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学术界目前形成的共识是：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超越。这种共识的背后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发挥着资源性作用，即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那么，传统文化如何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已有的研究中，对该问题的认识过于笼统，大都没有揭示出发挥涵养作用的内在机制。在流行的话语中，“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笼统而抽象的概念，人们对之所做的分析与解释往往陷入一条“盲人摸象”式的理解路径。实际上，传统文化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它表现为四种类型，即知识型、价值型、制度型、风俗型。这四种类型的传统以各自的方式涵养着时代精神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同类型的传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及其彼此之间的制约与互动，显示出传统文化发挥涵养作用的微妙机制。
一、传统文化的四种类型
(一)知识型传统文化
知识型传统文化是指传统文化以知识型态呈现出来，并通过历史文化知识和信息的输送来充实当代人的精神世界的一种传统类型。简单地说，知识型传统是有关国家、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知识与信息，包括名物、训诂、典章、文物、文学、科技甚至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以今天的学科分类，就是关于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历史等各类经验性知识。
知识类型的传统文化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古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经验总结，包括古代的典章、名物、科技、文学、艺术以及关于洒扫应对的日常生活技能等；二是古人从事各种改造自然与社会的活动本身的记录，也就是所谓的“历史”，历史使生动的行为凝固化，成为可以被观照和体验的对象；三是古人对自然、社会的理解与解释以及对生活理想的憧憬与想象，即思想体系。
知识型传统倾向于对历史与现象进行描述，对其中的规律与本质进行揭示，因而，它所展示的信息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观性，这保证了当代人对于传统文化认知与理解的稳定性，也奠定了当代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情感与信仰的客观基础。
(二)价值型传统文化
所谓价值型传统，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类型。黄文山把文化分为内与外两种，认为“文化包含两个状态，一是内部的价值意义系统，可称为‘文化的心态’；二是外部有机的或非有机的现象，如物体、事素、历程等，可称为外部状态。没有外部状态，内部经验无由表现，但后者终究决定前者”[1]。黄文山所指的精神性文化或内向的文化，也就是传统文化的价值类型。如果说知识型传统偏向于外在经验、现象与直观的信息，价值型传统则偏向于信仰、精神、心灵、道德等内在的部分。这是传统文化赖以存在的实质与核心。因此，价值型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伦理体系、道德规范体系、普遍性社会信仰、理想目标、人生境界以及所体现的民族精神。价值型传统是传统文化中的精神性部分，在一般的文化学理论中将之看作是文化模式或文化体系的内核。价值型传统型塑了传统文化的内在气质和精神形象。
知识型传统与价值型传统在物理空间上是无法分割的，知识是载体，价值则寓于知识之中。以传统的经典为例，有关经典的作者，经典产生的时代，经典的基本内容、风格、逻辑以及涉及的草木虫鱼、风物制度、叙事逻辑都是属于知识型传统，但经过诠释之后，经典所表达的基本观念、人生理想、伦理规则、价值观体系，则属于价值型传统。在一定意义上，经典即记载文化创造者自我界定的知识的文本[2]。在物理空间上，两种类型的传统虽然无法分割，但在精神空间或观念空间中是可以分割的。正如精神与物质在某种维度上是可以分割的一样。
价值型传统的内容就是传统的价值观体系。儒家有仁、义、礼、智、信；道家有自由、无为、贵柔、守静、法自然；佛家则有慈悲、和敬、因缘、解脱等。特别是儒家所倡导的有关伦理规则，更是价值型传统的重要内容。如在家庭伦理方面，有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互助互济、和睦邻里等规范。在人际关系处理方面，则有中和、中庸、仁爱、重义、循礼、诚信等。在人与社会关系的处理中，有民为邦本、均贫富、选贤任能等。
价值型传统是一种精神传统，是以儒家为主导而形成的传统价值体系。如果把传统文化比作有机体，那么，价值型传统就是流动于其中的“血液”，因为有其血液的存在，有机体才会生机勃勃。
(三)制度型传统文化.
