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连续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对于这个奇迹是如何产生的，中国的发展没有一个独特的模式，在国内和国际都存在着重大的争议。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体现了人们对中国发生这一巨大变化的不同解释，也体现了人们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不同认知。全面、深入地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对于中国及至世界的发展无疑都有着重大的意义。本文从发展的奇迹、面临的挑战、围绕“发展模式”的争论三个方面，也尝试着对这一问题进行一番探究，贡献自己的一得之见。
一、发展的奇迹
1949年后，我们通过模仿苏联逐步建立起了以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在这种经济模式下，我们的经济社会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经济模式越来越暴露出其存在的各种弊端，越来越阻碍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到了1970年代后期，我们的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在农村，至少两亿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许多农民甚至还处于赤贫状态;在城市，职工20年没有加过工资，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6平方米[1]112-144。因此，这种模式实际上已经到了山穷水尽、非改弦更张不可的地步。可以说，这时候无论在高层还是在基层，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存在着强烈的改革冲动和愿望。
在农村，由于国家没有为农民提供生活的保障，他们从旧体制中只能感受到弊端，冲破旧体制的愿望就尤为强烈。因此，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农民率先搞起了“大包干”后，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高层的认可和支持下，没有几年就在全国遍地开花，人民公社体制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获得了对土地的经营自主权，很快就使粮食大幅度地增产，一举解决了长期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同时，农民取得了经营自主权和有了经济剩余之后，就必然要发展起商品经济。私有制经济和乡镇企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快地发展起来的。在城市，虽然有国家提供的生活保障，职工的改革愿望没有农民那么强烈，但他们对那种实行凭票证供应的短缺经济也是不满意的，对那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收入分配体制也是不满意的;因为企业的低效而给国家带来的沉重的财政负担，这种局面也是难以再维持下去的。同时，文革期间为了解决城市里十分紧张的就业和社会秩序问题，国家前后动员两千多万的知青上山下乡。但是到了1978年，随着政治气候的松动，知青开始大批地回城。这时候，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就成为摆成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而单靠体制内有限的企事业单位，显然无法容纳这么多人的就业。为此，政府开始允许他们开办个体户。而要发展个体户，就必须给其让出一定的市场空间。这样，私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也开始在城市发展了起来。而私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旦允许其存在，就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按照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发展下去。当时分别在农村和城市实行的这两个迫不得已之举，却好比是上帝之手，推开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大门。可以说，我们的改革在农村是从“大包干”开始的，在城市是从允许发展个体户开始的。与此同时，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内，我们为了解决国有企业管理僵化、效益低下的问题，开始进行利润留成、利润包干、利改税等放权让利的改革，目的是为企业注入活力，形成具有一定自主性的经济实体;为此在宏观经济领域也必须实行物资、价格、流通、财税、劳动等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引入一定的市场经济机制。虽然这些改革与后来的产权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毕竟已经开始往这一方向迈出步伐了。这样，无论是体制外新发展起来的私有制经济，还是体制内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都要求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再形成一定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双轨制运行的模式。而这一模式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端，又促使经济运行机制由双轨向单轨转变。
虽然我们一开始并不是要把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而只是把它作为一种补充，弥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不足，但由于私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得到了允许和肯定，它们就必然要不断地冲破传统经济体制的束缚，不断地扩大自身的存在范围，不断地发展壮大起来，最终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十四大上被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2]。当然，这也与高层决策者的开明态度密不可分。这些新事物刚出现时，在社会上及至在高层也不是没有争议的，但决策者们没有忙于取缔，而是采取“放一放，看一看”的态度。当实践证明这些新生事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很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时，他们又顺势而为，对它们的经验进行总结，从而形成一种制度，向全国的推广开来;同时又对传统的意识形态上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为它们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可以说，我们的改革正是在高层和基层的良性互动中，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自身逻辑下不断地向前发展的。而正是私有制经济不断地得到承认和保护，正是市场经济机制不断地建立和完善起来，使人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使社会的经济活力充分地激发出来，促进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2007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又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产生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快速增长，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说是创造了经济奇迹并不为过。