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老百姓在抱怨中国的教育体制的时候，都会批评其产业化或市场化。市场化，一般的理解，顾名思义，就是谁出的价格高，谁得到的教育资源好。在老百姓那里，更具体的，就是各种择校费、因为择校产生的人情消费。
但是，这种价高者得的市场化，仅仅是教育行业市场化的一小部分。这是因为在教育的内容上，学生学什么，不但有高高在上的高考指挥棒，还有细分到高中、初中、小学的教纲、考纲。
要想说清楚这个问题，不妨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没有公立教育、没有高考、教育行业是无政府化的，那么，学生会学什么？
教育的第一个作用是为市场提供技能成熟的劳动力。学生学什么，最终是职场需求决定的，职场是指挥棒。首先，这意味着人们不会白学东西，不会浪费。即使在现代这样一个高度分工、技术非常发达、日常生活中的GPS会涉及到相对论，手机上随便点一个外卖就会牵涉到复杂的算法匹配的时代，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所需要的数学也只有加减乘除。至于地理、历史这些学科，从功利角度来说，用处甚少。所以，纯粹以职场竞争驱动的教育行业市场化、无政府化，必然会有更强的专业色彩。
其次，教育的第二个作用是筛选。
学历是教育系统最典型的筛选机制。在当下的职场竞争中，很多时候，不是选择一个能满足工作岗位技能要求的人，而是在众多满足工作岗位的人当中，选择一个最好的，也就是排名前列的。所以，人的职场入门竞争，很多时候，就是排位竞争。
随着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过去的初中生变为了二本、三本生，过去的中专生变成了本科生，过去的本科生变为了研究生。但是，他们的物质与社会地位排序，却没有改变。现在拥有研究生文凭的人的社会排位，和30年前拥有本科文凭的人，在收入、社会地位、未来的前途以及作为结果的幸福感上，差不了太多。
在这个排序过程中，学历是一种低成本的信号机制。当今社会，不再是一个熟人社会，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企业要面对很多陌生人。企业永远不可能为每一位应聘者提供超长的试用期，真实地了解他们的能力，对企业来说，这样做成本太高。这个时候，什么学历、毕业于哪所学校、是否过了英语六级，就成为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判断一个人能力的简单的、低成本的方法。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学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学历可以显示拥有这个学历的人经历过什么样的残酷选择。比如，中国1995年出生人口为1693万人，2014年北大与清华总共招生大约7000人，那么，在2018年的就业市场上，拥有北大文凭，就表明这个毕业生的智力与刻苦、自我要求等情商，已经是同龄青年中的前万分之四，万中选一，即使加上其他名校，也能达到千中选一。
学历，包含一个历字，顾名思义，就是学过些什么？所以，换一句话说，在职场的学历排名机制中，当你学过的东西越多，你的排名就会越前。与此同时，你在学，别人也在学，职场的竞争还有一个年龄因素。60岁本科毕业与20岁本科毕业，竞争力自然不同；而20岁的本科生与20岁博士生，显然也不同，至于16岁的博士，更是学历制度中的领先者。所以，这就意味着，不仅是取得什么样的学历，什么时候取得学历也很重要，你越早学过什么，你的排名就会越靠前。
经过这一系列的逻辑推导，不难发现，如果想要在职场中获得竞争优势，那么，就得尽快地学会尽量多的东西。最终的结果就是，大多数人的教育，在一开始，不但会朝着专业化、细分化的方向进行，而且，也会有越来越多的高年级的内容往低年级转移。一个具体的、更场景化的描述就是：当11岁的同龄人中，一些人还在学习分数的乘除法，另一些学有余力的人已经在接触立体几何、一元二次方程。这样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奥数，以及“奥数们”不再有必要的。至于会弹钢琴、会拉小提琴的素质教育，则更没有必要了。奥数提供所谓的思维锻炼、择校标准的作用，就会完全被立体几何、一元二次方程取代。
那么，当下的教育体制下，在排序竞争中，小学生是通过在奥数上的竞争、在弹钢琴上的竞争来排序，而无政府的、纯市场化的教育体制下，则是通过在立体几何与一元二次方程、函数上的竞争来排序。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从单纯的技术角度来看，需要承认的是，数学、物理、空间这些抽象思维是人类智力的最突出差异，也是人类的技术发展最需要的东西，在二战时期，日本人就把理工科学生看得比文科学生更加重要。所以，竞争方式的这种转变，肯定有利于技术进步的速度。
从社会效果层面，我认为，区别就是，前者是资本密集型的，而后者，更依靠先天智力，其培养也更加便宜。
如果把学习视为一个资金与智力的方程。二元一次方程、物理、函数、反函数这些东西，相对于钢琴、奥数，前者对思维的要求决定了，受智力的影响更大，受资金的影响更小，后二者，对资金的需求大得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当下的教育体系在内容上的计划，加大了家庭收入差异导致的教育质量差异。教育内容的无政府化、市场化，反而有利于低收入家庭子女的社会排序。
有了上述对无政府纯市场化的教育体系的假设与描述，再来看现代的教育行业的情况。不难发现，现在的教育制度，从教学内容角度看，它是计划性的；从教育资源的分配来看，公立教育资源的分配是计划的，哪个学校多，哪个学校少，是按名校与菜场小学分配的；但是，在最终获取上面，却采取了一定程度的按价格分配。
这样的一个制度，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
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在致力于消除义务阶段的教育不平等，但遗憾的是，资源不平等分配才有基层官员寻租的空间。
另一方面，从父辈把代际资本向下一代传递，本质上，就是父辈帮助子女获得更高社会排序名次的过程。对于顶级人群来说，获取名校等资源是超越规则的，但对与金字塔尖顶之下的大多数富裕阶层来说，他们仍然需要通过规则来行事，他们希望排序过程，变得更加得资本密集型。
在多数社会，掌握越多资源，就能获得越多的话语权。在一个原子化的社会，人与人没有1+1>2的政治聚集效果，话语权则更直接地与某个阶层的资源总量相关。所以，愈强者声音愈大，而中国则更是如此。所以，在中国择校的抱怨、异地读书难的抱怨（这其中涉及到一部分迁移的中产）远大于农村学校并校的抱怨——当中国农村的孩子需要步行几公里、翻山越岭上学，在媒体上很难看到强烈反应，直到多起校车惨案把这个问题呈现出来，甚至，即使在这个时候，并校的问题，也没有择校更引起舆论注意。
中国教育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想上好大学，就得上好高中、好初中，好初中往往又与好小学对口，好小学还需要幼升初的竞争，所以，在幼儿园阶段就得开始竞争，所以，这种代际资本的传递过程，排序竞争中更偏重于资本的后果，会直接地体现在高等教学的学生结构上，并且，在中国最大的两个贫富不均等的群体上变得非常明显，即城乡受教育机会的不均衡。
据国家相关课题组调查显示，近年随着学历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现在，城市人口拥有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分别是农村人口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南京学者张玉林研究了北大和清华20年来的招生情况，情况令人惊叹：以1999年为例，两校招收的本科生中农村学生只占 17.8%，与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近70%形成鲜明对比。
所以，本质上而言，考察一个教育体系最根本的切入点，是这个教育体系在内容、分配、获取三个层次上的一致性与协调性。正如前面分析，如果分配与获取层次保持市场化，内容层次朝市场化方向转变，三个层次一致，是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或者，内容层次保持计划性，分配与获取层次，朝计划方向转变，也是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而现在的这种方式，恰好是最有利于富裕阶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