制度型传统文化是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保证各种价值观念、思想信仰或统治者意志落实到民众生活而设计的各种文化符号、象征、体制、礼仪等各种模式化程序与惯例。制度型传统不同于知识型传统与价值型传统的地方在于，它偏重于程序、仪式。广义上，制度型传统文化包括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制度及各种礼仪；狭义上，侧重于文化及礼仪制度。
文化制度首先是文化宗师的形象塑造。因为儒家是封建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因而传统的文化宗师形象当属孔子。孔子倡导的学说以及后人对之的阐释与发挥是封建时代的意识形态。因而历代有孔庙及陪祀、从祀制度。孔庙有特定的规制，祭祀也有特定的仪式。它们是“儒学的教育场所，包括以孔庙为中心的祭祀空间和以讲堂为中心的教学空间。在这样的教育传统中，每个学生都参与祭祀仪式，但并不是膜拜祈求神祇的庇佑，而是以孔子等圣贤为典型，以提升自己的生命境界。每个人面对孔子的人格祭祀行为成为一种回向自己，促使自己成圣成贤的过程”[3](P69)。文化制度还包括科举制度，与科举制度相适应，古代建立起完备的从国子监到地方的官学系统，这些学校以学习经典，掌握行政技艺和熟悉礼仪为主要教学内容，儒学的传播和学习与社会升迁建立起一种制度化的联系，极大地激发了全民读经的热情，即便是自给不暇的乡村社会，也以“耕读之家”为标榜。
“礼”也属于制度型传统的内容。传统的“礼”内容庞杂，上至国家的立法行政、各级贵族的权利义务，下至衣食住行、婚嫁丧葬、送往迎来，几乎无所不包。礼的内涵是由统治阶级确认，并体现统治阶级意志，要求人们必须遵守的全部社会行为规范的总和。礼的特点在于用温情脉脉的血缘情感来维护上下尊卑的名分等级，把统治与服从的政治关系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亲属关系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根据《周礼》的内容，可以将礼分为礼制和礼俗两个部分，这里主要指礼制。礼制就是国家规定的典章制度，诸如分封、宗法、井田等，以及各种礼节仪式，举凡天子即位、出境、朝聘、会盟、出师、狩猎、宴会、祭祀、出生、成年、婚嫁、丧葬等，都必须依据一定的礼节行事。
在传统文化体系中，如果说知识型传统是文化体系的基础，价值型传统是传统文化的精气神，制度型传统则是传统文化体系的骨架。任何精神性的东西都须通过制度的运行来实现由外而内的贯通。
(四)风俗型传统文化
所谓风俗型传统，指传统文化体现为风俗习惯的方面。风俗，简单地说，是指历代相沿而成的社会风尚和生活习惯。它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风俗是由于不同地区人民的生活习惯发展而来，像中国的节序风俗，婚、丧、祭风俗，都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经过长时期积累、沿袭下来，成为一套预先规定的行为方式，并支配着人们的共同生活。风俗型传统的内容主要包括节日、游艺娱乐、饮食、服饰等。
中国传统节日是古老文明源远流长的象征，也是中国传统风俗的一项重要内容，古代年节来源于古老的岁时活动：祭礼、神话传说、巫礼集会、时令、节气和具有特殊意味的干支日。在中国传统的年节中，主要存在以下内容：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敬神、畏鬼、辟邪；重视个体生命，追求延年益寿；强调孝道、亲情与生育。
古代游艺娱乐，如年节娱乐活动、竞技游戏、民间游戏等，是古代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的缩影，是中华民族精神品质的反映。中国先民在物质生活比较低下的条件下，想方设法活跃精神文化生活，并根据生活感受和人生体验，对现实世界中的是非、善恶、美丑做出准确的价值判断，表明他们是以乐观、宽容的态度对待生活，对待人生的。
此外还有饮食、服饰等诸多习俗，也都反映了我们民族在生存与发展的具体环境中建立起来的对待自然与社会的态度以及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信仰。
中国是个具有数千年风俗习惯的文明古国，社会风俗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笔重要财富。中国的社会风俗是中国悠久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体现着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点。各个时期社会风俗的变化，实际上也具体生动地反映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迁。
二、各种类型的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四种类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各自独特的影响。知识型传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知识与理性支撑；价值型传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搭建了“意义”平台，营造了道德理想；制度型传统建构了富强、独立、统一的国家形象并孕育了民本与爱国意识；风俗型传统是民族精神的“活化石”，它涵育了富有民族特色的自由理念，建立了尊重、包容、温厚的民族文化底色，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输送着自由、平等、公正等理念。
(一)知识型传统：提供历史与文化知识
就知识型传统而言，它对核心价值观的涵养，是通过提供知识和理性的支撑而达到，即人们可以依托传统的知识背景，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解古人对财富的看法，了解古代的利义观，我们才会更好更准确地理解富强、文明、和谐的实质；了解古代儒家“富而后教”的思想，我们才会明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富强”与“文明”须相辅相成，相与并进。
