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个话题，就是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转换。目前，中国经济出现了若干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分歧很大，不同的意见也很多。我总结为五个问题，前四个问题是核心，第五个问题是推论。
第一个问题，从去年年终开始的增速回落是否已经见底？宏观经济的回落是否已经见底？
第二个问题，已经讲了若干年的结构调整，是否已经出现了重要的进展，还是根本没有进展？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焦点问题，观点非常对立，观点非常不同。
第三个话题可能更重要，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到底还有多大？是林毅夫老师说的未来10年是8%呢？还是有人说的6%，甚至更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到底是多少？这个话题也很重要，任何讨论中国经济的运行，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即便有人不回答，但是在潜在分析中也做了假设了。
第四个问题，新增长点在什么地方？如果旧增长点比如房地产、出口已经离我们远去，那么新的增长点在哪里，这个问题也必须回答。我讲到的这前四个问题是躲不过去的，只有把这四个问题回答清楚以后，我们对第五个问题才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那就是政府到底应该做点什么？对第五个问题回答，完全取决于对前四个问题的分析。
为了能把我的观点更加清晰地表达出来，我想用跟一般放电影和演戏剧相反的方法，我先来透露剧情，先讲结论，再展开一点点讲，然后回过头总结。
我基本观点有4条。第一个观点，经济结构调整向好，拐点已经出现。2007-2009年之间，这个拐点已经出现了，经济结构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我有很多证据支撑这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中国经济潜在的长期增长率仍然比较高。至少未来10年在7%以上，这是我的结论，不要认为这是武断的推论，下面我有很多证据。
第三个观点，中国经济短期增速下降，具有比较明显的周期性因素。周期性因素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
第四个观点是推论。根据以上三个观点，我的推论是，在短期来看，一些重点领域的改革必须加快，目的是要催生新的增长点，加快动力的转换。就像大轮船行驶一样，一边行驶，一边要换动力，换发动机，旧的发动机逐步退出去，把新的发动机装上去。这是我的四个观点。
现在比较主流、比较占上风的观点是三条，第一条是增速下降还没有见底，还会下降；第二条是结构调整进展不大，仍然是政府主导，仍然靠投资拉动；第三条是长期潜在增长率已经大幅下降，因此，增速的下降应该乐见其降。持这个观点的，比如我非常尊敬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老师，他有非常系统的分析，我认为这也是多数派的观点。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判断
首先，我谈一下对结构调整的判断。咱们从数据出发看问题。这张图是我的一个博士生徐祥（音译）过去几年下了很多工夫做出来的。这张图反映的是中国居民消费到底是多少？居民消费和GDP的结构关系是什么样的？
我们先看最下面的一条绿色的线，这条线是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到2013年是36.2%。根据我们的测算，从2007年开始，中国经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开始上升了，今年已经达到44.5%了，接近45%。我们为什么跟统计局的数据有差距？我们认为国家统计局在测算居民消费的问题上，长期以来，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越来越低估，越来越不准了。为什么？国家统计局测算居民消费的时候，用的是家境调查，入户调查，国家统计局手里面大概有7万户的家庭，每年从7万户里面抽出两三万户进行入户调查。这个入户调查为什么不准呢？因为入户调查得不到很多中高收入家庭的合作。被调查的家庭需要和统计局紧密配合，密切配合，事无巨细，把每天的收入和支出从几毛钱的消费到几十块钱的消费都报出来。而中高收入家庭收支情况复杂，时间宝贵，不太愿意和他们合作。在辽宁省搞入户调查时，随机抽样样本，抽到了副处级干部以上的家庭，这些副处级干部说我们没有时间，也不愿意把自己的收入向你们公布。