起舞，共同出力出钱，来协助美国应对金融危机。
因为奥巴马政府已经切实认识到，单靠G7的传统力量，已经无法有效阻遏金融危机的深度恶化。具体而言，美国希望利用G20这一框架来实现如下战略目的：
首先，促成G20主要经济体采取协同经济刺激计划，共同应对危机。奥巴马就任总统第一个月就签署了7870亿美元的刺激法案，为超过95%的美国工人减税，同时将资金大幅投入医疗、教育、能源、基础设施和援助“经济萧条”的受害者。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运用公共资金振兴私营部门。
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果仅仅只有美国一个国家采取经济刺激方案，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因此，美国需要其他国家的支持和配合。2009年3月，在奥巴马宣誓就职之后的首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美国积极支持会议达成共识，认为政府的扩张财政政策对支持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至关重要；另外，在必要的情况下，各国央行将继续推行扩张的货币政策，动用一切货币政策手段，甚至是非传统的手段。
此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刺激性的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2009年的两次G20首脑峰会和多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美国最主要的战略诉求就是维持经济刺激方案。2010年，加拿大峰会之前，针对许多欧洲国家大幅削减开支以应付预算赤字的举措，奥巴马专门致函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要求继续维持刺激计划，以促进经济增长。
美国借助G20框架劝说其他国家都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方案，实际上是对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国际层面推销“华盛顿共识”的“反动”。奥巴马政府在国际舞台上对经济意识形态大旗的改弦易辙充分表明，美国对经济理念的国际推广，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并非对一种“科学理论”的坚守和信奉。
其次，说服G20成员国共同维持美元稳定，防止其他国家抛售美元，从而伤害美元霸权地位。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美国政府不断注资拯救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这些政策都将增加美元发行，从而使美元不断贬值。不仅如此，美国财政刺激计划加剧了美国政府的债务风险，进一步恶化了美元前景。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持有巨额的美元资产，美元贬值将会给持有美元资产的国家造成严重损失。世界主要美元持有国都对美元前景充满忧虑。
2009年3月，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发表文章称，用“超主权货币”替代美元的霸权地位。该文犹如重磅炸弹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美国媒体纷纷将之视为中国在金融危机中要增加话语权的迹象，同时也担忧美元或将失去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对此，奥巴马立即回应，3月24日晚在白宫举行的其就职以来第二次黄金时间电视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表示：“我认为没必要设定一种世界货币”，“美元现在特别强劲”。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G20峰会上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安抚其他美元持有国的忧虑，用“全球化”以及“共同利益”等话语，来劝说各国齐心协力拯救美国经济，继续支持美元，否则其他国家也会因为美元崩溃而遭受巨大损失。这集中体现在购买美国国债上。美国财政若要在危机中发挥凯恩斯主义的角色，就需要世界各国购买美国国债，为美国政府的海量支出融资。因此，美国需要G20的其他成员步调一致，继续持有而不是大量抛售美国国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美元地位的稳定，稳住美国经济。
再次，推动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为美国的出口倍增计划服务，从而加强保护美国的中产阶级。2010年1月份，奥巴马在其发表的首次国情咨文中提出五年内将美国出口翻一番的目标。
