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要宣告失败了吗？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王占阳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事实上，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可以凌驾于普遍经济规律之上的“中国模式”。从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为止，三十年间，中国经济都处在过渡状态。把经济发展某个阶段的状态称为一种模式，将其固定下来，这是不妥当的。每一个过渡阶段都会被未来的演变所取代，其结果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在王占阳看来，既然不存在中国模式，自然也不存在中国模式是否失败的问题。现今中国的问题是能否通过深化改革，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改革迟滞 高增长放缓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曾撰文称中国模式已走到尽头。不过，他在近日的采访中亦表示，虽然短期内中国经济有“硬着陆”的风险，但长期来看他看好中国经济。他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还在进行，如果细数，有很多值得关注的领域：比如随着城市化进程，可以创造出更多服务业的新领域；环境投资也有巨大的增长潜力；有关公共消费、健康和教育方面也存在大量机会；当然还有创新领域，创建一家创新型公司并不需要大量的资金撬动，这和今天西方所做的事情一样。但问题在于对时机的把握，需要在旧的领域出现衰退时，让新的增长机会及时补充进来。长期而言，马丁·沃尔夫看好中国经济。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如何让新旧领域得以及时对接，是一项非常非常困难的任务，这也需要时间才能实现。
在2008年底，中国正在遭受经济危机。王占阳说，当时他预言，如果中国的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中国经济还能按照8%至9%的速度高速发展三十年。他的理由，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仍然很大。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不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微弱补充型的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的正常速度是1%至2%左右，如果连续多年处于4%以上，那就意味着出现了很大的经济泡沫了，随后到来的就是大危机。而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非常之大，虽然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在外貌上与发达国家相近，但实际上无论是在这些大城市的内部，还是全国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我们看到的发展差距都是非常巨大的。无论是从人群上看（比如还有2亿贫因人口）还是从地域上看，中国都还远未达到现代化标准。在这种巨大的发展空间之下，中国经济继续实现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应该说是有可能的。
那么，为何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开始下滑了呢？王占阳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出现了严重问题。中国加入WTO以后，市场化改革不仅在很多领域出现了停滞，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倒退。比如，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伸进了更多的领域。利率市场化，这是邓小平在80年代就提出的改革任务，至今仍未完成。产权制度改革、所有制改革等等，都因各种原因未能有效推进。邓时代的改革是国退民进，后来却出现了国进民退，国企所占比重过大，民企受到的限制太多，严重地窒息了经济活力。诸如此类的各种问题最终造成的巨大问题，就是市场活力不足，市场空间也太小。市场化改革很重要，分配制度改革也应是重中之重。
分配制度改革决心不够
市场活力不足，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民营企业处境艰难。近年来，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的一大标志就是人力成本大幅上升。王占阳认为，在上届政府执政时期，面对分配不公的舆论压力，采取的对策出现了失误。政府把改善民生的压力推给了民营企业，造成了职工工资大幅上涨，人力成本居高不下。王占阳在当时的一些会议上提到过这一问题，他认为这样做是危险的。他表示，要达到改善民生的目标，应该主要由政府增加公共福利，而不是主要要求企业涨工资。例如，政府解决一个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就是帮助这个农民工家庭化解了一个很大的负担，事实上相当于给这个农民工涨了工资，而对于企业来说，人力成本的压力并未增加。王占阳说，以北欧、瑞典为例，很多人以为北欧的福利政策养了一堆懒人，其实不然。瑞典的企业竞争力是全球一流的，虽然瑞典的福利高，但是他们的工资比较低。相比美国，瑞典工资低很多，结果就是企业的人力成本相对较低，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也就相当高。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经济模式，既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又减轻了企业负担。反观中国，政府不太愿意在财政上给民众增加福利，把责任推给了民营企业，着力要求民企给员工涨工资，而人力成本的过快上涨又快速地削弱了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结果使许多企业陷入惨淡经营的状态或破产了，职工收入也无法继续增长或者下滑了。
