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中小学教育中并没有明确“生命教育”的概念，但将生命教育融入公民及道德教育，尤其是“善良教育”中，内容主要包括反对暴力、同情弱者、宽容待人、爱护动物、保护环境等。对德国尤其是两德统一后的新德国中小学生命教育予以探讨和研究，可以为我国正在蓬勃开展的生命教育提供借鉴。
20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德国自然难辞其咎。所幸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政界、学界以及社会各阶层能够深刻反思这段历史，这种反思也涵及“德国教育怎么了”这样的层面。“朴素道德”教育和“善良教育”由此萌生，这一切构成了德国中小学生命教育的源头活水和持续动力。
(一)“朴素道德”教育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败曾经引起德国整个民族的精神崩溃，特别是给一些德国青年的狂热信念带来了毁灭性打击。一切高尚道德所追求的精神价值都受到他们的怀疑，不少年轻人陷入信仰迷茫，对诸如“忠诚”“高尚”“爱国”“信念”等一概予以质疑和排斥，道德失落与信仰危机蔓延，整个德国民族渴望重建社会生活的“精神家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著名教育哲学家、教育人类学创始人博尔诺夫(Otto Friedrich Bollnow)提出了“朴素道德”。博尔诺夫将道德划分为“高尚道德”和“朴素道德”。在他看来，所谓“高尚道德”就是在德国源远流长的禁欲主义、勇武任侠的英雄主义、民主启蒙时期的人道主义等，这种高尚道德常人难以企及；而如遵守法纪、恪尽职守、扶危济困、诚信然诺、尊重生命和自然等，这就是“朴素道德”。他认为，在社会道德丢失、信仰出现危机的时代，应当提倡以朴素道德来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博尔诺夫提出德国人应过一种“自然的健康生活”，除了在全社会倡导“朴素道德”外，他还认为在各级各类学校力倡“朴素道德”应成为当时教育的主要任务，也是重建社会道德生活的关键环节。[1]
(二)善良教育
德国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善良教育”。1970年12月，新当选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力·勃兰特(Willy Brandt)访问波兰，在世人的瞩目下，他在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前跪倒尘埃，以此向犹太民族和在二战中受到德国法西斯摧残和迫害的人们致歉。此举赢得世人的尊重，整个欧洲的和解由此出发并最终实现。[2]勃兰特的一系列观点被称为“勃兰特思想”，它教育德国人民要反思历史、善待生命。“勃兰特思想”也成为了德国善良教育的起源之一。
德国善良教育的核心理念在于追求“公共的善”。这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民胞物与”的理念异曲同工。我国宋代的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3]德国善良教育所追求的“公共的善”也把一个个生命个体及其面对的其他生命视为上天所赐，所以应该爱人和一切物类，把其他人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把非人的其他生命也视为自己的同类，把每个生命个体以及生存其间的人文、自然环境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要求国人尤其是中小学生反对暴力、同情弱者、宽容待人、爱护动物、保护环境等。
朴素道德教育和善良教育渗透到了战后德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在中小学教育中得到鲜明的体现。德国中小学生命教育与朴素道德教育和善良教育是一种交叉关系，同时其间也没有明确的分野，而是共同形成了战后德国基础教育的实然样态。整个德国基础教育中包含着鲜明而丰富的生命教育内容，并且中小学生命教育与幼儿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也是同向而行的。
(一)善待生命践行在保护动物的行动中