为了实施这一计划，奥巴马政府投入了大量的公共资源。除了大量双边商务外交手段，包括针对中国的商务外交手段(最明显的就是派遣原商务部长骆家辉出任驻华大使)，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在G20框架下，呼吁主要贸易大国促进全球经济重新平衡，要求贸易伙伴国提高环保和劳工标准，确保和执行各项贸易协定，使美国企业公平地进入海外市场。
2010年韩国首尔峰会前夕，奥巴马致函呼吁G20领导人支持G20财长们上个月达成的一个立场，也即反对“货币争相贬值”，反对顺差国与逆差国之间“过度的不平衡”。他说：“如果我们通力合作，避免出现这场危机前夕那种削弱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情况，那么我们就可以帮助全球经济复苏。”他还强调：“要实现强大、实质性和平衡的经济复苏，大家就必须目标一致，因为任何单一的国家都做不到。”
最后，美国希望利用G20，确立全球通用的金融监管框架。这次危机的根源之一是美国金融监管过度放松。作为金融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美国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创新的监管越来越宽松；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其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高杠杆运营，在全球其他国家进行各种投机操作，屡屡得手。由于这些机构在全球运行，可以通过内部交易或者跨国资本交易来逃避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因此统一监管标准、规范国际金融活动，成为奥巴马政府在国内加强金融监管政策的重要国际条件。正是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新的银行监管法案《巴塞尔协议Ⅲ》得以通过。
美国希望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继续掌握监管规则制定的主动权。如果放弃主动权，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将会被极大撼动，这是美国金融资本所不愿看到的，而这恰恰是G20其他成员国的金融资本的诉求所在。因此，通过G20在全球确立对自己有利的金融监管框架也是美国的重大战略目标。
上述四大战略都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美国希望借助经济全球化，说服其他国家基于所谓“共同利益”“同舟共济”，一起为美国金融危机埋单。但是，在G20框架下，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有着自己独立的利益诉求，尤其体现在改革既有国际金融机构、增强新兴国家发言权以及改革既有国际货币体系、约束美元霸权地位这两大方面。对于前者，美国作出了改革许诺，并且迫使欧洲国家和日本对新兴国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份额权让步。2010年12月，IMF理事会就已经确定了出资份额的改革方案，准备将新兴经济体的出资份额从3%提高到9%。改革之后，中国将成为IMF第三大成员国，份额最大的十个成员国中将有四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但由于美国等西方成员国拖延履行其国内法律程序，改革方案的审批程序至今还没有完成。即便是改革得以完成，美国仍然以超过15%的第一大份额和投票权，控制着IMF的重大决策。
而对于后者，美国却是阳奉阴违，基本无所作为。在美国的主导下，IMF和G20等全球经济治理机构没有对监督美元、国际货币多元化展开任何有效的讨论。不仅如此，美国反对提升特别提款权(SDR)的国际货币功能，并且阻止将人民币纳入SDR的篮子货币中。
G20对于稳定全球金融危机最大的贡献，可能体现在它促使主要国家协同推出经济刺激计划，全球主要国家集体使用凯恩斯主义来应对危机。但随着美国度过了金融危机的危险关口，美国对G20的支持也开始下降。G20的众多国际经济治理目标也没能实现，其前途走向颇为令人担忧。
二、介入排他性的区域经济整合
在奥巴马第一个四年任期里，美国全球战略方向发生的一个重要调整就是抽身中东等动荡地区，重点加强对亚太特别是东亚这一新兴地区的关注；其战略重心由在中东反恐转变为在东亚制衡崛起大国。这就是所谓的美国“再平衡战略”。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美国都体现出“重返亚太”的战略特征。
在政治层面，奥巴马政府一反布什政府对东亚峰会的冷漠，宣布接受邀请加入东亚峰会，成为其正式成员国，并且加强了与传统盟国的关系，频繁介入东亚国家的领土和领海争端，以引诱东亚小国重新追随美国。2012年11月，奥巴马还首次访问了缅甸。