王占阳认为，企业竞争力有两种因素，一是低成本，二是高科技。当高科技一时难以达到时，政府应该注意维持低成本这一竞争优势，为培育技术竞争力争取时间。待到高科技竞争力上来后，再较大幅度地推高员工工资。这就能为两种竞争力提供一个良好的衔接，使高速增长得以持续。我国在技术竞争力尚未发展起来的情况下就匆忙地推高了人力成本，这导致了我国许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迅速下降。目前我国许多企业都处在既无低成本优势、又无高科技优势的青黄不接的尴尬状态，处境很艰难。可以说，急于推动民企过快地增加员工工资，这是政府决策中的一个非常大的失误。没有下决心着重从财政收支上增加民众福利（包括减少税费和增加福利支出，同时减少其他开支），分配改革方案搞了八年才在谢幕前匆忙出台，这表明了政府在分配改革方面的力度太小，缺乏决心。
破经济因局，扩大内需是关键
王占阳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扩大内需是最关键的。扩大内需，最关键的又是调整非常不合理的利益格局。收入差距过大，中低收入群体本应得到的收入没有得到，这是导致国内市场相对狭小的主要原因。市场经济缺乏市场，怎么可能发展起来呢？
王占阳说，早在2008年和2009年时，他就表示，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西方经济已经普遍进入“微弱补充型经济增长”阶段的情况下，再指望依靠西方经济繁荣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已经是非常不切实际的了。西方经济一般已经不会再有繁荣了，经济繁荣实质上是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现象。所谓“繁荣”是指经济增长率超过4%的状态，这要以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为前提。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已基本饱和了，所以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出现“繁荣”的，即使出现了，一般也是短期现象。如果某个西方国家出现了较长期的经济繁荣，那就意味着它已出现了大量的经济泡沫，随后就会出现大危机。国际金融危机多年之后，有些人士仍然希望西方出现经济繁荣以拉动中国经济，不知道包括“繁荣”的“经济周期”已经被“经济饱和”终结了。这显然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状态。
他认为，在外需不能继续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只能依靠扩大内需。要扩大内需就要大幅度地改变收入差距过大的利益格局。这种改变不仅需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重大改革，而且还特别需要权利、机会、市场机制、所有制结构、产权结构、土地制度等多方面的重大改革。这种改革的最后的综合效果就是利益格局的重大改变。如果改得好，国内市场就会大幅扩大，持续较快的经济发展也就有保障了。在这方面，西方一些成功经验很值得现在的中国借鉴。
西方经验值得借鉴
在借鉴西方经验方面，王占阳表示，二战之前，如果将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当时的格局是，内部市场占30%，外部市场占70%。二战后，一方面，国际反帝、反殖浪潮汹涌，殖民地、半殖民地纷纷独立；另一方面，欧美日内部的社会主义思潮、进步思潮和实践，以及适于大众消费的科技和工业，又都获得了蓬勃发展。结果西方就从外部市场占70%转变为了内部市场占70%，仍是三七开，但完全颠倒了。在这种格局中，虽然外部市场的比重大幅下降了，但内部市场更得到了大幅扩张，内外市场的总规模实际是大幅扩大了，从而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内部市场的主要消费者是普通公民，内部市场大幅扩张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这样，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西方国家经历了大约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最终成为了高度中产阶级化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也达到了基本饱和状态。西方二战后的这段经济发展期，特别值得中国参照和借鉴，因为中国现在也处于这种发展阶段。但因中、西方进入这种发展阶段的起点很不一样，西方起点高，中国起点低，所以，即使充分、合理地借鉴了西方成功经验，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时间也会比西方国家长久得多。在目前的基础上，即使改革搞得好，我国也还需要和可能再实现大约30年的高速增长，才能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
他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所遇到的问题与二战后西方经济高速发展阶段遇到的问题，具有很大的同一性。如国企所占比重，那时西方国家的国企比重也比较高，意大利到70年代已经超过一半。后来刮起了国企改革风潮，过高的国企比例被降下来了，经济也就恢复了活力。不过，从大的方面来看，我国做的不如当年的西方国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利益格局太复杂，特殊利益集团太强势，体制机制难以理顺，发展潜能也就难以释放，发展效能也比较差。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大问题是，现存体制下的高速度（年均增长5%以上就是高速度了）已不可持续。关键在于，一方面，一些带来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被过早地中断了，如低成本优势；另一方面，一些新的关键因素的成长又没有跟上，比如新的制度供给严重不足，国内市场远未实现应有的扩大，科技实力和竞争力来不及提高等等。这些都是能用一般规律解释的。
王占阳表示，西方战后社会保障制度大发展，工资在经济效益提高的基础上水涨船高，民用科技和工业的使诸多奢侈品成为了大众消费品，再加上金融制度等方面的进步，这些都使其内部市场得到了大幅扩展，而公众物质、精神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又使劳动力素质大幅度提高，这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发展。在这些条件之下，西方经济得以实现了首先依靠内需的持续高速发展，直至发展到作为现代化标志的高额大众消费阶段才自然减速。经济发展首先有世界性的普遍规律，然后才是各国的特殊性。不要以为中国拥有超越人类基本经济发展规律的模式，要记住基本的经济规律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