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经济研究和教育做了什么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思想、学术、教育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发展共进，既直接有益于中国经济改革，更是积极地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从一个贫穷、封闭的计划经济，高速增长为一个开放的、中等收入的新兴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在世界上能有今天这样的地位，中国的经济研究与教育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比较改革之前与之后，发生在中国的最主要、最重要、最显著的变化，简单概括起来，就是“开放”和“放开”。开放就是对外开放，实现货物、人才、资本的跨境流动。放开包括两条，一是引入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二是改变产权、所有权、治理等激励机制。而这里的基本思想、学术研究、政策研究都是经济学研究的贡献，同时也是经济学教育的贡献。想一想，这些经济学的专门术语，比如“市场”、“价格”、“产权”、“激励”、“宏观调控”、“寻租”、“三架马车”、“M2”等，今天已经成为中国老百姓的日常词汇，也成为中央和国务院文件中的标准用语。如果没有这三十多年来市场导向的经济学家的工作，是绝对不可能的。再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有关经济改革的部分，更是现代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多年普及和深入人心的例证。如果比较一下另外两个社会科学的学科领域——政治学和法学，经济学在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作用就更加显而易见了。
从三次会议可以说明经济政策研究如何推动中国经济改革。
第一次是1984年9月3-10日的“莫干山会议”。这是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学者在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一次学术讨论会。基于之前农业改革的成功，1984年中国经济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这次学术研讨会针对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展开讨论和争论，重要话题有：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企业自负盈亏；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金融体制改革；股份经济；粮食购销体制等，涉及了经济改革的主要领域。这次会议不仅对高层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使一批以市场导向为改革方向的中青年经济学者脱颖而出。三十年后，当年的中青年经济学者已经成为中老年人，但是他们今天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学术思想引导者、政策制定者和推动者。
第二次是1985年9月2-7日的“巴山轮会议”。1984年10月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之后，经济改革出现高潮的同时也出现了宏观经济不稳定，如银行信贷失控、投资与消费增长过快、通货膨胀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共同举办“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在从重庆到武汉的“巴山号”长江游轮上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首次引入了市场经济中“宏观调控”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参加会议的海外学者有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哈佛大学教授雅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等。
第三次是1994年8月23-26日的“京伦会议”。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之后，建设市场经济基本框架成为重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课题组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在北京京伦饭店联合召开了“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如果说“巴山伦会议”上以宏观经济学为主线，那么“京伦会议”上以微观经济学为主线，特别是围绕着转轨时期的产权、公司治理结构、债务重组和破产程序等。与会海外学者者有哈佛大学的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 ）、斯坦福大学的保罗·米尔格洛姆（Paul Milgrom ）、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 ）、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MaKinnon ）、刘遵义以及圣克鲁斯加州大学的黄佩华等。我和许成钢也参加了那次会议。
第一个例子是1985年在美国成立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至今整整三十年。这个学会致力于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教育，传播现代经济学学说。比如1989年出版的由学会成员汤敏和茅于轼主编的《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是很有影响的介绍现代经济学前沿的书，在高等院校中很有影响。学会在1993年组织编写了一套 “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共14册，对普及经济学知识发挥了作用。同时，学会还组织了留美学者到国内大学授课，这也是在国内系统推动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开始。
第二个例子是1994年由林毅夫、易纲、海闻、张维迎等在北京大学成立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聘任海外经济学博士回国任教，系统讲授现代经济学。中心组织“中国经济学年会”，出版《经济学季刊》，为推动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这是在中国主要研究型大学内以新开辟“特区”形式推动经济学教育的成功范例。
第三个例子是2002年我同白重恩、许成钢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建的“特聘教授”项目，共有15名海外经济学学者到清华大学授课。这是在国内已有学院内通过改革来推动经济学教育。从这以后，越来越多的大学内已有学院推动经济学教育改革。清华特聘教授项目对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影响还在于这15人中的10人正在担任国内经济相关学院的院长和副院长，另外2人曾经担任。通过这些岗位，这些在国外执教多年的经济学学者为推动中国高校经济学教育发挥了很大作用。
今天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不仅与三十年前不同，就是与二十年前、十年前都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在学习、吸收、并且规范使用经济学的思想、概念、方法方面有了很大提高，在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上尤为突出。这可以从在国内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可以看出。现在参加国际研讨会，国内学者或学生也很难发现某一领域或某一研究方法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了。这些都是历史性的变化、趋势性的变化，同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比较，就更能看清我们已经走了多远。