于是统计局就出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副处级以上的干部，不加入家境调查，这么一搞就明显存在问题了。所以我们坚持认为应该对它进行调整。我们用零售的数据，中间的横线是零售的数据，大家注意零售和消费不是一码事，因为零售里面多了集团采购。比如到年底，因为财政拨款快到期了，单位要采购一批办公用品，赶紧花掉。如果到市场采购的话，会进入零售统计，但是这个统计不应该作为居民消费，是办公用品，这是零售高估居民消费，但是与此同时，零售也错过了居民消费的重要部分。现在很多家庭父母花钱搞家教补课，但补课家教并不在零售统计里面，劳务培训教育服务不在零售里面，所以零售数字也低估了一部分居民消费。还有一条，零售数字算的是规模以上比较成建制、有一定规模的零售企业的零售额，小型零售商店就不算了。因此零售这个数字也需要调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把集团采购去掉，把教育服务等等服务型的消费重新调整，最后我们算出蓝线，从2007年开始，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开始上升了。这件事统计局的工作人员私下承认，但是说不要引用，他们不想造成系统性的偏差。
各位就要追问了，为什么从2007年开始，居民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开始上升了？消费上升另一个反映侧面，是我们的进口量在上升。相对而言出口量下降。因为国内消费一上升，出口量就会相应的放缓，进口量就会上升。因此，出口减进口除以GDP，我们的贸易顺差与GDP比重逐年下降，最高的2007年贸易顺差达到8.8%。2007年我们的GDP里面，每生产一块钱GDP，8.8元是外国人消费的，这几年一直下降，一直降到2.5%左右。上面那个图消费是2007年拐点，贸易顺差的缩小也是2007年，时间点完全一致。
这张图里面有两个小故事。一个小故事是2010年，我们国家领导人去参加20国集团的峰会。在峰会上，各国政府提出一个要求，我们要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贸易顺差国要想法设法降低贸易顺差的比重，贸易逆差国家也要降低，当时提的是顺差占GDP4%的目标。我们的领导人和随行的部长们包括央行[微博]行长、财经部长经过一番讨论，觉得恐怕达不到，就没敢签字。事后看来，这几年我们的贸易顺差都在4%，3%以下。
第二个故事，2014年的贸易顺差略有上升，大概接近3%了，大概是3800亿左右，这个比重略有上升。原因很简单，2014年国际油价下降，国际原材料价格下降，所以我们进口产品的价格迅速下降。 3800亿美元，我们去年是10万亿美元的GDP，正好是3.8。咱们就算一笔账就清楚了，我们国家去年原油整个消耗量是5亿吨，其中3亿吨约60%是进口，3亿吨原油乘以7，就是21，大数是20亿桶原油。去年每桶油的价格降了20美元，再乘以20亿桶，400亿美元。去年贸易顺差，如果原油价格不降，我们贸易顺差就是3400，我们还没有算铁矿石，铁矿石铜的价格降了一半，所以去年这个数字上去了。美国财政部是负责汇率的，每年都在计算我们的贸易顺差。原材料价格下降，原油价格下降，对世界主要的国家都有重大的影响，比如印度历年都是贸易逆差，去年终于搞了一个贸易顺差很高兴，感谢原油价格下降。
日本经济长期以来都是贸易顺差。自从福岛核电站泄露事件以后，日本人不搞核电了，转向大量进口原油，大量进口天然气发电，所以日本过去连续两年出现贸易逆差，这在日本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去年日本也出现了顺差，就是这个原因。当今世界原材料价格下降，对很多国家是重大利好。
为什么贸易顺差下降，为什么消费比重上升？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我们算宏观经济的比重。2006年我们发了文章，当时的结论这个比重上升。下面这根线是消费占GDP的比重，上面那个线是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开始，逐步逐步往下走，到2010年，基本上是零点。从2010年开始迅速下降，2007年降到了42%，中国经济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对这个问题很多老师做过研究，包括经济系主任白老师也做过研究，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个事，我们从宏观角度来看，他从工业经济角度来看。到2007年一直下降，到2007年以后反弹往上走，现在仍然往上走，这是统计局的数字，有可能低估了劳动收入，但是趋势是没错的。我们2006年就发了文章，我们预测劳动收入下降在未来若干年会逆转。为什么当初我们有这个结论呢？
