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
市政厅本身是西方中世纪城市的产物，在今天的中国则带有一些文化复兴的意味，是促进城市管理者、市民和学界交流的平台。这里有很多新鲜的观点和例证，如何让这些发声为城市决策者所知、所信、所用？其实也是现实中规划师要面对的问题，所谓规划理论与实践的鸿沟。
一个构想落地，必然涉及各个决策主体之间共识的形成，谁的意见分量大，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意见如何作用于实体对象……就涉及权力结构、组织，行为等政治学内容。有人说：规划即政治。虽然仅仅强调了规划的功能性，却也是一语破的。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规划师中似乎都存在着政治无意识的现象。在新常态背景下，笔者认为理解政治并深入城市政治学的研究是规划转型的支点之一。
“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亨利·列斐伏尔）
国内城乡规划专业的学生估计都接触过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生态学、公共管理学乃至城市规划哲学，却几乎没学过一门明确成形的适于国情的城市政治学。我们经常听到的关于土地和住房制度改革的讨论，属于空间利益分配的政治问题范畴，也很少系统地出现在课堂上。城市发展过程中那些隐秘而细微的博弈和决策过程也是如此。无论是高墙大院、宽马路中轴线的形态选择，还是基础设施、保障性住房、地标建筑的选址落地……背后许多复杂的奥妙都难以显化。
说是奥妙，是因为即使是专业出身的规划师，对这些过程和机制的认知也是非正式的、称不上是系统的。有些关于城市政治的知识是零散渗透于课堂的，比如关于“然”的“谁编制谁审批”，关于“所以然”的“苏联影响”，“政绩驱动”，或融入社会学、管理学等相邻学科的微观分析；而更多的是规划师在踏上工作岗位之后才能切身体会到的，比如改造过程中每一块土地背后的利益纠葛是怎样的，或者图纸和文本最终被拿去做什么。城市政治无处不在，似乎也就成了没必要存在。
城乡规划升为一级学科之后，张庭伟教授（2011）对西方规划理论做过经典的引介和梳理，一方面是规划的理论（Theory of Planning）讨论“为何做规划”，核心是规划的合理性、价值观和职业道德；另一方面是规划中的理论（Theory in Planning）讨论“如何做规划”，核心是给定目标下规划的编制原则及方法。根据这样的理解，西方最耀眼而流芳的规划思想，以及相媲美的人居环境科学都属于规范性的前者范畴，它们充满了对人文与自然的永恒关怀。而从城市建设需要出发引入的一些西方“运动式”思潮或方法，以及被认为是我国规划理论源头的《考工记》等等，多属于后者范畴。
从我国城市建设高速发展的结果来看，恐怕长期以来统治我们头脑的主力还是“如何做规划”的理论。“低头拉车”很久再“抬头看路”，难免会有明显的陌生感甚至无谓感。这种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障碍之一是我们对政治问题的无意识回避，也就是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石楠讲过的“规划师的政治无意识”：
所谓的无意识可能是对政治不感兴趣，自认为无能为力，觉得在其中没有位置，也可能是已经不知不觉融入其中，成为某一方的同伙。
那么，国家新出台各种战略、法规、政策，城市规划都紧随潮流、努力破题；但凡出现了污染、鬼城等不良后果，城市规划也率先开始省悟自身作为，怎么还是政治无意识？
此政治非彼政治。并不是和政府天天打交道就等同于参与政治，而是规划师在制定目标和解决问题时能有意识的回答一些近乎哲学层面的问题：我是谁、我为了谁、我说给谁听、最后由谁来做。这些问题的存在关乎规划师对“政治”的认识。政治是一个政府主导统治的环境，还是一个多方参与治理的过程？不仅规划职业的价值理性会受其左右，学术研究的态度和角度也同样会有所反映。一些规划研究的结论多少还总有向上“谏言”的味道，尽管多学科的集成和交叉已经很大程度增加了分析的科学性。而另外一些研究本身已经把触角伸向政治学领域，因为目标的达成和问题的解决，无可回避地，都要明确受益对象和行动主体。
杨帆博士（2007）曾提出城市规划的三个政治命题：城市规划的价值基础——理论研究、城市规划事件过程——制度建构、城市规划参与者——组织和个体行为影响。这样看来，规划研究真正的政治意识其实一点也不少。比如关乎价值基础的规划合法性、编制体系和弹性限度研究；关乎事件过程的改造、邻避、拆迁等社会运动的问题解构和体制思考；关乎参与者的规划师角色自醒、公众参与的权益分析等等，果实相当丰硕。尽管目前在实践领域限定政治问题仍然困难，学术领域却早已触到了一个点——结合政治学研究对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问题进行归类，围绕空间问题指明各种城市权力的传递方向和角色边界，铺设向公正民主的公共政策转型的路径。