因此我的判断是，伴随中国三十多年经济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的经济研究和教育有历史性贡献，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在改革开放35年后，中国不再是穷国，但也不是富国，而是中等收入大国。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与教育要与时俱进，这里包括三个问题：如何为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作贡献？如何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发展创新作政策贡献？如何在普及经济学教育的同时提高教育质量？这些都是值得系统探讨的问题。单就经济学的学术研究来讲主要有三点。
第一，研究大问题，特别是与中国经济相关的大问题。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科学研究有两种路径：问题导向和工具驱动。这两种都需要，分别都能做出好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能做出更好的研究。这些年来我们在分析工具方面进步很大，但现状似乎是过于偏向工具驱动，即依照工具找问题，通常并非是重大问题。给定这种现状，我们就应该积极推动研究大问题，特别是与中国经济相关的大问题。
不过，我们不应责怪学生和年轻教师在数理技术和方法论上的追求，以工具为驱动做研究。我们还是应该鼓励他们学习前沿方法，掌握先进工具。因为人生职业中不同阶段应该有不同的侧重，对多数学者来说，年轻时打下好的方法论基础是极为重要的。资深学者则应该更多地思考和研究大问题，也有责任把研究与中国经济相关的大问题，特别是深层次问题，放在首位。
中国经济中的问题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问题。这与十年前、二十年前的情况不同了，现在没有人可以无视中国经济。不过，经济与经济学不是一回事，经济搞得好与经济学搞得好也不是一回事。日本、德国经济搞得好，并没有产生太多著名经济学家，印度则相反。经济大国不会自动成为经济学大国，况且，并不一定是本国人做出有关该国经济最好的学术成果。举一个管理学中的例子，日本丰田汽车的“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的管理方式理论不是由日本人，而是由MIT的美国人总结出来的。
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为研究大问题提供了很多素材，中国学者在这方面有一些天然优势，比如对制度细节的了解，对数据的掌握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要把这些天然优势转换成学术优势并不容易。相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中国有特殊的困难。自然科学从思想到方法早在一百年前就与世界接轨了，但经济学只是近三十年来才开始学习世界主流。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经济学研究的经济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所以经济学与哲学、历史、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密切相关。而我们的教育和研究在这些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还比较滞后，经济学很难单科推进。所以，我们要花大力气，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第二，理解经济学创新，特别是中国经济相关问题学术创新的含义。
在我们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相关问题时，我们容易看到中国的现象与现有的理论之间的距离，但不容易看清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更不容易搞清楚其中的机制原理。因此，在经济学创新，无论是理论上、实证上，还是政策上，严谨、系统、深入的研究是必须的。
经济学的创新不是停留在表面现象的描述上，而是基于深入分析的创新，是能够不仅解释中国，也能有一般性意义的创新。中国特色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如何解读则大有学问。停留在表面的中国特色上而无深入分析是很难说服人的。进一步说，过度强调中国特点反而使得中国故事变成特例，缺乏一般性，缺乏解释力，缺乏可复制性。设想一下，如果工业化和现代化只有基督教文化可以实现，那还有一般性吗？假如日本丰田的管理经验完全基于武士道精神，那还有什么一般意义呢？事实证明，没有基督教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照样实现；没有武士道精神，精益管理也能适用。这才是一般性理论的力量。起源可能是特殊的，但能否复制取决于一般性。
因此，基于中国问题的研究要想令人信服，要想摆脱“特例”困境，只有把它放到更宽广的分析框架和更多国家的经验中去。所以它应该是一个从一般理论到中国问题、再从中国问题到一般理论的过程。国外经济学家并不是对中国问题不感兴趣，而是他们评价中国问题的研究有些困难，一是因为他们不太清楚中国的制度环境和中国数据的可靠性，二是虽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并无偏见，但是他们坚守一些基本的经济学理念，需要靠理论和事实去说服。所以我们要做有说服力的研究。
我举两个我熟悉的清华经管学院经济系教师研究的例子，来说明经济学研究是如何在研究中国问题的同时又发展分析工具的。中国有许多经济政策出台或即将出台，其规模和方式都很有意义，对这些政策的评估和评价中可以引发有意思的研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当年就是从韩国的通货膨胀中受到启发而发现货币的数量理论。
2008年中国的“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是一个有显著意义的政府干预事件。对此有各种判断，但都是基于感觉或猜测。清华经管学院教师欧阳敏与彭玉磊合作的论文是对2008年经济刺激政策的细致研究（“The Treatment Effects Estim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2008 Economic Stimulus Plan of China”）。这个研究计算出这个刺激政策导致了GDP上升3.2%，但只是暂时的。为了得出结论，现有的计量经济学工具是不够的，他们就扩展了现有工具。所以这既是研究大问题，又是在研究中发展工具的例子。
另一项研究是清华经管学院的白重恩、李奇和欧阳敏关于房产税与房价关系的研究。房价是老百姓关心的大问题，而房产税是政府关注的大问题。他们发表的关于房产税与房价关系的“双城记”论文（“Property Taxes and Home Prices: A Tale of Two Cities”），是对上海和重庆这两个城市引入房产税的试点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引入房产税在上海降低了房价但在重庆却提升了房价，而这种相反的结果是可以用经济学解释的，它与具体的房产税设计方法，即对哪些住房征税有关。同样，这个研究需要使用和发展计量经济学的工具。这个研究虽然不乏“中国特色”，但是具有“一般规律”，因为背后的经济学原理并非中国特有。
最后我提出一个可能引发创新和受到较大关注的领域：政治经济学。我说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现实经济中的政经关系、政企关系、政商关系。经济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这在世界各国都一样。但是在中国，国家和政府的强大尤为凸显，中国经济中的政经关系、政企关系、政商关系尤为复杂。毫无疑问，这是大问题。而我们中国的经济学者在这个领域有一些天然优势，而外国经济学家最不容易了解的也正是这个方面。他们很容易用他们熟悉的情况来外推中国的情况，结果会导致判断错误。所以这可以是一个基于中国问题进行经济学创新的领域。不过创新并不容易，即使我们有一些信息优势，我们未必就有深刻理解，更不一定能够提炼出具有一般性的道理，非有严谨的、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不可。这是我们中国经济学者的学术研究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