我们的解释是，中国经济是一个二元经济，二元经济有大量的劳动力力在农村要进城，这个人数过去是很多的，所以在劳动力市场上，想进城的这些农民工或者农民，没有很多讨价还价能力。只要城里面的工作岗位，能给农民工的收入再加上一点路费，再加上一点离开家人，离开孩子的感情补偿就够了，他就愿意进城打工了，这个市场就均衡了。与此同时，农民工进城以后，产生的劳动生产率，就是每一个工人所产生的附加值（就是GDP），资本在积累。每个农民工身上背着的跟他一起干活的机器在上升，去年是手动的，今年是半自动化的；去年是电动工具，今年是风动的。所以每个农民工的生产效率在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在提高。但是由于人太多了，工资一直上不去，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差价，我们过去叫剩余价值，现在叫利润在上涨。利润归到资本所有者，谁是资本所有者？可以是民营企业家，也可以是国有企业，反正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工，这就是当时下降的一个原因。
我们推算，到一定时候，农民工不愿意干活了，不愿意进城了，除非加工资，那时候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就开始上涨了。这是我们结论，也是我们的模型。2006年，我们还搜集了全世界各国历史数据，发现了U型规律。我们预测未来若干年，两三年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2006年发的文章，数据是2004、2005年的，结果到2007年的时候就上升了。这就是中国经济发生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增长。
为什么劳动收入比重上涨跟消费是一致的呢？因为绝大部分的消费者收入来源靠劳动，所以劳动收入一上涨，消费就往上走。这件事跟网购完全一致。衣服是第一大网购对象，因为实体店的衣服太贵，网购价格就很便宜，所以京东和淘宝争的是衣服市场。普通百姓买不起高价产品，主要是在网上买衣服，所以推动了网购，这是大众消费。
为什么劳动收入比重上涨了，那是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愿意出来打工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了。关于这件事，现在仍然有很多争议。有人认为农村还有剩余劳动力，有人认为没有。蔡昉专门研究这个，他也是50人论坛成员，他的观点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殆尽，但是我们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做了一个图，这也是徐祥的工作，你看这个黑线是转移劳动力与整个农业劳动力的比重，现在接近35%了。这个数字不能证明农村就没有剩余劳动力了，因为我们不知道农村需要保有多少劳动力，我们不知道农业生产最终需要多少劳动力，咱们不知道，但是趋势是很清楚的，整个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在下降。红线代表整个农村的劳动力数量在缩小，进城打工的和留在农村的比重在上升，这是千真万确的数字。我给你一个证据，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红线从2008年开始出现，红线是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速，包括进城打工的收入，蓝线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从2008年开始两个同步了。一般来讲，在2008年之前（2004年是例外），农村收入基本赶不上城里人收入的增长速度。到2008年这两个同步增长，到2010年逆转过来了，农民工的收入增长速度超过了城里人的收入增长速度。
不要以为这个数字很抽象，这个数字跟我们很近。我们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毕业生，包括金融系、会计系所谓就业前景比较好的毕业生，毕业工作的起薪现在比不过在清华大学校园做建筑工作的工人收入。他们是包吃包住税后收入至少五千，熟练工人一万，相当于你找一份月薪在一万五以上的工作。当然工作条件不一样，我们的毕业生恐怕不太愿意去建筑工地，要去的话也不能在学校里干活，那多不好意思，但是这是事实。蓝领工人的收入，至少是起薪，将超过白领工人，这将会长期存在，而且会越来越明显。1993年我去台湾，就发现有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很多高工资、高收入的蓝领工作岗位空缺，必须找菲律宾的移民补充。这是中国社会的特点，学而优则仕，都不愿意去干粗活。这是好事，不是坏事，我们巴不得农民工的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城里人，农村人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已经是3.3倍了，现在开始有解了。这个图再延伸一下，还有一个结论，这张图可以告诉我们，中国社会收入差距，如果用基尼系数算的话，基尼系数变小。因为中国收入差距最大的差距就是农村和城市。就像我们这间教室的同学收入差不多，没有什么差距，但是教室之外的同学们收入比咱们低，如果教室里人的收入水平低过他们，整个的收入水平就拉平了。国家统计局前年公布了一个数据，说中国收入差距在缩小，导致网上骂声一片。数据不可能造假，只是他们想到的是城市情况，城里内部收入差距可能拉大，也可能农村内部拉大。但是影响收入差距的最大因素，是城乡差距应该在缩小，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