在经济层面，奥巴马政府则通过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框架下积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PartnershipAgreement，TPP)的谈判，来重建美国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领导地位，防止东亚地区出现排他性的经济集团。TPP原是新加坡、智利、文莱和新西兰这四个APEC小国在2006年签订的一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伴随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东盟—中日韩(10+3)框架下的东亚经济合作不断取得进展，特别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美国开始忧虑自己被排除在亚洲之外，尤其担心中国成为亚太经济版图上的“主宰者”。2009年奥巴马在新加坡举行的APEC峰会上，宣布加入TPP谈判，并试图把它改造成一个实现零关税、零壁垒的高层次区域自由贸易架构。为了扩大声势，美国还拉拢了澳大利亚、秘鲁、越南和马来西亚加入集体谈判。2012年10月，北美自贸区的另外两个成员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宣布加入TPP谈判，从而使该机制更加引人关注。不仅如此，美国从2010年开始力邀日本这个重量级的经济体加入谈判，日本最初犹疑不决，但在中日关系恶化的巨大战略压力之下，日本终于在2013年3月正式宣布加入TPP谈判。③TPP是美国通过APEC塑造亚太地区经济结构失败后的又一次卷土重来，是落实在经济上“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举措，它对美国有着多重战略意义。首先，它有利于扭转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中的被动局面，通过加大对该地区经济合作的深度介入，继续保持美国对相关规则的主导权，并且防止在东亚出现一个将美国排除在外的经济集团；其次，亚太地区是世界上经济增速最快的地区，广阔的市场前景为美国出口倍增计划提供了实现的可能；再次，通过经济合作达到密切政治关系、强化既有联盟体系、争取潜在联盟国家的目的，对亚太地区权力关系进行重新分化组合，防止权力结构失衡而危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希望在上述基础上通过TPP继续保持美国对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和安全事务的主导，使TPP成为美国“太平洋世纪”的重要制度基础。
尽管TPP谈判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是美国通过这一战略性的行动，确实成功阻滞了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步伐。除了大力推动TPP谈判之外，奥巴马第一任期里的另外一项贸易成就是促成国会通过了和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以配合美国的出口倍增计划和亚太经济战略。早在2007年，美国就已经和韩国签署了自贸协定，但一直没有得到国会的批准。2011年10月，在奥巴马政府的积极推动下，美国国会终于批准了美韩自由贸易协定。2012年3月15日，美韩FTA正式生效，这是美国近二十年来最具有商业价值的自贸协定。
美韩自贸协定的生效对美国的国际经济和政治战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经济上，它构成美国打入亚太经济核心地带的一枚重要棋子，为美国与其他亚太经济大国的FTA谈判提供了规则样板。同时由于韩国较大的经济规模，它也对美国贸易和经济增长产生实质意义。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预估，美韩自贸协定生效所带来的关税削减和非关税壁垒降低，将为美国增加100—120亿美元的GDP。
而在政治上，它有利于加强美韩同盟，巩固美国在亚太的战略性存在。③除了贸易之外，美国对于东亚金融地区主义和东亚货币合作保持高度警惕。作为美元资产的两个最大的海外持有者，美国一直十分担心中国和日本迈出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货币合作步伐，在东亚建立一个独立于美元的东亚货币区，而东亚地区减少对美元的使用将是对美元全球霸权的重大威胁。美国对处于刚起步的中日货币合作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状态。美国暗地里积极介入中日钓鱼岛之争，虽然没有确切证据表明美国此举具有通过分化中日政治关系进而瓦解中日经济合作的图谋，但它在客观上拖延了中日金融合作、减少双方美元依赖的步伐。在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内，美国一方面对东亚异常热络、积极作为；另一方面，却对欧盟保持了故意“冷漠”。这一热一冷折射出美国区域经济战略的基本格局。2010年底，由希腊引发的欧洲债务危机全面爆发，一时之间，围绕欧元命运的讨论甚嚣尘上。在欧洲饱受债务危机煎熬时，美国却对其传统盟友袖手旁观，并没有主动发起任何国际倡议来协助解决欧债危机。相反，美国的三大评级公司还不断下调部分欧洲国家的信用评级，客观上对欧债危机的蔓延和恶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我们目前还没有确切证据来说明美国评级公司与美国政府的关联性，但美国政府对驰援欧元的态度十分消极却是基本事实。美国不断强调欧债危机的解决应由德国等欧洲大国来负责，这与美国号召全球来共同应对美国自身的金融危机形成了鲜明对比。