在德国，孩子们接受生命教育的首要一课就是爱护动物。在很多家庭、中小学校和幼儿园里，专门喂养一些小兔、小狗、小鱼等诸如此类的小动物，孩子们在照料小动物的过程中，按照要求去细致观察小动物每天的成长发育过程，并认真做好记录，从而让学生学会细心照顾和爱护弱小的生命。不少学校还倡议学生用自己积攒的零花钱“领养”动物园里的小动物，并常常发起募捐活动拯救濒临灭绝的动物。班级、校方乃至更大区域等不同层面还经常组织关于善待生命之类的演讲、作文比赛等活动，用学生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倡导善待生命的理念。在学校里，学生若虐待小动物，轻则受到校方的训导，重则受到适当惩罚，甚至被送去相关机构接受专门的心理治疗。[4]对这种似乎是个人的道德行为“揪住不放”的做法，并不被校方及民众认为是小题大做，在他们眼里，孩子们对这些事情的态度相比学习成绩更应被关注。开展爱护小动物等活动，其目的是防止孩子长大后出现暴力倾向。
(二)环境保护落实在亲身实践活动中
环境保护是德国中小学生命教育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德国的教育部门普遍有一种共识：向孩子们传授环保知识固然需要，但促成孩子们行为改变的最有效途径还是各种实践活动。德国许多小学在开学时都会向学生发放环保记事本，人手一册，记事本封面装饰着绿色的田野、葱郁的森林或广阔的草原。学校要求孩子们在环保记事本上随时记下自己参与环保的做法和体会。环保教育也广泛地吸纳家长参与其中，在学校内的环保教育因之扩展到家庭和社会，“小手拉大手”的教育方式甚至还能起到对成人的监督作用。德国各地中小学环保教育各具特色，如德国东部勃兰登州生态保护区就专门开辟一个小农场作为小学生的环保教育基地，附近城乡学校有时会组织小学生们到农场一住数天。经过周密组织，孩子们在这里劳动，体会食物来之不易；在农场休憩，陶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
(三)同情弱者被视为社会文明的根本表现
教育孩子同情和帮助弱小者，也是现阶段德国中小学开展生命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纳粹统治期间，德国曾将尼采关于“道德是对弱者的保护”的论述片面化，许多人信奉“我能打过你，我就要打败你；我能打败你，我就要打死你”的极端论调，甚至出现了纳粹分子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滔天罪行。战后的德国民众改弦易辙，将同情和帮助弱者视为社会文明和个体信仰的根本表现。大部分德国家长会告诉孩子：固然应该敬仰强者，但更应该同情和帮助弱小者，因为那更能体现一个人美好的心灵；学校会教育学生：尊重一个人不应因民族、区域、贫富、性别、职业以及社会阶层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政府和社会组织也会在这方面大做文章，推动扶弱济困在德国蔚然成风，中国“扶不扶”的问题在这里可能被视为海外奇谈。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遇到存在困难或者有特殊需要的人时，学生们大多能够积极主动地提供帮助。
(四)宽容被当作待人处事的美好品德
民族之间、民众之间价值观的隔阂曾造成德国历史上的沉重灾难。战后，德国历史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宽容意识重新回到德国人的视野。在现在的德国人看来，宽容是与人相处的必要前提，是善良品德的重要表现，以此为人处事，才能在秉有不同价值观的人与人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做到自己与他人的和谐相处。现在，在德国中小学、幼儿园和许多家庭里，宽容被当作最美好的品德之一，成人世界以实际行动为下一代率先垂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已经成为中小学生以及社会民众的广泛社会共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细节之中，体现到实际行为的方方面面。
相比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而言，德国对中小学进行反暴力教育做得最为彻底。在许多学校里，校方对那些恃强凌弱的“小霸王”高度关注，或采取师生“结对子”予以说服教育、跟踪问效，或以校规校纪硬性约束，或家校配合全程纠正，若以上办法都未收效则送其到专门机构接受专门的纠治。德国的反暴力教育还渗透到一些看似“微观”的领域。一些学者研究表明：小孩子若经常用玩具武器模拟杀人，其暴力倾向就有可能被激发，这些孩子成人后可能会拿着凶器为非作歹。由此，人们反对开发可能引起儿童的暴力倾向的高科技玩具，坦克、战斗机等暴力玩具也不得堂而皇之摆在儿童可以接触的售货架上。另外，德国影视严格分级，暴力镜头决不轻易让孩子们看到。对于现实发生的暴力事件，媒体报道也审慎对待，不让孩子们接触这些负面的内容。