消费在提高，出口比重在下降，城乡差距在缩小，跟这个图也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是结构调整的图。出口拉动经济的动力在逐年下降，2012年、2013年都是负的。同时投资拉动增长的比重也在下降，投资的贡献从2009年的88%，下降到2013年的54%，去年差不多也是这个数字。那么跟这个相关的就是消费在贡献经济增长，这就是我们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现象。居民消费按比例在上升，劳动收入在上升，农村的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城里。然后出口贸易顺差在下降，这是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那么作为重要推论，我认为这一系列的调整，正向往上去的发展趋势，都是市场经济激励带来的，而不是政府政策带来的。在徐祥的文章里面，我们还做了计算，国家搞了一个农村医保全覆盖，假设政府给农民提供了医保，农民把这方面的钱都转向消费了，它能解释的消费增长都是个位数，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我的意思是说，确实是中国经济增长到这个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出现变化，开始发力了。正如世界银行[微博]前副行长，哈佛大学教授，结构经济学的鼻祖钱大理（音译）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出现调整，到了这个阶段，并不是政府政策发力。所以要保护，要呵护这么一个趋势。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到底在哪里？刘世锦主任强调，未来10年要降到6%以下。他的观点是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正在下台阶，也应该下台阶。他有一个说法，要做多驾马车同步降温，消费要降温，生产要降温，投资要降温，出口要降温，我表达的可能不是很准确，多只靴子要落地，这是他最近在博鳌论坛上讲的。他说现在增长速度降下来了，但是产能并没有落地，靴子还没有落地，还在削减，还没有下来，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我总结一下，他们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蔡昉的观点，劳动力的增速在下降，劳动力不增长了，经济增长肯定会下降。认为到2015年全中国的劳动力总数就开始下降了，因为人口逐步出现老龄化了。
第二个观点，社科院余永定老师，也是50人论坛的成员。他说劳动生产率增速在下降。IMF[微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的副总裁朱民（音译）也反复讲这个观点，他说的不光是中国，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余永定老师讲，GDP无非是劳动人口总数乘以劳动生产率，就是劳动人数乘以每个工人的产出，这两个都在降，增长也要降。这是很符合逻辑，逻辑内部是很严谨的。
第三个观点，这个观点是刘世锦主任反复讲的，说经过仔细的研究，全世界有13个国家在过去四、五十年之内超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他们发现一个普遍规律，当人均GDP超过1万1千美元之后，增长速度就会下降。1万1大概就是智利的水平。智利是拉美里面比较好的国家。这个国家管理的很棒，比欧洲还要欧洲。
话说回来，根据以上这三个理由，我想讲讲我的观点。首先制约中国经济中短期（现在及未来五六年）的因素是什么？是在生产这一侧，还是在需求这一侧？换句话讲，今天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因为我们的生产能力跟不上，还是因为没有需求？显然是没有需求。今天的中国市场，基本上每一个产业都是产能过剩。重化工不说了，消费品手机、汽车，基本上都是产能过剩的，所以劳动力的增长放缓解释为生产能力增长慢了，实际上这不是制约中国经济下降的元素。你要解决的是消费，买房子要限购，买汽车要摇号，不是生产能力跟不上，而是总需求侧出问题了。中短期谈劳动力这个因素为时过早了。