冷战期间，美国出于对抗苏联威胁的需要，对欧洲的区域经济整合持积极态度。但随着欧盟在经济上逐渐走向内向化，美国商品和服务越来越在欧洲市场上遭遇歧视性待遇，美国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不惜发起APEC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来对欧盟的贸易主义施加压力。而进入21世纪，随着欧元的诞生并对美元构成潜在挑战，美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开始持有日益加深的负面态度。有中国学者认为，当欧洲人试图通过创建欧元来改变世界货币体系的基本格局，从而对美元的国际霸权构成挑战时，美国就再也无法容忍了，通过操纵各种货币杠杆来对欧元的国际地位进行打压。
2010年的欧债危机给美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一方面，欧债危机分解了美国的压力，2009年，国际社会对美国的指责甚嚣尘上，而2010年随着欧洲也陷入危机，对美国的舆论压力减轻了；另一方面，在当下阶段，能够对美国金融地位尤其是货币地位构成实质性威胁的就是欧元，2009年美国十分担心其他国家抛弃美元资产转投欧元资产，从而造成美元的崩溃，而随着2010年欧债危机的爆发，这种对美元被彻底替代的担忧也完全解除了。
欧债危机的爆发给了美国一根救命稻草。但是，随着全球战略环境的变化，美国对欧洲的冷漠从2013年开始得到改变。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成功获得连任之后仅几天内，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内的许多欧洲领导人就开始力促奥巴马推动双方自由贸易协定，希望通过消除美欧之间的贸易摩擦，提供某种急需的经济增长。2013年2月12日，奥巴马在其第二个任期的首次国情咨文中宣布，美国将积极响应欧盟多年来寻求与美国建立自贸区的努力，正式与欧盟启动自贸区谈判。时隔两天之后的14日，美欧双方分别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今年6月正式展开“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TradeandInvestmentPartnership，TTIP)的谈判，以最终建立美欧自由贸易区。根据圈定的时间表，美欧FTA谈判将在两年之内完成。这一行动是奥巴马政府继TPP之后又一重大的对外经济战略，它有可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
无论是经历金融危机打击的美国还是被债务危机折磨的欧盟，都有动力和意愿通过取消关税和降低非关税壁垒来扩大市场准入，进而改变经济颓势。不仅如此，美欧推动自贸区谈判还存有全球性战略布局的共同诉求。二战以后，全球贸易体系基本上由美欧主导，但近十多年来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新兴国家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的地位上升，各种地区性的FTA不断涌现，多哈回合谈判十来年一直未见突破，美欧对于全球贸易的影响力日渐衰退。正如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日前发布的题为《2030年全球趋势：可能的世界》的报告中所言，如果目前的趋势保持下去，亚洲的全球势力很快就将超越北美和欧洲。在这种情况下，美欧希望通过构建双边自由贸易关系，夺回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领导者地位。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将继续确保他们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的主导角色。与TPP谈判成员国政治经济差异较大不同，TTIP谈判双方共享基本的民主价值观，而且经济水平、经济制度都大体相似，因此，TTIP的谈判很可能比TPP的谈判更加顺利，进展也更加迅速。
总之，在亚太地区，美国积极推动TPP，以实现在经济上“回归亚洲”的战略意图；在大西洋地区，在美欧之间特殊的政治与军事联盟的关系上，美国通过TTIP进一步夯实和提升美欧的经济纽带。这样，美国就形成了以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为躯干，以TPP和TTIP为两翼的战略格局，它将继续稳固美国在全球贸易版图上的中心位置而不受经济崛起国的挑战。同时，在金融上，美国通过冷落欧债危机削弱欧元地位，对东亚和金砖框架下的区域金融和货币合作保持密切关注且设置障碍，来确保美国的金融优势特别是美元地位不受动摇。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美国区域经济战略的核心内容。
三、实施自利性的单边经济行为