在道德生活中，要使抽象的道德规范内化为个人的行为习惯，首先必须明白它的具体内涵。这种内涵不仅仅限于理论维度上的逻辑规定和意义分析，还包括实践维度上的具体操作性说明。在《论语》中，孔子对“仁”做出了详细的说明，但他的说明并不是理论逻辑推演，而是在具体的情境之下，对具体“标本”的解剖。针对不同弟子在不同场合下关于“仁”的发问，他总是结合具体人物事例进行肯定或否定性的评说。正是在这种絮絮叨叨家长里短式的评说中，关于“仁”的含义渐渐明晰起来。不熟悉、不了解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就不知道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见，知识型传统型塑了我们关于“传统”的基本意象，提供了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它是我们理解传统的基础。
民族身份的认同表面上可能涉及的是价值问题，即民族核心价值观认同，但如果缺乏对自身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系统了解，所谓的价值认同也只是空中楼阁。对历史文化知识掌握得越多，价值的认同感才会越强烈。钱穆说过：“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的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4](P2)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来源于对本国历史与文化的基本认知，而这种温情与敬意直接关系到“国家向前发展的希望”。
当前，一些有识之士倡导对年轻人开展传统教育，这固然是为了强化他们对传统价值的信心，但强化这种价值信心的载体和途径则只能是知识形态的传统文化，即让他们更多地了解祖国的历史与传统。虽然心理学上对人类心理、情感发生机制的研究并不一定支持如下结论：人们对一件事物了解得越多，就越能产生敬畏之感和亲切之情。但在一个追求理性与秩序的时代里，价值信仰总是建立在知识与理性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民族身份的自我识别与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了解密不可分。民族身份的认同主要是对传统价值的认同，而价值体现于知识之中，不了解某种知识，就不可能建立起某种价值。当代人只有先了解传统经典的叙事方式、解释原则、祖先的生存方式、信仰内容，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成就和各种英雄人物的事迹等，才有可能从这些历史事实和历史材料中感知到作为一个民族的身份应该是什么。我们了解有关传统的知识，即了解自己的身份，进而在知识的涵养过程中认同这种身份，并由此产生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那些物质性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些文化经典所承载的先民的独特思想与行动轨迹，那些别具一格或独一无二的科技、建筑、医药、养生之法等都是民族自豪感产生的不竭源泉。
(二)价值型传统：营造道德精神与意义世界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优秀传统文化是核心价值观生成的基础和源泉。如果说不同类型的传统文化对核心价值观的形成都有各自的作用，那么，价值型传统的作用更明显和直接。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民族精神的民族性并不排斥时代性。相反，任何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民族，其民族精神都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或者说是优秀传统与时代精神的结合。……继承优秀传统，就是把民族传统中的优秀的并与当代实践所契合的东西在实际生活中加以弘扬，使其不是停留在书本上，而是成为现实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组成部分”[5]。毛泽东的名言同样可以印证价值型传统的这种作用。“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6](P708)如果说“旧政治旧经济”是知识型传统，那么，这些传统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就是因为其中贯穿着中华传统价值观。今天的人必须通过传统的价值观来了解历史、理解历史并进一步理解时代。
价值型传统文化，除了体现在经典中的价值原理、思维方式、伦理规范及英雄故事之外，更直接表现为一种民族精神。我们常说的爱国主义传统，就是价值型传统文化的最高体现。因此，当我们用心去感悟一种传统的时候，感悟到的总是它的价值型传统。当我们在心灵的深处与古人交流、对话时，通过的也是价值型传统这条通道和脉络。当我们对自身的传统进行赞扬或贬斥时，指涉的对象，多数时候是指价值型传统。