(一)课堂教学是生命教育探索的主渠道
在德国也曾出现“要不要实施生命教育”等诸如此般的“空对空”争论，但这种争论很快就结束了，绝大多数中小学从这种“应然”讨论很快就提升为对生命教育的“实然”探索。这些做法包括并行不悖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各中小学均开设饱含生命教育色彩的专门课程，比如宗教课、伦理课、社会课、劳动教育以及生活指导等课程；另一方面，几乎全部的中小学都还在其他相关课程的教学中穿插生命教育内容。系统而全面的课堂教学活动已经成为德国中小学实施生命教育的主渠道。
(二)课外实践活动是培养善良品质的有效路径
德国中小学大都强调创设条件让学生亲身参加课外实践活动，使学生通过亲身体验来培养善良的品质。例如，学校和家长都鼓励学生喂养小动物，在参与过程中可以引导孩子们树立“生命共同体”的概念，唤起和发展孩子们向善的天性。在孩子如何对待他人的教育上，不是采取强迫式的说教和制止的方式，而是让孩子在亲自实践中自己感受事物的对与错、善与恶。当然，对于学生课外活动学校并非放任不管，而是常常向学生提供各种学习指导，尤其是依法规定中小学生必须从事体力劳动，从而达到通过劳动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和良好的道德品质的目的。表面上看这种办法固然没有道德灌输效率高，可能会多走一些弯路，甚至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孩子通过亲身体验培养起来的善良意识和习惯是水到渠成的，因而也是较为稳定和持续的。
(三)生命意识在校园文化的濡染中得到增强
德国中小学把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作为实施生命教育的必要支撑。在显性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德国许多中小学的建筑物、文化设施、规章制度、标识建设、环境卫生、环境布置等均浸润着浓郁的生命教育意味。与显性文化建设同向而行的是富有生命教育气息的隐性校园文化建设，如学校的办学理念、“三风”建设，校长的办学思想，教师的团队意识、价值观念，传承不衰的学校精神等，虽不明言生命教育，其实无不指向生命教育。如此，中小学生人人、时时、处处都处于良好的生命教育氛围之中，其生命意识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得到增强。
(四)爱和责任的意识从家庭出发
在德国不少家庭里，孩子蹒跚学步之时，父母就陪同孩子一起饲养小动物，种植小植物。亲子一起观察这些小动物、小植物的生长特性，在共同付出中体味艰辛和欢乐。为培养孩子的责任意识，该孩子自己做的事，家长从不越俎代庖。在德国的家庭里，你若是看到十三四岁的孩子为大人擦皮鞋，甚至更小的孩子推着机器修理草坪，千万不要认为这个家庭有一位“鹰爸”或“虎妈”，因为这实在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德国人认为这样做不但能提高孩子的劳动能力，更有助于让爱与责任的意识自幼就在孩子心里根深蒂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分裂为两个国家，原西德的基督教会与德国有关部门达成一致意见：即在国立学校内开设宗教必修课，由专门的神职人员执教，宗教课程教材需经教会审查认定方可使用。两德统一以后，因新的联邦信教人数只占30%左右，因此政府安排面向大部分学生以道德课代替宗教课，使不信教的学生也愿参加；同时为信教学生提供宗教教育的条件，使其能够参加“每日祈祷”等宗教仪式以及各种宗教节日活动等等。既不以少数人的宗教信仰来“占领”多数人的道德信仰，也不以多数人的道德信仰来“侵犯”少数人的宗教信仰；既不“少数服从多数”，也不“多数服从少数”。信教的学生与不信教的学生“各美其美”，“凡俗”的道德教育和“超越”的宗教教育“美美与共”，整个教育因此展现相互包容的生命情态。
诚然，德国中小学生命教育与我国中小学生命教育各有特色和利弊。深味包涵于善良教育、朴素道德教育中的德国中小学生命教育，对于我国日益展开的中小学生命教育，乃至整个教育工作都有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