除了在全球层面推动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变革，以有效动员国际社会的集体力量共同应对危机，并在区域层面不断介入其他地区经济整合、加强美国的区域主导地位之外，美国还在单边层面借助货币政策、贸易政策、投资政策和能源政策多管齐下，帮助美国经济渡过难关。对于有些政策主张不能在全球或区域等多边层面得到足够支持，美国从来不吝采取更加灵活的单边行为来达到自利的目的。
首先，在单边层面，美国经济政策的最重要内容就是不断适时推出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Easing)，借助美元作为国际主导货币之利，对外转嫁危机。2008年11月25日，在布什即将离任之际，美联储宣布，将购买房利美、房地美等政府支持企业的直接债务及其他抵押债券，这标志着美国首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开始。量化宽松政策虽然由相对独立的美联储直接做出，但是却一直得到奥巴马政府的积极支持，因为奥巴马政府是该政策最直接的受益者。在此后四年时间里，美国不顾其他国家反对，先后出台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尽管量化宽松政策的具体内容各不相同，但其实质就是变相地通过印钞来解决美国相关机构的债务问题。同时，它也旨在通过向市场中注入资金来降低市场利率，刺激经济增长。由于美元具有无可匹敌的国际地位，新增的美钞只有约三成流通于美国市场内部，其余约七成将流通于国际市场，它是一种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单边经济政策。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不仅推高了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包括黄金、原油、成品油、白银、铜)的价格，而且还将推高全世界的通货膨胀，尤其对新兴国家经济负面影响甚大。美国的这一行为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
但对美国而言，量化宽松政策实际上稀释了美元储备持有国的购买力，是一种变相的财富转移。在欧债危机愈演愈烈之时，美国政府的债务也已经高达100%，但美国却没有发生欧洲那样严重的债务危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采取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的“变相违约”方式，转嫁了债务危机风险。事实上，量化宽松的最大作用就是稀释美国真实的经济负债，让美元持有国共同承担美国的经济调整成本。其运作机制就是先将“私人债务国家化”，然后将“国家债务国际化”，从而稳住美国金融体系的阵脚，防止美国私人金融机构的进一步恶化。不仅如此，量化宽松政策通过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压低市场利率，有利于刺激美国实体经济的复苏。
其次，贸易政策方面，美国频繁打着“公平贸易”的旗号来实施“双反”(反倾销、反补贴)措施，通过打击进口来为制造业复兴保驾护航；同时，大力实施“出口倍增”计划，助推美国制造业复兴。
从总体上看，在贸易上，美国的民主党通常比共和党更具有保护主义色彩(克林顿政府时期是一个显著的例外)。奥巴马上台伊始的贸易政策是模糊的，说明其试图在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之间寻求平衡，但在这个平衡的过程中，奥巴马政府贸易政策的保护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消极对待多边贸易谈判，越来越偏向通过使用“双反”工具来遏制部分产业进口的激增。尽管奥巴马在竞选中曾承诺上台后推动多边自由贸易谈判，并称达成多哈回合贸易协定有助于美国贸易出口和就业。但是事实证明，奥巴马政府并没有积极推动WTO多哈回合谈判达成实质性协议。
正因为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在推动多哈回合谈判问题上用力不够，有学者认为，“多边主义正在走向死亡”。在经济萧条时期，以创造就业为由祭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旗，是争取选民、打击对手的最为容易和迅速见效的手段。同时，美国还将中国作为主要外部目标，将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国内的失业、贸易逆差等难题进行转嫁，以求得选民对美国国内现实社会问题的理解与容忍。在布什任内，中美经济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奥巴马政府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关注有所下降，但在贸易问题上，则更愿意使用“双反”工具来进行精确打击。
美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对华贸易救济措施涉案产品共有114个，其中，有39个正在被征收反倾销反补贴税的产品是在奥巴马总统任上做出的，占比约34．2%。除了自身发起单边行动，美国还联合其他发达国家利用WTO等多边平台对中国出口管理措施施压。2010年3月初，奥巴马向国会递交了《2010年贸易政策议程》，根据该报告，贸易代表办公室计划从以下三方面入手平衡双边贸易———继续使用贸易救济手段制裁中国输美产品、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与中国谈判消除贸易壁垒。