第二条更重要的是，不能只看劳动力的人数，还要看劳动力的素质。中国劳动力的素质，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是最高的。我们有一大批初中或者是高中毕业的蓝领工人，素质确实很高。你到那些发展中国家看一看，就会特别有感触，我讲一个例子，当然这个例子比较极端了。我第一次去印度的时候，我非常好奇，在一家印度餐馆吃饭，发现里面还有东北人。我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他说我们来修路的，是世界银行贷款的项目，修一个德里城外相当于北京的四环路。我问修多久了？他说修一年多还没有修完。我问你们的工人是从哪来的？他说主要是来自国内。这我就不理解了，印度工人便宜，工资比中国工人低五六倍，甚至低十倍，为什么把中国工人搞到印度去修路？他说你不知道，印度工人虽然工资低，但是没劲儿，工作两小时就要休息两小时。而我们的工人一口气干6小时，周末还干，干完了存了钱就回老家了。我们的工人效率高。
印度的文盲率是30%，妇女文盲率60%，非常高。印度的文盲跟中国的文盲定义不一样。中国的文盲，我不知道标准是100字，还是150字了，有一个标准，你认识200字，或者250字就不是文盲了。印度的文盲是什么？如果你签字的时候，不能签出自己的名字就叫文盲。如果按印度标准，我们阿Q就不是文盲了，阿Q还能把自己的名字写个圈，画的很圆。中国劳动力素质很高，而且这几年还在提高，我们一年700万大学毕业生，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是学工程，而且我们工科院校毕业的毕业生相当于西方国家工程硕士的毕业生。我们是正经学数学考进来的，西方学工程的本科生都是后两年学五六门就算工程的了。芝加哥大学是好学校吧，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只要能学4年经济学的课，就是经济学毕业。我们不止4门课，如果我们经济系学生学4门课，经济系学生就闹翻天了。这个老师说要学计量，那个老师说要学资本论，有的要学宏观经济，有的要学微观经济，公共财政必须也要学，各科老师一吵，起码要上七八门课。
我们的专业训练很好，当然也有问题。比如工科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不行。我到德国去访问，碰到好多清华校友，他们是清华本科毕业再到德国学工程。我说德国人工科厉害，你们在清华的工科训练和读研[微博]究生阶段与在德国学工程的本科德国学生比怎么样？他说不要提了，他们基础训练比我们差远了。比如说看一个公式，看一个积分怎么弄出来没反应，我们一下就有反应了。但是德国人从小周末就跟爸爸学修汽车动手能力强，总的来说我们素质不差。所以我反驳，我说不能简单看劳动力，因为现在我们的制约因素不是供给，而是需求。而且就算是供给方，我们劳动力的素质提高是很快的。
劳动生产率这个观点怎么反驳？我很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我讲讲技术问题。劳动生产率这个数字很好玩儿，它是顺周期的，当经济增长速度快的时候，劳动生产率涨的非常快，而今天中国经济，包括世界经济都出现了增长速度下滑，这个时候，这是计量经济学的基本道理，这是宏观经济基本道理，你算出来的劳动生产率一定是慢的，它是顺周期的。就好像一个人，生了病了，胃口就变小了，你不能说因为胃口变小了，就生病了，这个道理是不对的，你去算劳动生产率。
1986年我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学的博士生基础课叫做宏观经济学，是曼昆讲的，第一次听他讲宏观经济学。王一江、胡祖六、樊纲还有我，四个人一起上课。当时我们说曼昆老师上课太简单了，没有公式，什么都没有，我们听了以后觉得不过瘾。他有一节课专门讲劳动生产率为什么是顺周期，当时我们特别不理解，我们每节课下来讨论，我跟樊纲说曼昆为什么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有什么意思？为什么讨论顺周期、逆周期有什么意思吗？不懂，我们当时真的不理解。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原来他们争论的可能是这个问题，是劳动生产率下降带来了经济周期，还是经济本来就有周期。就像凯恩斯讲的，经济周期出现以后，才有了经济顺周期。当时老师引导我们讨论这些事，我们还不理解。所以我坚持认为，劳动生产率增长是顺周期的，为什么顺周期，我讲一个理由。比如说我们盖一个工厂生产电脑，经济好的时候，电脑产量上去了，销量很高，这个时候工厂不可能雇工人，因为活多人手少。工人们加班加点，工作效率提高发奖金，这时候按人头算，每个工人生产电脑量上升。相反，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电脑销量下降，我们会解雇工人吗？也许会，但是肯定不敢大规模解雇，因为这是大事。但是产品销量下降往往超过工人被解雇的速度，所以生产效率一定是顺周期的，所以不能够说这两年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下降，因此未来的劳改生产率就下降，从此就是这个趋势了，不是这样的，这是顺周期。
