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在2015年10月26日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核心议题是“十三五”规划。按照《瞭望》周刊的表述，这一规划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关键时期的关键规划，具有里程碑和划时代的意义。人口是国家发展的基础，而外界也普遍认为，人口政策将成为“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内容。
那么“十三五”规划会如何看待人口问题呢？有报道称， 《中国未来人口发展战略报告》已经上递到决策层，该报告提出了立即全面放开二孩的建议。如我们一再论述，中国真正需要的是立即全面放开并及时鼓励生育，全面二孩政策虽然远远不够，但作为一个短期过渡方案，政策方向值得肯定。
不过，这一消息并未得到证实。从公开的信息来看，国家发改委在2015年7月31日发布了《人口和社会发展报告2014》。该报告在绪论中建议：“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继续落实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依照法律程序，稳妥扎实有序推进调整完善生育政策”。这个建议严重背离民众的愿望。
由于决策过程缺乏透明性，我们无法判定“十三五”规划到底会采纳哪个建议。如果采纳已公开的国家发改委《人口和社会发展报告2014》的建议，“十三五”规划中的人口政策将难有突破，中国将错失逆转人口颓势的最后一次机会。鉴于此，我们将以一个系列三篇文章来述评国家发改委的这份报告。
一、“十三五"规划中错误的人口预测
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重大课题公开遴选入选单位名单》，入选《“十三五”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课题的负责人，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和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副司长郭震威。国家发改委的《人口和社会发展报告2014》认为2012年我国总和生育率约为1.6，并预计我国人口在2031年达到峰值14.5亿人。这一预测结果正是引用了蔡昉和郭震威完成的《“十三五”国家人口发展总体思路研究报告》中的结论。
然而，支撑国家发改委人口政策建议的这个预测是完全错误的。根据人口学界的普遍看法，中国人口达到峰值的时间要远早于2031年，而峰值的水平也要大幅低于14.5亿。比如，同属中国社科院的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就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5年就达到14.13亿的峰值。
国家发改委报告中第32页的图1-8，是对中国2011到2050年人口变化的预测。从该图来看，预测应是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所做的。由于整条曲线非常平滑，预测看来没有考虑政策放松将带来的出生人口的堆积反弹。对此，我们不妨用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来检验报告的预测结果。
为了便于公众了解并核实我们的结论，我们特地公开我们使用的来自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预测方法和计算程序。读者可以使用该程序重复我们的预测。同时，我们也希望《“十三五”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课题组公布他们使用的数据、预测方法和计算程序。人口预测在技术上并不复杂，由当年的人口状况的生育状况、死亡状况，就可以计算出下一年人口状况。以此类推则可以计算出未来每一年的人口状况。
根据我们公布的程序计算，假设总和生育率在2010年之后一直维持在报告中所提的1.6的水平，那么中国总人口将在2024年达到高峰，峰值为14.13亿。这个结论与张车伟的预测基本一致，但人口峰值时间比国家发改委报告所提到的要早7年，峰值水平则要少0.37亿人。
由于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中国人口在达到高峰后将不断萎缩。生育率越高，人口峰值时间到来越晚，相应的峰值也越高。那么生育率要高到何种水平才会出现国家发改委报告所预测的情况呢？假设总和生育率在2010年之后恒定，根据我们的程序计算，总和生育率要保持到2.10的水平才能将人口峰值推迟到2031年；总和生育率也需要保持在1.94的水平，才能确保人口峰值达到14.5亿。
我们无法理解国家发改委的报告为何设定如此离谱的总和生育率来预测人口。姑且不说报告中的预测曲线没有考虑政策的改变，就算立即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也不可能将生育率长期维持在2.10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2013年数据，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低于中国的泰国、越南、缅甸、朝鲜的总和生育率都分别只有1.4, 1.74, 1.94，2.0。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大陆的总和生育率会高于这些国家？
实际上，同属中华文化圈的台湾、新加坡、香港、澳门的生育率在2013年则分别仅有1.27、1.19、1.12、1.08，处于全球最低之列。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生育文化遭受的破坏远没有中国大陆严重。在长期一胎化的影响下，中国城市已经把一胎化当成正常的默认状态，而农村在向城市看齐。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
根据各种生育意愿调查，近年中国农村家庭心目中的理想子女数也不到1.9，比日本韩国都要低，更不用说城市了。由于各种现实原因，实际生育率往往要大大低于理想孩子数：日本韩国家庭心目中的理想孩子数都要超过2，但过去10年，日本实际生育率介于1.26至1.45，韩国实际生育率介于1.08至1.30。