除了对进口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之外，奥巴马政府还在增加美国出口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奥巴马在2010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做出承诺：五年内将美国出口总额翻倍，并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这就是所谓的“出口倍增”计划。美国还努力增加对所谓“国货”的支持。最具代表性的是在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要求下通过“买美国货”条款。该条款是2009年2月通过的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中的一项内容。按照该计划的规定，除非美国联邦政府认定购买美国生产的钢铁产品将损害公众利益，否则任何获得资金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所使用的钢铁投入品须为美国生产。
美国贸易政策的三大单边举措———加强“双反”调查阻遏进口激增、出口倍增计划、购买国货计划，都服务于一个总体目的：刺激国内制造业的复兴，增加美国就业。
但是，在当前金融危机下，“出口倍增”计划的实现有赖于新兴经济体国家，美国明显的贸易保护政策会导致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强烈报复，不利于美国经济整体复苏，而奥巴马政府也没有滑入完全的贸易保护主义泥潭。
再次，奥巴马政府还以保障国家安全为旗号，为外来投资设置各种或明或暗的障碍，以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对外国直接投资开始采取保护主义的立场，频繁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外来投资设置各种障碍，尤其是一度不受人关注的机构———海外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格外活跃。通过这些措施，美国一方面希望保护国内相关产业，支持国内制造业的复兴，另一方面防止国内高科技的流失。
信息领域和高端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和兼并成为美国的主要关注对象。从2010年开始，受大量外汇盈余的影响，中国企业加快了赴美投资的步伐。但中国的华为、中兴等通信企业都因为“安全方面”的原因，在对美投资的过程中遭遇各种障碍。而三一集团的美国风电项目被指“涉嫌威胁国家安全”，被勒令无条件退出。
尽管美国宣称仍然欢迎包括来自中国在内的海外投资，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也曾强调，从目前的数据可以看到，仅有少数中国公司的投资最终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大部分都没有走到这一步，但是，从总体上看，由于美国经济处于相对低谷，而中国经济处于上升趋势，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采取了更多敌意。
最后，除了货币政策、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之外，美国的国际能源政策也发生了重大调整。加强国内能源生产和发展清洁能源是美国经济复苏计划中的两个重要内容，为此奥巴马政府调整了美国国际能源政策的基本方向。长期以来，美国国际能源战略的基本内容是优先使用国际能源，保存国内的能源储量。但自从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加大了开采本国石油的力度，并致力于减少石油进口，特别是对中东的石油依赖。2012年成为美国原油生产连续增长的第四个年头，也是1951年以来增速最高的一年，日均1090万桶，并有望迅速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国内产量增加推动了北达科他、俄克拉何马、怀俄明、蒙大拿、得克萨斯等州的经济增长，这些州的失业率远低于7．8%的全国平均水平。到2012年年底，美国石油净进口量跌至每天598万桶，是1992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占消费总量的41%。中国同期石油净进口量猛增至每日612万桶。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净进口国。不仅如此，美国炼油企业还在出口创纪录数量的成品油，以满足拉丁美洲与非洲对汽油、柴油和煤油的需求，美国正在朝着能源生产和出口大国的方向迈进。