下面我讲一下关于人均GDP的观点。我认为不能简单算一个绝对值，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潜力，更多的取决于这个经济体与领先国家的差距，换句话来讲，我们追的是移动的靶子。美国是全世界经济发展大国的领跑者，人均GDP5万美元。据我所知，全世界凡是人口超过一千万的国家，没有哪个国家人均GDP超过美国。德国人均GDP大概是美国的80-90%，日本人均GDP曾经达到90%多，澳大利亚上世纪七十年代曾经超过美国，但是很快就跌落回去了。这些发达国家跟美国基本上是平行的发展，总有百分比的差距。
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标杆，它的商业模式、技术都是我们不断学习的对象。美国人搞facebook，我们搞微信；美国人搞twitter，我们搞微博；美国搞雅虎，我们就搞搜狐、新浪。我们的服务业尤其是互联网行业，包括零售像淘宝应该超过美国了，但是我们制造业，其他的行业还在赶超。所以我的观点是，不要谈人均GDP是多少，而是要谈差距。我们跟美国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人均1万1千美元不是拐点，等我们和美国差距缩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时候恐怕才是拐点。我们认为，要研究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必须考虑这么几个因素。
研究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考虑因素
第一，必须考虑与前沿国家人均GDP的差距。今年按购买力评价计算，美国是5万，我们是1万左右，我们是美国的19%。我们要看东亚国家和其他赶超国家，当人均GDP是美国19%的时候，他们具体是什么状况，而不是简单按照目前的人均1万1，1万2来算。
第二，要考虑人口与制度的禀赋。国与国情况大不一样。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文化传统和人口素质，决定自身未来长期增长的潜力。我们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比较谨慎，长期属于顺差，财政基本上有盈余，没有赤字（所谓有也是假赤字）。社会储蓄率比较高，注重教育，人口素质比较高，同时经济开放度非常高，这样的经济体是具有赶超能力的。
这个图最上面那个线，是日本人均GDP与美国的关系。如果美国是100%的话，日本在1992年、1995年达到了美国的85%左右，现在跌到了70%。最上面的蓝线是日本人均GDP按照购买力评价，相当于美国的百分之多少。中间那两根线是中国台湾省和韩国的人均GDP与美国的关系。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人均GDP已经非常接近，而且达到了美国的70%，他们的增长速度放缓了。韩国这两年增长速度和美国差不多，只有2-3%，这个不奇怪，人家跟美国差距很小了，这应该是很高了。台湾也一样。我们是这条红线，今天不到20%，这里面没有什么理论，就是基本的事实。
当东亚经济体分别达到美国GDP19%的水平时，他们的增长速度是怎样的？日本1956年左右达到了美国19%，在5年之内增长速度是8.6%，5-10年之间增长速度是9.4%，10-20年，在第2个10年以后，增长速度才降到6.9%。到了20-30年降到了4.3%。韩国达到美国人均GDP19%的点是零点，零点往后推5年，韩国是10.8%，5-10年8.6%，10-20年6.3%，然后是4.0%。台湾地区8.9%，10.7%，8.2%，6.2%。我们和他们可以相比的就是第一条线，在达到美国人均GDP19%水平之后的下一个5年，这三个都明显超过7%。这个图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有信心，潜在增长速度不至于那么差。
下面这个图我们做了两个途径，上面的红线，按照东亚模式增长，以美国GDP100%为假设，在未来35年，中国的增长路径是什么样的。下面的蓝线是假设中国很不幸，落入到拉丁美洲的发展方式，我们将怎么发展。我们把拉丁美洲国家达到美国人均GDP19%以后的增长路径拿过来做比较，2050年我们应该达到美国的40%，可能还会下去一点到35%，可能落入拉丁美洲的陷阱。按照最悲观的情形测算，到2050年，中国人均GDP是美国人的40%甚至跌到35%，但是由于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以上，4乘3.5，我们的经济总规模将是美国的1.4倍，这是最悲观的情况。假如按照最乐观的情况，按东亚模式发展，到2050年，中国达到美国人均GDP的75%，4乘7.5，我们GDP就是美国的3倍，这个情景是很吓人的。