(一)把道德教育建立在“关爱生命”的基石上
道德教育各国皆有，并都将维护本国核心价值观视为道德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德国把“善待生命”当作中小学道德教育的核心，体现出对历史和文化根源的深刻反思以及对人的本性的再认识和再思考，是对人“共同善”的肯认和弘扬。我国中小学道德教育坚持弘扬主旋律，打响主动仗，已经取得很大的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中小学生命教育刚刚展开，道德教育理念中的生命教育成分还很单薄，从善待生命角度对道德教育进行重新阐释和建构宜提上日程。
(二)培养学生“民胞物与”的情怀
与德国学校一样，我国许多中小学也开展了关于爱护动物、保护环境等知识的教育，教给学生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道理。但不同的是，我国学校仅仅把利用动物区、植物角作为激发儿童学习兴趣的手段，没有与自觉的生命教育联系起来，使学生观察记录植物或者养育照顾动物成了例行公事，没有重视其中关于善良教育内容的开发，尤其是对引导学生对“大生命”的那种自然、持久、发自内心的爱重视不够，措施不力。因此，我们的教师可以借鉴一下德国同行，培养学生民胞物与的情怀，引导学生从关爱生命的角度理解和看待植物和动物。对于植物与动物的每一点变化，教师应和学生共同观察和记录，共同体会生命的脆弱和珍贵，共同培养善待生命的情感和价值观。
(三)形成家校合作的共育氛围
德国生命教育之所以能够落到实处，其秘诀之一就是家校共育。在德国许多家庭里，家长与孩子一起饲养小动物，一起讨论同情弱者、远离暴力的话题，家长以身作则，不令而行。譬如鱼儿在水中游泳，大鱼前导，小鱼尾随，孩子在“从游”过程中耳濡目染。国家倡导的善良教育得到了一个个家庭的深度关注、真诚回应和主动参与。同时，学校就学生道德培养事宜主动地与家长进行常态化的沟通，取得家长的理解和支持，共同在孩子们的心田里种下诸如宽容、博爱、民主、良善的种子。
(四)形成善良教育的学校环境
德国中小学生命教育首先在校内蔚成风气，形成好的校内环境。有鉴于此，我国中小学生命教育也宜在打造生命教育学校生态上做好文章。首先，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开设生命教育专门课程，教育孩子们处理好“我与自然”“我与他人”“我与社会”“我与自己”的生命关联。其次，充分利用现有的思品课、思政课，挖掘各种教育资源，有目的、有计划、系统化地开展生命教育。再次，将生命教育渗透到教育教学、管理服务的各个环节，做到全员、全过程育人。最后，建立优美的校园环境，使学生身处其间自然做到行为举止文明，收到“蓬生麻中，不扶则直”的效果。
(五)造就人人关注生命教育的社会大环境
德国善良教育是一种“全民运动”，善待生命的理念已在德国文化中扎下深根并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我国，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郑重提出“重视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国防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生命教育已经走出“要不要搞”的初级阶段，全社会对生命教育已高度关注。应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充分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调动各方力量和资源参与生命教育。尤其应通过各种现代传媒途径来传播生命理念，在全国形成关注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命、欣赏生命、成全生命、敬畏生命的广泛社会共识和一致行动。
参考文献：
[1]张桂春.博尔诺夫“朴素道德”观对我国当代道德建设的启示[J].教育科学，1997(2)：50-53.
[2]孙立新，黄怡容.德国政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反思[J].史学史研究，2010(2)：81-91.
[3]邹广文，蔡志军.张载“民胞物与”思想的超越维度[J].河北学刊，2010(3)：1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