根据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在2010、2011、2012、2013年的生育率分别是1.18、1.04、1.26、1.24。但这些本来是专门用于了解生育状况的数据却从未成为人口政策的参考，理由是存在瞒报现象。但如图1所示，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的详尽数据来核实历史抽样数据会发现，除了在1980-1996年漏报比较严重外，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生育率数据基本准确，而计划生育部门调整后的生育率则一直高估得离谱。以历史回测的生育率为准，从2000到2010年，国家统计局抽样统计生育率平均仅低估2.2%，最低也只有10.2%。而计划生育部门的官方生育率则高估21.8%到51.7%。即使假设抽样调查将实际生育率低估10%，近年中国生育率应该也不会超过1.4。
根据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和女性存活率，中国目前的生育更替水平为2.2，即每个女性平均需要生育至少2.2个孩子才能让下一辈与父母辈持平。相对于此，1.4的生育率意味着，出生人口每代将减少36.36%（1-1.4/2.2）。
根据我们公布的程序计算，即使设定1.6的生育率，2010到2014年的出生人口也高于近几年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每年出生人口，说明近年的实际生育率肯定低于1.6。况且，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数并非原始数据，而是根据假想的漏报率往上调整过的。从2001年至2010年，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出生人数比由2010年人口普查回测的数据要多出21万到248万，平均多出125万，这说明国家统计局对每年出生人口的上调幅度一直偏大。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预测所使用的是2010年的分年龄死亡率。在2010到2014年，由此计算的死亡人数比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死亡人数要少一到两百万人，说明人口普查低估了死亡率，这点对人口预测的影响有望与未来死亡率下降的趋势可以大致抵消。
简言之，各种证据显示中国生育率已经大大低于1.6。根据没有生育限制的东亚其他国家的生育情况、国内各种生育意愿调查、生育行为变化的分析、双独和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即使立即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在考虑到出生人数的堆积反弹后，中国的人口峰值也不可能延迟到2031年，总人口更是不可能超过14.5亿。我们由此断言，国家发改委报告引用的人口预测是完全错误的，中国人口峰值晚至2031年、峰值水平高至14.5亿的可能性为零。
二、对人口形势一再误判
从历史来看，官方预测一直严重高估中国人口。比如，2007年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预测，中国大陆人口在2010年为13.6亿。相较于2005年的13.063亿，预测增量5400万人比实际增量3340万人高出61.7%。又如，《中国发展报告2011/20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曾预估如果全面放开二胎，头几年生育率可能超过4.4，总人口可能在2044年达15.35亿。这个结论违背了最起码的人口常识。我们在《放开单独二胎对生育率恢复正常杯水车薪》的文章中就称，放开二胎后生育率超过4.4的可能性为零。
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之前，卫计委预测，单独两孩实施后每年新增出生人口约200万，后来又改口为不到200万。根据各地累积申请情况的分析，全国所有省市区实施政策满一年后的申请数，扣除申请未被批准的，被批准却没有如愿生育的，没有单独两孩政策本来也是要生育的，还有双独家庭作为单独申请而生育的，新增出生人数不到预计200万的三分之一。虽然如此，卫计委却一再声称政策实施效果“基本符合预期”，罔顾最基本的事实。针对这一严重误判，国家发改委报告避而不谈，而是在第35页避重就轻地提到，“政策效果正在逐步显现。”
在各种预测中，人口预测，尤其是跨度一二十年以内的短期人口预测，本应该是非常准确的，但计划生育部门和相关机构的人口预测，一而再再而三地错得如此离谱，而且所有的错误都发生在同一个方向上，这点值得警醒。
近几年，民间对计划生育的质疑越来越强烈，而人口学界对人口形势的判断在整体上已经逆转。在2014年12月19至20日的“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研究”暨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讨会上，进一步放开生育基本成为共识；很多与会学界认为，全面取消对公民的生育限制带来的出生数量的增多，是改变生育政策所希望的成果而不是所谓的风险。新增加的人口数意味着人为造成的独生子女家庭的减少，对家庭和社会都是福祉。在这种情形下，国家发改委依然采用远离人口学界普遍认知的、最为离谱的人口预测是匪夷所思。
从公开信息来看，《“十三五”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课题主要负责人蔡昉本人也曾一再主张加快人口政策改革。例如，他在2014年11月表示，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做过一个报告，报告明确“单独二孩”只是中国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第一步，最终要走向“普遍二孩”。因此，“全面二胎”是一个肯定要实施的目标，只是现在还没有时间表，蔡昉的个人意见是越快越好。又如，2014年12月，蔡昉在《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认为，“政府应该尽快从现有的‘单独二孩’政策过渡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同时，通过微观调查，跟踪典型地区的人口总和生育率变化趋势，进而根据人口发展现实及时调整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2015年5月20日，蔡昉在接受记者提问时甚至表示，中国的移民政策，需要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既然如此，我们不知道究竟是蔡昉本人观点发生变化，还是报告的结论根本就不代表他自己的观点。值得一提的是，《“十三五”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课题的另一位负责人郭震威是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副司长，这严重违背了学术研究的独立原则。因为计划生育部门是人口政策的执行者，由于利益攸关的身份、其惯性思维和历史行为，计划生育部门在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评估中，应尽量回避。