有意思的是，从2015到2022年这段时间内，这两个路径没有区别，即使按照最悲观的拉丁美洲模式，我们也能够按照7%、8%的速度增长。分水岭可能出现在2026年，也就是下一届领导上来才会出现这个结果。我想说的就是，大家要对增长潜力充满信心。
如果大家认同我的观点，也许就要问，为什么现在的增长速度下滑？我们的解释是，这个增速下滑不是潜力在下滑，而是周期性因素影响，或者出现顶风，或者出现逆风，或者路面情况不好，属于周期性、短期因素。我认为有三个短期因素出了问题。
第一个因素是房地产。过去几年房地产过热，房地产商提前把房子卖了，现在我们的人均住房面积是35平米，89.9%的家庭至少有一套住房。去年固定资产投资是15%，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降到10.5%，拖了后腿。尽管今年有救市政策，但是前几年房子卖多了，这几年要消化，我相信今年还会拖后腿。
跟房地产逆相关的是理财股票。现在投资理财增值保值的兴奋点已经不是买房子了，而是转向了理财和股市。理财产品4%以上的回报，如果你手里有三、四百万人民币，你可以买信托，7%的回报。我看房地产到明年6月份以前也很难翻身，我说的是整体的形势。
第二个因素国际形势。这点我同意林毅夫老师的分析，除了美国、英国之外，现在全球经济都在下滑，因此也拖累了中国经济。这几年全球出口增长速度，少有的低于整个GDP的增长速度，什么原因呢？大家都不清楚。我推测很多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开始反思全球化，美国搞再工业化，搞制造业，美国减少能源进口，转向搞自给自足，因此很多国际贸易就转成内部贸易了，这对中国很不利，所以国际形势不好。
第三个因素也不能忽视。现在缺少正面激励，很多地方政府不知道该怎么发力，也不愿意发力，生怕发错力，怕出现腐败和违规，这是事实。现在负面的抓腐败的激励有了，这个非常好，但是鼓励地方政府发力的正面激励缺位。据我了解，目前国务院很着急，希望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承诺的大型投资项目赶快启动兑现，但是地方政府却接不下来，他们不知道怎么配套。从前地方政府很会搞配套，搞来一笔钱，今天配套搞水利，明天配套建铁路，东挪西挪，反正都是这笔钱。但是现在谁也不敢了，因为这么干是违规的，要出问题。现在我们鼓励地方政府发债，但是地方政府不知道怎么发债，问题很严重。
中国经济有增长潜力，中国经济是周期性的下降。我们可以把眼光放的远一点，观察中国经济未来5、6年或者10年，到底哪些方面是新增长点。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新增长点。
中国经济的三个新增长点
第一个是基础设施建设。去年有机会参加总理座谈会，我专门讲这个事。我说中国老百姓（50.45， 0.00， 0.00%），至少城里的老百姓缺的是公共设施。比如北京市民家里电视机尺寸平均比英国伦敦家庭的要大，住房面积恐怕也不比伦敦差，家里的整洁程度肯定比美国、英国都要好，进门要脱鞋，装修很漂亮。但是差的就是出门环境很糟，空气污染，堵车，刮风下雨，路上就有大麻烦。很多地方的基础设施质量很差，稍微有一点地震，房子就垮了，学校也垮了。2013年，中国每百人移动电话拥有量是88，美国是93。但是每百人的宽带拥有量，中国只有13，美日欧是33，这个是数量级的差距。宽带是公共产品，手机是私人产品。
据IMF的数据，2010年中国人均基础设施拥有量仅仅是西欧的38%，北美地区的23%，日本、韩国的18%。根据这个数字，我做了一个测算，假设花20年时间把人均基础设施量赶上西欧，未来5年，我们平均每年可以拉动GDP1.5%；如果我们要赶上北美，每年拉动GDP3.1%；如果赶上日、韩，每年可以拉动3.9%。这个数字目前的确是一个缺口。
第二个增长点，产能更新。两会前，2月28日，我们都知道柴静的片子火了一把，柴静不是搞研究的，从炼钢到炒菜都算空气污染，那怎么行。我认为应该用宏观的角度看经济，宏观的因素是复杂的，1+1不等于2，从宏观看问题和微观看是不一样的。APEC会议期间，北京周边的工厂先停产半个月，开会期间，北京才实行了单双号限制，这时候出现了“APEC蓝天”。这个宏观实验告诉我们，治理空气污染，还是抓周边炼钢、炼铁等重化工业管用。今年春节期间，尽管北京几乎成了空城，开车的人很少，到处畅通无阻，30日和大年初一还是出现了严重雾霾。为什么呢？就是周边的工厂没有停产，据说要加班加点把APEC期间停产的损失赚回来，这就是宏观的例子。