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民营经济在这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期间，民营经济不但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日益上升，而且在经济效益、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在对市场需求的满足能力、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对税收的贡献能力上，都是国有企业所难以望其项背的。据全国工商联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民营经济贡献的GDP总量超过60%。民营经济事实上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和国民经济的顶梁柱。
二、面临的挑战
由于我们的改革是在原有的权力结构下进行的，政府一方面仍然控制着许多重要的要素资源，仍然对经济活动进行各种形式的管制，另一方面又引入了市场经济机制，这就为资本与权力结盟，产生权力寻租的现象提供了一个温床。在改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主导着改革，使改革总是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进行;他们积累起了大量的财富，极力阻碍着改革的深入进行，使市场化改革的措施总是难以出台，或者即使出台了也难以得到落实。这种现象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已经存在了。1980年代中期由于我们对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实行价格双轨制，从而产生了严重的“官倒”现象。1990年代初期，我们放开了这些领域商品的价格，结束了双轨制，这方面的现象也相应减少了。但是1990年代中期，我们一方面加快了发展市场经济的步伐，另一方面土地、资金等要素资源仍然由国家控制着，在这些领域仍然存在着双轨制，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权钱交易现象。改革就是要实现要素资源的市场化，取消政府对许多行业的行政管制。但是这样的目标我们却很难达到。当首先在体制外发展起增量部分，可以给社会带来帕累托改进的增量改革都进行完毕，开始触及到体制内的存量部分时，改革就陷入了一种胶着状态。虽然深化改革是重新焕发我们的社会经济活力，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经之途，但就是难以进行下去。原因无它，就是触及既得利益比触及灵魂还要难。2005年2月25日国务院发布了“非公36条”，规定许多行业都要对民营经济开放，只要法律没有禁止即允许其进入。但事后发现，这一文件的落实状况是很不尽如人意的。许多行业名义上开放了，实际上民营经济仍然难以进入，存在着严重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的现象，人们只能站在外面看着里面的人在吃香喝辣的。
同时，由于我们长期实行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并过度依赖出口，从而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经济社会问题。首先，由于我们的经济发展是政府主导型的，政府控制着许多重要的要素资源，并对许多行业实行行政管制，致使我们的经济长期以来都是主要依靠政府投资，重复投资、低效投资乃至无效投资的现象十分突出，无法通过市场经济的正常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下，我们的难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经济发展长期建立在高投入、高污染和低效益的基础上，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对环境的过度破坏的现象十分严重。其次，在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下，居民收入的增长与GDP的增长是不同步的，致使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一直存在，经济发展无法转变到依靠内需的方向上来。虽然在过去的时间里，出口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可谓功不可没，但这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一是我们的经济过度依赖外界，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一旦外面的经济不景气，就会给我们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二是我们每年产生的大量贸易顺差，使我们与其他国家发生贸易摩擦的风险越来越大;三是大量的贸易顺着带来了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在汇率没有实现市场化的情况下，我们了为保持汇率的稳定，央行只好大量地购进外汇，从而释放出大量的流动性，产生了巨大的通胀压力。
三、围绕“发展模式”的争论
随着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国内和国际关于中国发展的原因，是遵循着世界上其他国家共同的发展经验，还是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的讨论也逐渐多了起来。其中，关于“中国模式”即中国的发展存在着一种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独特模式这种观点十分流行。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归因于其非常规的经济政策，即混合所有制、模糊产权及政府大力干预的综合。美国《时代》杂志前国际版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将其起名为：“北京共识”。然而，经济学家姚洋却认为：“过去30年中国经济准确无误的朝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市场信条迈进，即强调谨慎的财政政策、经济开放、私有化、自由市场和保护私有产权。北京极度小心地维持着财政平衡，压低通胀。纯粹的再分配计划被限制到最小，中央政府的经济调配主要局限于基础设施开支。”[3]笔者认同姚洋的这一观点。如前所述，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承认和保护了私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建立起了市场经济机制。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着一系列严峻的问题，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我们对私有制经济和产权的保护还不够到位，政府还控制着许多重要的要素资源，还对许多行业实行行政管制。模糊产权、政府大力干预等“北京共识”所肯定的因素与其说是我们的强项，不如说是我们的软肋。至于混合所有制这在当今的世界上也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只要遵循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就必然会出现混合所有制。而我们的混合所有制还存在着一个问题，即公有制经济被先验地规定为占据主体地位，这带来了经济的意识形态化问题，使国有企业以及整体的改革难以深入下去[4]。