传统价值观中有些成分可能已经过时，与时代要求可能不相适应，但有些则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适性意义。虽然时代变了，话语表述方式也变了，但其内含的核心理念、价值理想始终被继承并延续到现在。当然还有一些价值元素属于精华与糟粕并存的情况，需要运用现代思维和方法对之进行重新诠释与解读。对于第一种情况即已经完全过时的价值观念，本来随着历史浪涛的洗涤，自然地退出历史舞台，严格的意义上，它不属于传统，传统必须是经过历史的延续，尚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对于具有普适性意义的价值元素，它对时代精神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意义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是重合的，因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毁誉参半、美丑兼有的价值元素，在经过现代性诠释之后，可以进行转化，从而注入时代性内容，并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所以，价值型传统的源泉和基础性作用，不仅表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意义”平台、文化营养，更表现为提供活动样本、范例和实践途径。在传统话语体系中，有许多关于道德典型的事例及对之的阐扬。所以，熟悉传统的价值型文化，有助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深刻的了解并能够真切笃实地践履。可以说，价值型传统可以切实提高国民的道德水平和精神境界。
(三)制度型传统：凸显国家形象与共同理想
国家形象有两种：外国人构建的关于本国的国家形象以及本国人民自己构建的关于本国的国家形象。本文指的是第二种，即一个民族国家之内的民众对自己国家形象的揣摸、判断与想象。这种国内人民自己的判断，对于构建国家形象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传统文化中，大一统的国家制度经过长期运作，形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独立、统一、富强的总体形象。这种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的形象，是人们对于一个国家的总体要求和关于国家的理想。因此，自古以来，中国的历史统一多于分裂，“大一统”的国家制度强化了民众对独立、统一、强大国家的认可。地域广大、人口众多、政权统一，这是民众内心赋予国家形象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又反过来强化了对国家富强、统一、独立的认可。在当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成中，对国家统一、独立、富强、幸福、安康的追求，构成了最基本的要求，且在“爱国”、“文明”、“和谐”、“富强”等字眼的背后，我们分明可以看到泱泱大国的影子，这就是“大一统”制度带来的影响。
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保证了民众思想秩序与精神家园的形成，也保证了一个民族统一的道德意识与思想信仰的建立。因为追求国家的统一，与此相应，在思想文化上，也追求意识形态的统一。这种“定于一”的管理模式，给人一种文化专制的印象，但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发育产生重要的影响。它保证了文化的稳定性和系统性，进而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同时，也保证了文化体系形式上的统一。传统的“道统”意识和“大一统”思想秩序的营建，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保证了文化的统一和价值体系的延续性。
传统的国家对民众的管理方式以及民众对国家的认可及支持方式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与忠君爱国传统。这种传统有力地涵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爱国理念。历史上的儒家，对于“革命”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强调不能“以下犯上”，另一方面又赞美“革之时用大矣哉”。那么“革命”好还是不好呢？儒家提出了判断革命正义性的标准——“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即要像周武王、商汤那样既顺乎天——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应乎人——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与拥护。实质上，革命正义性的标准在于人民群众能否反对现存的制度以及新兴的革命力量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对政权合法性的判断也是基于“民众”，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这些都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执政意识。
(四)风俗型传统：传承民族风情与文化底色
风俗型传统是几种传统形式中唯一不是以文字典籍作为载体而保存的传统。可以说，它是一种“活态”的传统，它就在我们身边，体现在我们身上，或者说它就是我们生活、生存方式本身。风俗型传统不需要像别的传统类型那样(需要通过教育或教化的途径而习得)，它是通过“日用而不知”的方式，熏陶和型塑着每一个人，而且它的传承过程也像流水自然流向下游一样，从古代走向今天。我们今天在民间尚存的风俗，有许多成分来自远古的遗留，虽然有许多变化，但其间有利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东西一以贯之地沿袭下来。因此，民族精神的沿袭性和传承性，在风俗型传统中表现得格外明显。
风俗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控制方式，不过是一种柔性的方式。通过这种控制，使个体的人变得更好，也使作为集体或社区的单元变得更好。就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来讲，它养成了民众富有民族特色的自由精神，培育了民众的道德水平，进而升华成一种整体的文明气质。整合了基层社会、培育了民众的秩序意识，养成了和谐的观念。