泰国的曼谷堵车比北京还厉害，他们的车和排放标准都比咱们低，但是人家到处是蓝天白云，主要是泰国没有搞重工业，都是装配业。 我问他们说，你们只给别人装配汽车和摩托车，不搞自己的品牌，不搞自主创新，能行吗？泰国人说，给人家搞装配有啥不好的，干嘛非要搞什么自主创新？不管怎么讲，这三个宏观的例子告诉我们，北京的大气污染主要是由周边的重化工业带来的。在北京周边有3亿吨的钢铁生产，怎么办？应该给他们政策，搞置换，把破钢铁厂炸掉，引导投资用德国克虏伯的技术，去建世界上最先进的沿海钢铁厂，而且比曹妃甸还要好，水是零排放，自我循环，各种空气指标比城里搞的还好，降尘量是城里正常降尘量的一半。如果我们一年转一亿吨的生产能力，按曹妃甸的投资规模至少要8千亿人民币固定资产投资，这个相当于今年高铁的开工量。咱们现在是10亿吨的生产能力，至少搞5年，把一半转移出来。但是这个事不要政府干，政府不能直接投资，政府只干一件事，就是狠抓狠罚那些污染企业，让它没有办法生产。同时给河北省政策，让他们在河北沿海深水港建钢铁厂，同时政府稍微给一点政策，把郭台铭引过去，政府不用花钱，这是新增长点。
我再讲一个例子，发电的事。作为负面典型，有一个产业被骂的很凶，就是光伏产业。政府前两年支持光伏产业，现在光伏生产能力过剩，无锡尚德都破产了。但是有一条大家没有看到，今天的光伏产业已经非常成熟，已经是一条产业链了。我反复求证，问了很多人，在内蒙古，现在有很多地方，沙漠上已经建成了大面积的光伏发电厂，而且可以上网。上网之后，上网电价足够高，以至于这种投资年回报率达到8%。现在的瓶颈是内蒙古人不愿意把地给你，沙漠一旦能发电就值钱了，就要坐地要价了。不管怎么说这个产业成熟了，光伏的电比风能的电还好，白天用电量高时它发电，晚上没有阳光了，人们都睡觉了它也不发电了，跟我们作息是一致的。
在博鳌开会，我问比尔盖茨怎么看未来的能源？他说能源没问题，能源很便宜，比如风能，到处都有，但是它并不可靠，我们需要的是可靠的能源，而可靠的能源价格是贵的。光能就是一个比较可靠的能源，需要大力发展，这又是一个新增长点。
第三消费。经济结构调整的第一个征兆，就是消费开始往上走了。根据我们的分析，再过四五年，消费占GDP的比重，应该能够达到50%左右，这就很好了，那时候消费就成为我们的增长动力了。
我觉得，很多搞经济学的同行偏于悲观，他们不太愿意讲新增长点。我反复讲这个事，可能不光有经济学理念的不同，还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们不是学工程出身的，不关注工程的事，他们看的是总是不行的产业。我更愿意看的朝气蓬勃往上走的产业，愿意看到新技术能取代旧技术。我的观点是一定要看到发展的一面，一定要看到沉舟侧畔千帆过，一定向前看，向远处看。经济增长就是旧产业不断被淘汰，新产业不断涌现的过程。
中国经济新增长点怎么造？
这三个产业怎么营造？政府应该干什么？我认为要干三件事。第一件事，要改革投融资体制，这是当务之急。当下基础设施建设的的确确是一个增长点，问题是我们没有找到一条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融资方式。我们搞的是各个地方政府自己成立一个投资公司，由政府拿地给他抵押去银行借钱。银行借的都是三、五年短期的钱，有的时候甚至更短，而且利息很高。我们的国民储蓄率是美国的3倍，可是我们的贷款利率也非常高，动则在6%以上，而美国有3%，4%就了不起了。我们的银行大都是中短期贷款，用中短期贷款给那些二、三十年长期项目，等于就是自杀，非常荒唐，这就是融资成本高的基本原因。当务之急就是要改革投融资体制，要学习世界银行的基本办法，成立一系列长期投资建设基金，比开发银行更彻底，比国开行更彻底。这个基金首先由政府拿一笔钱做担保，拿这个担保向市场发长期债。一旦有政府担保，利率就很低了，债务利率能下来。开发行4%，5%的利率。然后到各个地方搞客观评估，不让地方政府自己说了算。哪个项目好，就给哪个项目投，项目不行就不投。这种长期债务要公开，资本市场投资者不断监督这些投资基金的运行模式。我很高兴看到总理工作报告里写了投资融资体制要改革，而且今年财政部也做了一个机制，把地方平台欠银行的钱部分转为公开债务，延长周期。
第二是正向激励。对地方官员不能只抓反腐，抓反腐很重要，除了这个以外，还要讲正面激励，谁干的好就要奖励。到了年底，凡是做的好的，地级书记给县级书记发奖金，不要越级发，给客观评价。政府不能没有激励，也不能光靠提拔干部来激励。有研究组织行为学的人讲，光靠提拔是不行的，就好像一个人表现不错，你动员他入党，他问为什么要入党，你告诉他入党将来可能当总书记，这个理由肯定不成立，虽然从理论上讲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是概率实在是太小了，太遥远了。我们还是需要正向激励，要加大正向激励的力度。
第三，环保升级。我在全国政协会上提出，要给环保部一点自己的基金，环保部认为是靠谱的项目，他们可以自己来补贴。环保部不仅要有牙齿，还要有钱包。如果环保部只是抓违规的话，就变成了人人恨的高级城管了，如果把环境保护部转变为环境保护与发展部，把环保跟发展放在一起就厉害了。否则环保永远搞不好，永远不受欢迎。
下面我总结一下，第一，经济结构已经向好，对这一点我的看法坚定不移，主要是市场力量在起作用，应精心呵护。第二，长期增长潜力仍然较高，不要被当前的短期下降模糊了视线。第三，短期增速下降具有明显周期因素，既有国际因素，也有房地产因素，也有一些必要的短期的干部素质调整、党的建设的因素。第四，短期内重点领域必须加快改革，催生新增长点，用新增长点应对当前的周期性下滑的因素，让动力能够尽快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