更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发改委在《关于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及人口政策研究项目的任务大纲》中明确表明，这一项目不仅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的支持，而且负责项目咨询机构需要“接受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的监督”。
中国这样泱泱大国的人口政策竟然要受制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实际上，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起到了重要作用。从1972到1978年，基金会主任8次访问中国。1980年，基金会与中国签署协议资助中国开展人口普查、计划生育、人口学研究等项目。这些项目对中国影响深远，中国的人口学家和计划生育官员很多由相关项目培养；许多课题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日本财团的资助。
尽管在各时期分别表现为发展、环境、女性权利等不同动因，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致力于降低发展中国家生育水平的思路一直未变。其旨在降低生育率的项目不仅出现在人口稠密的国家，也遍布人烟稀少的国家，而困扰越来越多国家的低生育率危机却从未成为关注的对象。针对中国面临的低生育率危机，基金会亚太区总监在2011年建议中国吸引移民来应对老龄化危机，却未见提出放松生育限制的建议。基金会也曾明确要求其在中国举行的会议不要成为鼓励生育的平台。
除了行动性的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学术性的联合国人口署也在影响着中国的人口决策。从历史经验来看，联合国人口署对中国人口的预测长期高估。比如，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推算，从2000到2015年，中国人口的实际增长不会超过1.09亿，但联合国人口署在2000年报告对这15年增长的中预测值却是1.35亿，高估25%。如前所述，人口预测在一二十年跨度的预测本该非常准确。又比如，针对中国在2050年的人口规模，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就不断下调，预测中间值在2000年为14.61亿，到2004年降到13.92亿，到2010年又进一步降至12.96亿。短短10年内，预测值就整整下调了1.65亿。
人口趋势有极大的惯性，今天出生的孩子直接影响到七八十年后的人口数量，并通过生育观念和养育机制影响一两百年后的人口形势。因此，人口预测至少要前瞻百年以上。然而，国家发改委报告第32页显示人口预测的图1-8截止于2050年，仅前瞻35年。由于出生于1963年到1990年代初的人口众多，在约80岁的预期寿命下，总人口的急剧萎缩要到2050年前后才刚刚开始。因此，在2050年就截断预测完全掩盖了人口萎缩的严重性。在这种表述下，国家领导人即使仔细阅读报告也无法洞悉人口形势的危机所在。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22至29岁的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数量在未来10年将萎缩42.35%；再加上在1.4的生育率下，年出生人口在一代人后会萎缩36.36%(1.4/2.2)。如果生育率没有提升，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年出生人口在一两代人时间内，即2050年前后将萎缩到现在的36.69%（即(1-0.3636)*(1-0.4235))。假设放开甚至鼓励生育能把自然生育率提升30%，那么届时年出生人口也只能维持现在的47.70%，即约800万(0.477*1687)的水平，而年死亡人数将达2300万。两者比较，每年将减少约1500万人。如果无法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以上，人口萎缩将一直持续下去。
从全球比较来看，中国未来的人口萎缩更是触目惊心。如图2所示，过去200年来，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总体上一直在下降，虽然目前还有18.9%，但年出生人口却不到占世界12%。即便鼓励生育能将自然生育率提升30%，中国在一两代人之后每年出生的约800万人也只相当于世界年出生人口的5%。由于低生育率有极大的惯性，中国要将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再需要两三代人时间，等到最终稳定下来，中国年出生人口占世界3%可能跌至以下。除非之后中国生育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最终比例可能不到3%，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将一落千丈。
上图的中华文明（含港、澳、台）在1950年前的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史》，1950到2014年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之后则是以2010年人口普查为基础的预测，假设在2016年完全放开但不鼓励生育。其他国家1950年前数据来自Maddison（2008）历史数据库，之后为联合国人口署中间估算和预测。我们注意到，国家发改委报告在第56页的图2-1也列出了世界各大文明占人口比例的变化，但数据抄自亨廷顿（1999），只有非常稀疏的时间点，而且截止于2025年，完全不能反映中华文明在未来急剧衰减的趋势。
虽然国家发改委报告强调，要强有力地支撑我国在全球长期保持人口大国地位，但对于未来的人口萎缩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人口达到峰值后存在快速下降的风险。实际上，中国人口规模长期性的急剧萎缩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这个断崖式下跌的前景却在人口预测中被截去，完全掩盖了中国人口坍塌的严重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