这一划时代的变化，将改写世界能源政治的地缘格局。不仅如此，作为奥巴马清洁能源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页岩气革命也让国际能源市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过去12个月里，美国天然气价格最低跌至2美元/百万英制热量单位(天然气基准价格)以下，虽然后来有所反弹，但仍远远低于石油价格。市场似乎正慢慢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两者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保持巨大价差。
在页岩气革命的推动下，美国进一步降低了原油进口的需要；而美国在新能源领域中的优势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尽管总体上讲，奥巴马的国际经济政策要比布什时期更加注重多边主义，更加依赖集体协商，但在一些至关重要的政策行为上，奥巴马政府也毫不吝惜使用单边手段，特别是越往危机的后期，这种单边主义色彩就越浓厚。
四、奥巴马政府国际经济战略的成效与走向
面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所遭遇的最大的经济危机，奥巴马政府在国际层面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战略的组合拳，来防止美国的全球经济地位受到实质性冲击。
此外，美国还在国内大力推动经济重塑，包括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引导新能源革命、重振美国制造业，以及通过税制改革来缓解社会矛盾、刺激经济等等。这些政策共同构成了奥巴马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奥巴马政府的内外政策相互配合，互为补充，对于在危机时期挽救美国经济霸权于既倒，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所评价：“尽管美国在奥巴马主政时期经受了种种痛苦，但他帮助国家度过了糟糕至极的一段时期，如今美国正开始摆脱困境。”
首先，美国赖以雄霸全球的经济基础———美国的金融产业并没有在这次危机中遭受灭顶之灾，反而一步步稳住了阵脚，走上了复苏之路。受益于美国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所带来的低利率、美元的世界货币储备地位及美元资产在全球动荡环境中的安全特征，美国国债收益率创下了210年来的新低。这说明，美国政府和企业能够以很低的成本融资，加速了美国经济的复苏，而美国金融业最先受益。
根据美国有关报告，美国银行业在2012年四季度净利润总额达到347亿美元，较上年同期的254亿美元增加近37%，创下2006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全年净利润达1413亿美元，同比增长19%，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这表明金融危机四年多以后，美国银行业已有明显复苏迹象。而与金融业密切联系的房地产业也出现了明显的复苏征兆。据标准普尔分析，美国房地产市场正释放出2006年泡沫破灭以来加速回暖的“最强音”。这两个指标表明，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逐渐远去。
其次，美元储备货币的地位没有发生实质性动摇。金融危机四年来，美元唯一的潜在对手欧元区也发生了债务危机，日元的地位又远逊于美元和欧元，且日本的经济形势也不被看好，2013年上半年日元的大幅贬值将进一步削弱日元的国际地位，而包括中国人民币在内的新兴国家货币仍然不是广受认可的国际货币，在这种垄断条件下，美元的国际地位表现出不可替代性。虽然近年来关于美元衰落甚至美元崩溃的舆论不绝于耳，但美元的国际地位并没有出现实质性动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的份额仍然高于60%，处于不可撼动的地位。
再次，美国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竞争力仍然处于领先地位。在市场和技术创新方面，美国仍然具有最坚实的高等教育和科研体系，灵活的移民政策仍然吸引着全球的科技人才，同时成熟的资本市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从发现、培育直到壮大科技生产力的体系。正是这个原因，在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美国与生产力增长的相关指标排名世界前列。
而且受多方面的政策刺激，以满足美国国内市场需求为主的制造业已经有明显回流的迹象，美国产业空心化的趋势得到逆转，未来美国在高端制造业方面的优势将更加突出。⑥2010年、2011年美国出口分别增长16．6%、17%，其中，矿物燃料、汽车及零配件、发动机、通用机械、塑料、有机化工、光学仪器与医疗设备、钢铁等重要制造业出口比重超过70%。
根据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在2012年3月发布的《全球先进制造业趋势报告》，美国研发投资量仍居世界第一位，其中3/4投向制造业，在航天、医药、军工等领域竞争优势突出，在合成生物、先进材料和快速成型制造等先进制造业领域优势明显。美国有可能出现以无线网络技术全覆盖、云计算大量运用和智能制造大规模发展的新一轮技术创新浪潮。