城市政治学就是对城市权力的追问，无论是“向权力讲述真理”还是“参与决策权力”，这都是规划的一个基本前提问题。城市权力源自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表现于对包括空间在内城市资源的控制和支配，既是组织、目标，也是过程、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规划学与政治学十分相通：涉及资源的分配、没有绝对的标准、存在地理上的局限、接近哲学又需要理解人性，几乎是孪生姊妹。西方城市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来自戴维·贾奇等的《城市政治学理论》一书，1995年面世，2009年才有中文译本）不仅便于我们深入理解早已熟悉的西方规划理论，也为我们思考中国城市发展机制和路径提供重要启发。其中的问题包括：
·政治权力的结构：城市权力掌握在谁手上（Who）？这些权力是如何取得的（How）？权力运作的机制与结果是什么（What）？
·政府组织的结构：非选举的官僚机构如何得到有效的控制？如何通过调整激励结构去支持官僚实现合适的政策目标？如何评估城市领导者的业绩？以及公共选择和联合主义对大都市政府规模和效率的论争。
·政治行为的结构：城市中的公民、团体、组织、党派及其基础上的各种联盟如何对城市治理和发展产生影响？城市公民权的基础是个人权益还是团体归属？
·空间和空间关系的政治：城市作为继承“城邦”性质的空间，以及人们与这种空间之间的关系，如何被各种政治经济力量塑造？
·全球化与世界城市：在“全球—地方”联系变得强烈、直接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结构和政策在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有哪些趋同性？
一门学科的诞生和发展是社会需求所孕育的。中国的城市政治学在过去十多年较为疏离，一是因为权力结构的关键因素沉淀在乡村，城市如风暴眼一般，是权力的中心却不是优先被追问的对象；二是学科本身自觉性的迟滞和整体性的模糊，理论上有着宏观建构，而转型期和实证导向的研究却多从微观着手（郑芸，2010）。这也是城市政治学的中国特色和研究展开的背景所在。而随着新常态的到来，规划在舞步放缓之后，系统的审视中国城市权力的舞台，不仅有助于提炼总结已有问题和结论，还有助于延伸上游的批判和下游的实践，这终将帮助我们关怀那些难以发声的弱势群体和自然环境。
追溯城市权力会使关键问题的讨论范畴变得清晰。对于曾经在我国主导一切的国家权力，目前有“断裂”和“嵌入”两种观点，从政治学角度切入的城市研究也就有着微观权力和新政治经济学两种范式（郑芸，2010）。这样看来，在“皇权不下乡”、单位制解体的背景下，基于对基层权力系统组织的乡村建设、社区营造这类实践，为微观权力研究输入了不少新鲜血液；大数据时代的参与平台构建也正在唤醒微观的权力意识，激活来自底层的自组织性。在既有城市空间成为规划主要对象的情况下，新政治经济学的作用变得更加突出和广泛，一方面用经济学的视角继续分析城市权力在政府、市场和公民之间各个方向的转移，另一方面探讨如何在认定原有城市权力、提高信息透明度、纠正外部性等问题上做出应有的约束。
城市政治的视角是如此重要。任何一个城市发展的集体目标在实践中被确立、接受、执行，都需要通过权力的分配、组织的确立、主体间的磨合等才能实现。西方规划理论范式演变背后的社会思想，能够在基本的民主制度框架下反映于同时期的政治形态，也就影响到了规划实际的行动和成果，进而形成对“主义”原型和本质的演绎和传播。曾经有学友问起，中国能向其它第三世界国家输出什么样的城市规划经验？中国之大之强，背后总归有着源自本土文化的经验和范式。想必从Why到How有了一脉相承的理论——实践基础，有了对应的中国城市政治特征解释，才有可能检验和论证中国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也才有可能形成公认的世界级经验体系。
参考文献：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的反思［M］.陈志梧译.//包亚明.现代性和空间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张庭伟. 梳理城市规划理论——城市规划作为一级学科的理论问题[J]. 城市规划, 2012(04): 9-17.
杨帆. 从政治视角理解和研究城市规划[J]. 规划师, 2007(03): 65-69.
戴维·贾奇，等.城市政治学理论［M］.刘晔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郑芸. 城市政治学十年回望:进入路径和研究范式[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04): 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