在古代的社会结构中，民间的风俗是普通民众表达自由精神和个性追求的场所和个性化表演的舞台。民间风俗与正规控制体系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民间风俗犹如一片温暖的港湾，是精神的自由栖息之地。所以，风俗型传统孕育了古典的自由精神，也培育了民族精神中的自由思想元素。这种“自由”被包融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理念。这种自由不同于西方的以个人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自由，而是个体在与社会国家的协调与互动中，个体通过自主的贡献纳入国家与社会的前进轨道而完成，是秩序中的自由，是整体意志之下个体意志的伸张。在义务和承担中，通过伟大人格的确立和高尚道德的养成而证成自由境界，这是一种通过“义务——责任——权利”的路径所达到的自由。
民间风俗在各地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突出的都是传统礼俗的主题，但表现形态各异，这一方面显示出传统语境中控制与自由的辩证法；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平等与宽容的精神气质，经过长期的培育与发展，形成了尊重、包容、温厚的文化特色，这也就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基本的文化底色，正是这种底色孕育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平等、公正等理念。
三、发挥传统文化涵养作用的路径选择
不同的传统文化类型及其对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决定了其在现实中不同的实践路径选择，因而，运用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也有四种基本路径，即知识教育路径、价值(道德)修养路径、制度建设路径、礼俗建设(大众文化建设)路径。不同的路径具有不同的特点，代表一种方案，不同的路径适合于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情境。因此，面对不同的教育对象、不同的现实情境，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案。
(一)知识教育路径
知识教育路径指加强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知识的教育与宣传，使人们在“基本知识”上了解和理解民族的历史传统。知识型传统是传统文化的最直接表现形式，当代人有目的、有意识地认识和了解传统文化，总是从知识型传统开始。同时，要理性地认识和评价传统，也必须充分地认识和了解知识型传统。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7]因为只有熟悉传统文化的有关知识，才会知道何为“善者”，何为“不善者”，进而牢记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通过对自身民族传统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的了解，可以穿过时空隧道，使当代人的心灵进入传统的历史情境，拉近与古人心灵的距离，从而对本民族传统产生亲切感，并在此基础上产生民族自豪感。任何人的民族自豪感都不可能在对传统知识的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凭空产生，相反，对传统知识了解得越多，就会理解得越深，理解得越深，民族自豪感就会越浓烈。
(二)价值(道德)培养路径
价值培养路径是指通过对传统价值观和优秀传统道德的宣传教育，来提升国民对本民族价值观的认同并提升道德水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丰富的思想资源和优秀的传统美德。对于这些优秀的思想道德资源，我们必须坚持礼敬、科学的态度，认真汲取其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重要的价值和道德源泉。
价值(道德)培养路径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学习传统的哲学、伦理思想；二是努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传统的哲学、伦理思想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体系，我们对之进行熟悉和了解，就是熟悉了解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观，熟悉了解古代优秀人物的思想和情怀，这是进行道德践履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要抓好孝敬教育，重视家风的培育和传承；抓好诚信教育，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诚信道德资源，在全社会大力推行诚信制度化建设；抓勤劳节俭教育，广泛宣传中华民族吃苦耐劳、戒奢克俭的优良传统和崇高品格，开展全民性的勤俭节约活动，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打下精神基础。大力宣传先进典型，评选表彰道德模范。深化公民道德宣传，组织道德论坛、道德讲堂、道德修身等活动，使宣传和弘扬传统美德活动常态化。
(三)制度建设路径
所谓制度建设路径是指在当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制度建设中，充分地吸取传统的制度管理经验和管理理念，以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尽快地获得大众认同及制度化传播。中国传统的“德政”模式，凝聚了丰富的民本意识。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思想并非毫不相干的两种思想系列，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着共同思想基因和道德情怀。具有浓厚民本传统和大同意识的国度，没有理由不坚守民主理念，没有理由不坚持群众路线，没有理由不强化执政的民众基础。
