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到来的“十三五”时期，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较以往将更为错综复杂。
当前，世界经济仍然处于危机过后的深度调整期，各国走势分化、结构分化、周期分化、政策分化。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平庸”阶段：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低就业成为大多数国家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
尽管美日欧经济正在步调不一地缓慢走向复苏或走出衰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走势分化、增速放缓，但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比重仍在不断下降，后者的比重仍在不断上升。经济占比的改变反映和促进了南北关系正发生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逐渐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
与此同时，旧的机构、机制、规则仍在起主导作用，但在金融、贸易、投资、产业等方面新的机构、新的机制、新的规则也在不断产生和重构，逐渐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重大变量。以制造业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和个性化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世界产业分工格局也将面临重大变化。
在世界经济持续深度调整与各种力量分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与全球经济的互联互动日益加深。旧有的发展红利正逐渐衰退乃至丧失，新的驱动力尚未成型，中国经济将全面告别数量扩张型的高速增长阶段，开始逐步进入质量提升型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即所谓“新常态”。展望未来，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健康，市场化、区域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没有逆转，新常态蕴含着未来发展的新动力，我国经济仍然具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
但是，发展潜力并不一定代表发展现实，要想释放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必须在正确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基础上，着力实现宏观调控的九大转变。
一是由传统的侧重国内经济调控向统筹运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转变。
新形势下，宏观调控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密切跟踪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和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变化，认真评估分析其对我国宏观经济和政策实施的影响，主动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协调和沟通，更加积极地参与双边、多边国际经济合作，提升国际话语权，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更加公正合理，拓展发展空间，维护开放利益。
要从过去靠依赖物质投入、拼资源环境、靠外延扩张的发展方式扩大经济规模向靠技术投入、生态文明建设、靠集约式的发展方式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转变；要改变过去铺摊子、上项目，转向靠市场规律调结构、转方式，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保证经济平稳运行，促进我国经济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以改革的不断深化，进一步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破解发展难题，激发市场活力；以开放水平的持续提升，拓展经济发展新的更大空间，创造更多发展机遇，在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中加快培育新优势。
三是由单纯的项目管理向重大战略谋划、规划制定、政策协调转变。
宏观调控部门应真正从微观的项目管理中解脱出来，把主要精力集中到谋大事、议大事、抓大事上，进一步发挥综合经济部门优势，主要职能向战略性、全局性、综合性、前瞻性事务延伸，向实际操作层面延伸，狠抓工作落实。要聚焦重大问题的理论研究和成果转化，统筹宏观政策制定和重大政策的协调配合，指导推进和综合协调经济体制改革，积极有效推动对外务实合作，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强化战略和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
四是从需求管理转向需求与供给管理兼顾转变。
通过需求与供给管理并重的宏观调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依靠企业和市场去发现并纠正结构失衡。一方面，采用更加科学的需求管理，包括通过产业和空间地理规划，谋划经济发展的新布局；通过大项目、大工程，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通过稳健偏松的货币政策，保持经济合理的流动性。
另一方面，通过放开人口生育控制、放松户籍制度、减少资本与金融管制、优化土地与资源产权结构、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等措施，解除“供给抑制”。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降低税负、降低融资成本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企业主体的活力，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五是由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与服务转变。
按照权力和责任同步下放、调控和监管同步强化的要求，创新审批和监管方式，建立纵横联动协同监管机制，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要加快建设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严格中央预算内投资监管，加强市场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法，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按照简化手续、优化程序、在线运行、限时办结的要求，规范审批核准备案行为，公开审批规则和办理程序，把审批变成服务。要切实将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落实到位，充分发挥政务服务大厅功能，规范行政审批行为，优化指导服务。建立项目全过程监管机制和实现部门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建立基于大数据的事中事后高效监管体系，提高事中事后监管水平。
六是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转变。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硬约束加强，人口红利消失、自然环境资源承载能力已经到极限，经济发展必须转变过去靠大规模的土地、能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紧紧围绕《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的从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强化金融支持、建立市场导向机制、激励成果转化、完善科研体系、加快人才培养和流动、推动开放创新、加强统筹协调等八个方面来转变发展和发展的思路，将改革重点放在着力创造能够从根本上激发全社会创新动力的体制环境上，营造创新的土壤，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
七是由特定激励性产业政策向普惠性产业政策转变。
在当前经济提质增效、压缩产能、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完善传统的产业政策，要尊重经济规律，确保依法治国，要从完善企业市场竞争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改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创造社会创新环境、支持重大基础性研究、提高产业公共信息服务等角度来制定产业支持政策。
改进产业政策设计，将目前倾斜发展特定部门的产业政策，如对新兴产业实施的创新研究、环保节能的奖励措施，逐步完善成为长期的、综合性和普适性的创新与竞争激励机制。应加快制定技术、质量、能耗、环保与安全等方面的强制性标准，并严格施行，强化市场环境建设，弱化具体产业发展的内容，避免引起未来一窝蜂投资而出现产能过剩；应当加强规划的边界控制，弱化市场发挥作用的内容，避免愿景多而抓手少，导致规划指标成为“纸标”。
八是由侧重投资管理向投资与消费管理并重转变。
在投资管理方面，由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与服务转变，要建立一个透明、规范、高效的投资项目纵横联动协同监管机制，减少、整合和规范前置审批及其中介服务，促进投资便利化。创新审批和监管方式，按照简化手续、优化程序、在线运行、限时办结、把审批变成服务的要求，建设“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互联互通”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在线综合管理平台，推进审批方式的电子化、阳光化。
更加注重消费管理，改善消费条件和消费环境，加快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平稳增长。抓紧制定并有序实施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措施，推动城镇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农民工并逐步实现均等化；培育电子信息消费、环保消费、农村服务消费、绿色循环消费和社区消费等新的消费增长点；加大公共服务投资，不断扩大有效供给，积极培育有效需求，防止投资大幅滑坡；打破垄断，提高服务业竞争程度。
九是由短期经济刺激向利用市场信号进行调控转变。
在货币政策方面，在着眼于物价稳定的前提下，放松对货币供应量或社会融资规模的依赖，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充分利用各种政策工具、各种市场信号来实施货币政策操作以提高政策效果。
在财政政策方面，要加快建立统一预算的步伐，把所有政府收支全部纳入预算，以消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左右互搏”的局面，提高政策效力；同时，要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划分，将宏观调控职责向中央政府进一步集中。
在潜在经济增长率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可以适当淡化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关注，更加重视利用就业、物价、利率、汇率、产业景气等方面的信息，综合判断经济运行是否处于合意区间、是否接近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防止在宏观调控上发生方向性错误。宏观调控需要明确“上限”、“下限”和“底线”，完善区间调控。区间调控是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把握好防通胀的“上限”，决不突破民生与金融风险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