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是党中央、国务院着眼提升我国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如何深刻理解这一部署的重大意义？建设制造强国面临哪些现实挑战？为什么要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怎样提高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本报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吕薇。
记者：最近，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发布，“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成立。这有怎样的国际国内经济背景？换言之，我们为什么要走“制造强国”这条路？
吕薇：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的换挡期，支撑发展的要素条件发生深刻变化。从国内看，土地、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成本增加，传统的低成本优势减弱；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已经接近于警戒红线,长期积累的环境欠账亟待解决；人口老龄化，新增适龄劳动人口增长放缓，人口红利下降。高消耗、低成本和环境污染的粗放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必须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从国际上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中，国际竞争加剧，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发达国家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欧提出再制造，部分高端制造业出现“逆转移”；发展中国家利用低成本优势加速推进工业化，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承接产业及资本转移，我国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转移。在这种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制造业不进则退，必须抓住机遇转型升级。
我国是世界制造大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但是，制造业大而不强，在创新能力、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2010年起，我国的制造业产值一直居世界首位，但在国际化的分工中，总体上我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量大利薄：制造商品占世界30%，附加值仅占1/6，增加值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企业规模很大，大而不强、大而不优，进入世界500强的大多是金融和资源密集型企业，制造企业极少；我国是世界制造产品出口大国，但缺乏世界知名品牌；产品档次和质量不能满足要求，产能过剩与部分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如安全食品、中高档消费品供应不足，一些国内消费需求流向国外等。因此，国家提出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力争通过3个10年的努力，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把我国建设成为引领世界制造业发展的制造强国。
记者：现在很多观点都认为，中国制造的传统比较优势快没了，制造业没有“奔头”了。如何认识我国建设制造强国面临的优势和劣势？
吕薇：所谓制造业的传统比较优势是指低成本的资源、劳动力和软环境约束。正如上所述，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竞争优势正在减弱，不能再走依靠低成本扩张的老路，而是要依靠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和创新发展，重塑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目前，要素成本上升和竞争压力已形成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我国正在涌现出一批创新型企业、创新型城市，企业、产业和区域的发展开始出现分化。随着我国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经济转型和稳定增长中的作用正在逐步显现。今年以来，我国上半年GDP增长7%，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6.1%，但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高速增长。如，电子计算机服务器、工业机器人、光电子器件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1倍、85.7%和27.5%。创新型企业、转型发展起步早的地区，正在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经过长期的积累，我国的产业技术发展也进入一个新阶段。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的科技投入持续快速增长，产业技术进步加快，企业创新能力逐步增强。产业技术发展从过去的全面跟踪模仿转向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部分领域赶超并存，尽管大部分行业仍处于技术追赶阶段，但部分领域从模仿追赶者变为同行者，少数领域进入世界前列，如，高速铁路和特高压输电等。部分行业的排头兵企业依靠创新提高竞争力，与跨国公司同台竞争，如华为。一些创新型城市依靠良好的市场环境，吸引前沿技术产业化发展，如深圳成为我国企业创新的高地。
只有夕阳技术和夕阳企业，没有夕阳产业。创新不仅在催生大量新兴产业，而且向传统产业深度渗透，深刻地改变着传统发展模式。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有三种主要模式：一是提升产品、服务档次和效率，从低端制造转向高端制造，提高附加值，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二是产业价值链升级，从低端加工制造环节向研究开发、设计和市场开拓、标准、检测、售后服务等环节延伸，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三是利用新兴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优化产业结构。比如，食品、服装业、汽车、建筑是关系到城乡居民吃穿住行的传统产业，目前，一些企业通过引进技术和创新，提供更安全和营养的食品，使用新材料、新设计的服装，生产新能源汽车，建设绿色建筑等，实现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总体来看，我国制造业具有较大的潜在竞争优势。如，我国具有门类齐全的工业基础，产业链比较全，制造能力强；拥有巨大的市场是重要的创新优势，可以分摊创新成本，提高创新的规模效益，吸引一些发达国家用技术换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技术积累和资金积累能力强，产业配套基础较好，产业链齐全；与发达国家相比，工程技术人员的数量多，成本相对低，在技能密集型产业有优势。由此可见，我国的制造业发展空间还很大，只有坚定不移地进行产业升级、创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将潜在的优势转变为现实竞争优势。
记者：我国制造业发展并不均衡，一些生产制造企业已达到4.0的水平，但还有很多企业连2.0都达不到。为什么《中国制造2025》提出，要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吕薇：两化融合是工业化发展的一场革命性变化。信息技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创新最活跃、渗透性最强、最广泛的领域，信息技术正在与制造、能源、材料、生物等产业，以及医疗、教育、物流、金融等服务业深度融合，引发了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了商业模式的创新，正在催生电子商务、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产业。
两化融合的重点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提高实体经济的效率和创新能力。目前，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正在抢占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的制高点。如，德国提出工业4.0，美国提出工业互联网，日本提出智能机器人计划等。我国处于追赶阶段，要重视传统工业的信息化。工业4.0是智能化制造，以自动化、数字化为基础，我国大部分企业还在工业2.0、3.0阶段，需要补自动化、数字化的课。
两化融合需要全产业链的发展。互联网、物联网的推广应用带动上游关键设备、部件、传感器和工业软件等装备制造的发展；反过来，上游的发展又促进下游应用的发展。
实现两化融合，互联互通是关键。一方面，要加强物理网络的互联互通；另一方面是建立数据标准，打破垄断，促进信息的互联互通，打破信息孤岛，特别是要优先实现政府信息的公开和部门之间的互联互通。
两化融合对政府和企业的管理水平要求高。如，电子政务的核心是政务，电子只是一个手段，要通过行政改进和改革，使管理流程适应信息化的要求。要加强两化融合的制度和机制建设。推进两化融合，要政府搭台、社会唱戏。政府主要抓软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一方面，加强基础网络的建设，支持共性技术和标准的研究开发；另一方面，要加强信息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公平接入和信息互联互通等制度建设，促进互联网的便利和安全使用。企业要根据市场需求，选择发展方向，进行自主投资。
记者：在推进智能制造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的关系，防止各地出现一哄而上、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局面？
吕薇：制造业是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的领域，需要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真正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因此，实施制造强国战略，要坚持以企业为主体，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主要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作用。其中，政府的关键作用是创造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有效引导市场，而不是干预企业的技术选择。一方面，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形成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有效配置各种生产要素的发展环境。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完善标准体系和严格执法，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等举措，进一步调动全社会创新创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政府要在外部效益大、市场不愿做或无力作为的领域发挥作用。比如，加强基础研究和产业共性技术研发的投入，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领域和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品提供领域加大资金投入。同时，改进、完善资金配置机制，提高政府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
在不同的产业技术发展阶段，政府的作用不同。在技术追赶阶段，技术和市场比较成熟，发展方向比较明确，政府可以通过财税等手段支持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促进产业技术进步。而在新兴技术和前沿技术领域，技术和市场都不成熟，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要更多地依靠市场选择，政府重点支持前期研发、试验示范和市场培育。由政府选择项目，可能扼杀一些较好的创新。因此，大部分新兴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要主要依靠市场选择，不能越俎代庖。这就要求，要大力提高市场导向的创新能力，激发民营企业的创新动力；建立鼓励制造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增强政策的稳定性和透明度，形成透明、长期、稳定的激励机制，形成可预期的投资回报，鼓励社会资本进行长期的技术改造和创新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