要坚持权力公有和集体优先。传统儒家有关于“禅让”的理论想象，这种想象不在于历史上是否真实地存在过，关键是它表达了中国儒家关于权力公有和集体优先的理念。儒家关于“禅让”的理论勾画，塑造了民族精神中的公有理想和公共精神。“禅让”作为儒家权力公有的理想，始终是批判封建专制集权的有力武器，而且通过不断的尝试和实践，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关于平等、公正、和谐的价值理想，无疑扬弃了制度传统中关于权力公有的追求。关于“禅让”精神的时代性影响，专家曾有论述：“对禅让精神的继承，形成了有效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中国的制度优势之一，是建立在能力为基础之上的全国性选拔、培养和历练”[8]。权力公有和集体优先仍然是今天需要强调的重要的制度精神。
要学习古代“德治”经验。传统制度的运行模式所体现的“身正”、“德先”特点，深深影响当今的时代精神，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说明了行政管理的基本方式即政教一体、以吏为师，且强调官员的道德修养及引导作用。因此，一切学问和为政之道，首先从修身开始。这与当前政治生活中强调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及社会主义价值观中的敬业、诚信有莫大的文化渊源关系。
要完善评价制度。社会奖惩有着各种方式，其中主要是法律奖惩、经济奖惩、制度奖惩与舆论奖惩。通过社会奖惩使人们从切身利益中感受到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以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从而督促人们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规范、校正自己的行为。要吸收传统资源，实施各种规约。完善市民公约、村规民约、学生守则、行业规范，强化规章制度实施力度，在日常治理中彰显社会主流价值。
(四)风俗建设路径
社会风俗关系到民心的安定，中国古代历朝都主张“礼俗以驭其民”，以达到潜移默化、巩固统治的目的。一个国家好的社会风俗传统可以成为教育国人的良方。社会风俗还关系到政权的巩固。好的社会风俗，有利于社会进步；坏的社会风俗，则使社会倒退。良风美俗不仅对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具有促进作用，对人们的生活和身心健康也有利，反映了民族优良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另外，社会风俗还可以给执政者制定政策提供切实可靠的依据。
风俗建设路径在当今也可称之为大众文化建设路径。如推进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等创建活动，开展礼节礼仪教育，在重要场所和重要活动中升挂国旗、奏唱国歌，在学校开学、学生毕业时举行庄重简朴的典礼，完善重大灾难哀悼纪念活动，使礼节礼仪成为培育社会主义主流价值的重要方式。重视民族传统节日的思想熏陶和文化教育功能，丰富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培育特色鲜明、气氛浓郁的节日文化；创新民俗文化样式，形成与历史文化传统相承接、与时代发展相一致的新民俗。发挥重要节庆日传播社会主流价值的独特优势，挖掘各种重要节庆日、纪念日蕴藏的丰富教育资源，利用党史国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纪念日等，举办庄严庄重、内涵丰富的群众性庆祝和纪念活动。
在区分不同路径的基础上，对于不同的群体，可以选择适用不同的路径。如对于广大青少年以及对传统文化比较陌生的群体，可以选择知识教育路径，即加强对知识型传统的学习和训练，使他们对传统多一份思考，多一份尊重。对于知识分子以及对精神生活要求比较高的人，可以选择价值(道德)修养路径，即加强传统道德教育。熟悉传统的价值型文化，有助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深刻地了解并能够真切笃实地践履；对于党政干部，除了可以选择别的路径之外，更要选择制度建设路径。熟悉传统制度特别是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的制度运作，可以增强文化自豪感和制度自信，从而发挥广大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清廉意识和敬业精神。对于广大的普通公民要注重选择公共文化建设的路径，让他们温习和熟悉民族风俗习惯，浸润于民族的精神气韵，感受具有民族特色的关于自由、平等、公正等理念。这些，无疑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较有效率的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郑师渠.近代的文化危机、文化重建与民族复兴[J].近代史研究，2014，(4).
[2]吕嘉.文化自觉：重建秉承中国哲学传统的哲学[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4，(3).
[3]干春松.儒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5]杨耕.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相结合[N].人民日报，2003-08-26.
[6]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N].光明日报，2014-1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