最后，美国在新能源产业领域继续处于领先地位。能源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在世界能源供需版图上，北美的能源独立正在成为一个新的特征。美国在页岩气开发方面的成功大幅降低了美国国内天然气的价格，而页岩气产量爆发式的增长可能使美国未来五年停止从海外进口石油。从2010年底开始，美国已经从油品的净进口国转为油品的净出口国，而且美国页岩油产量的爆发将加速这一进程，页岩油有可能经历如页岩气一样的革命。这一能源格局的变化将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
总之，尽管在过去四年时间里，美国经济遭遇到金融危机和新兴国家经济崛起的双重打击，但奥巴马政府的这些措施确实稳住了美国经济的阵脚，至少确保自二战以来确立的美国独霸的国际经济结构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动摇。2012年，美国经济增长接近2%，2013年有望超过2%，此外，2012年美国的就业同比保持增长，在发达国家的经济板块中，美国经济表现要明显好于欧洲和日本。奥巴马的胜选连任，从根本上证明了美国民众对于奥巴马一系列内外经济政策的基本认可，这为奥巴马在下一个四年里出台更为有力的经济政策铺平了道路。
2012年11月17日，在奥巴马刚刚获选连任不久，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新加坡发表了有关美国外交政策将出现战略性转型的演说，称美国将更新外交政策的优先顺序，改变以往聚焦反恐的军事优先政策，改为以服务经济为中心，以巩固其战略领导地位。在解释这一转型的原因时，希拉里表示，“经济逐渐在影响战略环境。那些正在崛起的强国都把经济放在外交政策的中心位置”。“过去10年美国投入大量的资源和时间在对抗安全威胁，但现在伊拉克战争已经过去，阿富汗战役也即将结束，目前最迫切及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更新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应对一个不断改变的世界。”
尽管希拉里已经卸任国务卿一职，但可以肯定的是，希拉里这个表态的权威性不容置疑，可以看做为奥巴马政府下一个四年的外交指明了方向。这也意味着，美国自“9·11”事件以来以军事和安全为先的外交战略，将改为经济优先，经济外交将成为奥巴马政府国际战略的支轴，而这种经济外交的利己主义色彩也会更加浓厚。在第二个四年任期里，奥巴马政府会延续其过去四年国际经济战略的基本方向，服务于其国内经济的复苏，以重塑美国经济的全球领导地位，但由于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都和四年前有很大区别，奥巴马在第二任期的具体国际经济政策内容会有一些调整和变化。
在全球层面，奥巴马政府可能会将G20改造成一个施压新兴国家承担国际经济责任的多边外交舞台，并且防止金砖国家做大做强，同时减少美国自身的国际承诺。鉴于美国、欧洲以及新兴国家在很多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上的根本矛盾，以及G20在治理效率上的天然缺陷，奥巴马将有可能进一步冷淡G20，G20将因此进一步沦落为一个新的空谈俱乐部。由于2013年金砖机制的德班峰会取得了重大成果，美国将会加大对这一组织的关注。不过，随着美国制造业的复苏，美国有可能加大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的力度，以打开新兴国家的市场。
在区域层面，奥巴马政府将会进一步介入东亚经济整合，防止东亚地区出现一个排除美国的封闭性经济集团，这种担忧越来越会从防止东亚出现一个贸易集团转向防止东亚出现一个金融货币集团，进而威胁美元在该地区的本位货币地位。美国将继续把战略重心放在自由贸易协定上，其推动美欧自由贸易的承诺有可能是严肃的，双方的谈判有可能在未来几年里取得显著进展。美国希望通过这个两洋区域贸易战略，重建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和规则制定权。
而在单边层面，鉴于其党派属性以及支持力量，奥巴马将不会放弃通过贸易和投资政策工具来防止外来进口和外来资本对国内制造业复兴的影响。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特别是中国在高端制造业领域迎头赶上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开始，中美在贸易和金融领域的摩擦和纷争将只会更加尖锐而不是更加缓和。美国将会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中国在扭转国际经济失衡、消除国内贸易壁垒等方面承担责任。
同时，美国也会在很多经济问题上寻求与中国的合作，特别是通过金融工具加大利用中国的资金为美国的技术革命服务，以及通过贸易工具加大利用中国的市场为美国的制造业复兴服务，这将成为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两大利器。总之，奥巴马政府未来的国际经济政策内容将会更加丰富和更加灵活，它将成为美国总体对外政策的核心支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