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财政部发布了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情况。2015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4.31万亿元，支出38463.97亿元，除掉政府9741.75 亿元的财政补贴后，社保基金亏空5117.65亿元。具体到全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上，去除政府财政补贴后，亏空3115.33亿元。面对这组数据，不免让人产生担忧，因为养老保险金关系到每个人的后半生。
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还存在哪些养老风险？如何缓解养老金危机？带着这些问题，光明网采访到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穆光宗。
养老风险主要在于养老基金缺口巨大
从人口大势看，养老金收支失衡将使中国陷入全局性养老困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养老金收支失衡是静悄悄的养老危机，就像难以察觉的“温水煮青蛙”，是1980年以来持续超低生育率和人口少子化的后果。
目前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总人口的14.9%，到2020年将达到19.3%，到2050年将达到38.6%，老年人口规模可能达到4亿之多。中国人口已经老龄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中国迄今还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国家，这同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个老龄化的中国其实是一个中等偏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而且，受过去计划经济低工资的滞后性影响，我国一些老年人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不高甚至很低。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过程中，养老问题首当其冲。养老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养老资源的积累，达到充裕的程度，同时需要恰当的养老制度安排，实现共享共生。所以，加快养老资源的积累成为老龄化中国最重要的议题。
然而，对于未来养老，国人普遍有担心甚至恐慌！养老不是轻松的话题，而是越来越沉重。在全国政协官网2013年选登的342份政协提案中，31份关注了“养老”，约占总数的1/10。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呈现出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等诸多特征。养老风险包括了收入保障风险、日常照料风险、失能失智风险、孤独抑郁风险等等，首当其冲的是收入保障安全问题。从宏观来看，我国属于“未富先老”，原因是一胎化政策主导下的人口转变超前于经济发展。这一基本国情意味着应对老龄化的经济实力相对弱，如养老金缺口问题。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是美国的三倍，但养老金积累的规模才是美国的1%。人口老龄化加快使得养老基金已经出现了大的资金缺口。
1999年之前，中国企业职工养老金的替代率总体维持在75%以上，所谓养老金替代率，是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之后逐年下降，目前已下降至40%以下，而且不同人群养老金替代率的巨大差异也引起了各方广泛关注。企业员工和社会个体劳动者一般退休人员仅能拿到原工资40%左右，且有下降趋势；公务员退休金按退休前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之和以一定比例计发，养老金替代率可以达到80%甚至100%。“退休双轨制”存在明显的养老金待遇差别，是社会不公的重要领域。人社部2014年10月24日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连续十年调整，现在已经超过月均2000元；但相较于不断上涨的公务员及事业单位退休金，养老金差距过大问题尚难改变。
其次，个人账户空账运行表明养老金体系渐入困境。由于养老金收支的平衡性差，实际还是现收现付制，现在的在职职工养活现在的退休职工，未来还是没有足够的储备。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显示：2011年，养老金个人账户空账高达2.2万亿。2010年，中国养老金个人账户空账额为1.76万亿元。短短一年，空账额增加了近5000亿元。中国社科院编撰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显示，从1997年各级财政开始对养老保险转移支付算起，补贴规模迅速扩大。财政补贴越来越多，负债额也越来越大，在2002年的时候才400亿，现在是700亿-800亿。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经济增长将减速，财政收入的增长也会相应趋缓。财政补贴持续性受到挑战。
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我国养老金体系统筹层次低，导致调剂余缺的能力相对弱。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2011年参保人口2.84亿，但14个省份养老金收不抵支，缺口达767亿元。根据中国银行和复旦大学团队完成的《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估计达到18 .3万亿元，预计2050年养老金缺口将达到当年财政支出的20%以上。领钱者增多，缴费者减少，少子老龄化趋势下的养老风险增加。
开放、鼓励生育是上策
在根本上，养老金收不抵支的缺口是在业劳动力人口和退休老年人口此消彼长、代际失衡人口大势的反映。养老危机实质是年轻人口亏损和萎缩的危机。结合人口年龄金字塔判断，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既是顶端老龄化，也是底部老龄化；或者说，既是长寿老龄化，更是少子老龄化。一个是老年人口活得更长，另一个是少儿人口生得太少，概括来说就是“少子高龄化”。真正的麻烦在于，国家决策者还没有深刻认识到人口少子化、老年长寿化趋势和养老金危机的内在关联性，而且少子老龄化和长寿老龄化又是大势所趋、难以逆转。由此来看，开放和鼓励生育是何等紧迫。
缓解养老金危机需要采取综合有效的应对措施，可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开放鼓励生育。这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措施，中国需要人口储备来应对持续低生育率、人口少子化和人力资源短缺所造成的人口亏损危机。鼓励生育可弥补人口亏损，增加人力储备，但需要时间提前量。欲摆脱末端治理模式，就要从源头入手。缓解养老金危机需要提前20年左右储备年轻人口的战略资源。换言之，如果2015年出台人口新政，那么所产生的人口补偿效应也要在2035年前后才能呈现出来。中策是充分有效就业。千方百计提高人力资源就业率和缴费率，包括提高劳动力人口在业率，增加老年人口再就业率，适当引进国外年轻劳动力。
下策是延迟退休年龄。在中国的政治架构中，延迟退休的做法多少会带有强制性，而很难像学术理论界所提倡的弹性退休，因为弹性延迟退休主要对潜在退休者有利，而强制延迟退休主要对消解养老金压力有利。国家当然会选择延迟退休的强制模式。但如果这么做，会导致潜在退休者的普遍不满。他们本来可以提前享受“幸福时光”，现在却要继续劳作，这会导致消极怠工、尸位素餐。何况延迟退休终究有年龄和能力的边界，不可能无限延长。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2013年9月对2.5万余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4.5%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反对延迟退休，仅3.2%的受访者表示支持。人民网在当年年底做的调查也显示，有超九成网友反对延迟退休。
然而，延迟退休的制度安排已然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中国当前的法定退休年龄为男性60岁，女性55岁（干部）或50岁（工人）。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对160多个国家的统计，50岁是全世界最早的退休年龄。据了解，目前欧美发达国家普遍的退休年龄为65岁左右，而发展中国家男性退休年龄多为60岁，女性为55-60岁。中国人社部表示，预计2015年制定出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方案，完善后预计在2017年正式推出，而方案实施时间预计要在方案公布的5年以后。但必须指出，跟杀鸡取卵的强制一胎政策一样，以老当少的强制退休政策也是目光短浅的举措，效果将十分有限甚至得不偿失，不应寄予厚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