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政治上集权，经济上放开”。这种观点一方面肯定了我们成功的原因在于经济上放开，即保护私有制经济，实行市场化改革，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它另一方面认为是政治上集权却跑偏了。正是因为我们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致使我们的经济改革难以深化下去，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使我们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权力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使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得到厘清，政府一方面要从直接的经济活动中退出，另一方面要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姚洋认为：“从纯粹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说，肯定是‘华盛顿共识’的胜利，两年前我开始思考‘中国模式’时就开始说这个问题。如果‘华盛顿共识’要找到一个好的CASE，那肯定是中国，中国是最好的学生。”[5]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市场经济也是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的。虽然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譬如英美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但它们又都是同一个市场经济家族的成员，都遵循着保护私有财产、保护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等这些共同的原则，只是前者相对更强调经济的自由化和经济效率问题，后者相对更强调社会的公正问题。这些市场经济的共同原则就构成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我们的成功恰恰不是对这些原则的背离，而是遵循了这些原则;而我们的挑战也在于我们在许多方面与这些原则还有一段甚至是相当的距离。市场经济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有机系统，是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不能够像进超市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喜好挑选商品那样，对市场经济实行任取所需，以急功近利的态度对待改革，否则我们的改革就会变成一种“夹生饭式”的改革，我们的市场经济就会沦为一种坏的市场经济，虽然一时取得了快速发展，却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掉入了发展的陷阱。
这三十多年来，比起印度和拉美国家，我们发展的业绩是有目共睹的。印度由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偏好”以及对经济的过度管制，经济的增长一直疲软不振，从而产生了严重的“印度病”;而拉美国家总是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公平这两个“鸡蛋”上跳舞[6]，深陷在所谓的“拉美陷阱”中不能自拔。而这些我们都幸运地得以避免了。这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发展私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走下去，从而获得了经济发展的效率;同时我们实行的又是温和的渐进式的改革，从而避免了过度的两极分化和剧烈的社会动荡。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个在于，由于我们长期实行过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深刻地感受到这一模式所带来的弊端，从而使我们在市场化的这条道路上走得更为坚定和义无反顾。可以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成了我们最好的反面教员。经历过这一模式之后，公有制的迷信被打破了，平均主义也没有人信奉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经获得了法律上的合法性和伦理上的正当性。而这也更进一步证明了发展私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一方向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结语
“华盛顿共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成功实现现代化的经验总结，是对市场经济发展逻辑的一种概括。历史的发展证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走上这条经济社会发展的高速公路，就必须融入这一人类文明的主流。虽然因为美国是这种制度以及价值的集大成者而使其贴上了“华盛顿共识”的标签，但它却是人类共同拥有的文明成果，而不是美国等这些国家的专利。只要哪个国家能够把它学到家了，它就是谁的。这丝毫无损于民族的尊严，更与主权问题无涉。只要它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们为什么要因为它叫“华盛顿共识”而画地为牢，自外于人类的主流文明?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同时又经过长期社会主义实践的国家，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是可以有，也应该有的，但这又必须建立在认同市场经济的共同制度和价值的基础之上。我们不能够在地基和框架都还没有打牢的前提下就试图建起一幢标新立异的高楼，否则这样的高楼即使一时建起来了，但也许有一天就轰然倒塌了。在既有的经济奇迹面前，我们需要的不是陶醉，而是认真地反思过去，瞻望未来，直面我们的问题和挑战，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起好的即规范的市场经济，为我们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虽然市场经济不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虽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而迄今为止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却只有少数，这乃是许多国家建立的只是法治缺失、腐败盛行，无论是经济效率还是社会公正都得不到保障的坏的市场经济之故。
参考文献：
[1]萧冬连.国步艰难：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张维迎.市场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姚洋.终结“北京共识”.[EB/OL]（2010-02-23）[2014-03-07]
http://www.caijing.com.cn/2010-02-23/110382861.html.
[4]胡应泉.经济的意识形态化[J].陇东学院学报,2013（6）:73-76.
[5]姚洋.中国经济应该去国家化.[EB/OL]（2010-05-24）[2014-03-07]
http://money.163.com/10/0524/16/67FAL7UL00254EI7.html.
[6]常修泽.南美改革的考察与分析：“在两个鸡蛋上跳舞”[J].同舟共进，2012（1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