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trap）是16世纪以来大国关系始终难以破解的一个历史魔咒。围绕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斗争冲突，大国之间始终存在着血雨腥风的权利之争。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今时代，中美两国是否能破解这一历史魔咒，引发了中美两国的广泛关注，基于此，中国官方提出了建设富有创新精神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
那么，何为“新型大国关系”以及如何构建这种关系呢？本文提出一些观点，以求各方参考。
一、“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渊源
“修昔底德陷阱”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对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城邦国家关系的一种解释性说明，其对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原因阐述如下：雅典和斯巴达本来一直是良性的竞争关系，但是随着雅典的势力增强和对外扩张，引起了斯巴达的妒忌和一些城邦的不满。恐惧和误解的增长使得双方最终兵戎相见[1]。修氏在对待崛起国与守成国争夺权力上的解释非常明确，新兴大国在崛起过程中挑战既有霸权国的权威，就必然导致两国之间爆发冲突。
然而，修氏在解释大国关系上并未正式提出“陷阱”这一说，最早对修氏的论断加上“陷阱”一词的是二战期间曾在美国海军服役的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沃克，他在1980年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发表的《悲伤与希望：对现代战争的一些思考》中首次提到：“雅典、斯巴达是两大对手……二千多年后的我们怎么才能摆脱这个令世界窒息的修昔底德陷阱呢？”[2]5-6
不过，当今正式将修昔底德的论断解释为“陷阱”，被大众所接受的提法源自于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著名政治学家格拉汉姆？艾利森（GrahamT.Allison），其2012年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修昔底德陷阱已凸显于太平洋》（Thucydides’straphasbeensprunginthePacific）说到：“未来数十年全球秩序的关键问题是：中美两国能够避开修昔底德陷阱吗？”[2]6
文章指出，中美两国在世界局势尤其在亚太地区的博弈凸显了两国如同古希腊时代的雅典与斯巴达的那种关系，中美就是当今的雅典与斯巴达。
艾利森的这种论点一经抛出便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并得到西方学者的接受和认同。“修昔底德陷阱”似乎就是一个无法破解的魔咒，传统大国关系从16世纪以来就不断经历着血雨腥风的争夺，如：早期殖民扩张时期的西班牙与葡萄牙之间的争霸；一战时期由于英德之间矛盾引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冷战期间的美苏冷战等。而能够避免这一魔咒的例子则微乎其微，据笔者所能掌握的资料看仅发现5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世纪末的美英关系，两国最终由于历史原因（英国是美国的宗主国）导致的两国具有高度一致的意识形态以及客观存在着的经济依赖互补性等从而避免了坠入这一陷阱。这似乎说明了排除特殊原因之后，历史上的大国似乎难以破解这一魔咒，也难怪艾利森撰文提问，2014年是大战的高危年吗？其基本假定的逻辑出发点在于将中国崛起比作是势力日益壮大的雅典，美国就是那个守成国斯巴达，面对崛起中国带来的冲击，守成的霸权国美国绝不会袖手旁观。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进攻现实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J.Mearsheimer），他认为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下，国家首要的目标就是为了生存而不断争夺权力。其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说到：“取得地区霸权的国家常常试图阻止其他地区的大国续写他们的辉煌。换句话说，地区霸主不需要与之匹敌的对手。如果遇到这种可与之匹敌的对手，那么它就不再是维持现状的国家，无疑，它一定会竭尽全力削弱甚至消灭它的远方对手。；}3}a3为此我们不禁要反思，历史上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究竟是不是一条铁的定律？当今的中美关系是否可以避免这一历史陷阱？本文认为，在和平共处原则下是完全可以避免坠入这一陷阱的。当今的国际格局虽然也是无政府体系，但与修昔底德所处的时代相比具备了更多的制约性因素：首先，当今世界有联合国、G20等国际组织的制约力量存在，有国际法律法规的制约存在，这些都是古代雅典、斯巴达争霸时代所不具备的。其次，当今的中国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但绝非是热衷于战争的国家。习近平主席在接受《世界邮报》专访中指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热爱和平的中华民族不会走上一条争夺霸权的老路，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和平崛起的道路。再次，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中美两国经贸等层面高度互补捆绑，绝非古希腊雅典、斯巴达那种毫无经济联系的各自为政、小国寡民的城邦时代所能比拟。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美避免坠入“修昔底德陷阱”是完全可能的，而构建基于平等尊重前提下务实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是避免这一陷阱的关键。
二、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与时代含义
“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源自中国。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4]。2011年，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访问美国，双方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提出建立“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美提出中美应建立一种“前无古人，但后有来者”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这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也顺应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2012年5月，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胡锦涛提出“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的五点构想[[5]
013年6月，习近平与奥巴马在美国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了具有历史性、建设性的庄园会晤，被誉为不穿西装的“衬衫峰会”（shirtsleevessummit），中方提出了中美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次庄园会晤最大的成果是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指明了方向[6]2。2014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在赢台会晤，双方表示愿意从战略大局出发不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习奥赢台会晤，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进一步深化指明了道路，尤其是在有效管控分歧、加强公域合作方面达成了务实和富有建设性的共识。
那么何为“新型大国关系”呢？首先，有必要把握其关节点的“度”，即“新”与“大国”的关系。一般来说，传统意义上大国关系指的是综合力量对等或接近对等的国家之间相互作用影响的机制模式，其经历了冷战前双方“对立”趋于冲突的热战和冷战期间“冷对峙与竞争”两种模式。那么很显然新型大国关系其“新”主要体现在能够避免大国之间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走出大国之间围绕权力争夺爆发冲突的大国间政治悲剧的泥潭。换句话说，大国之间可以合作共赢。其次，就是“大国”概念的界定。美国学界保守派认为中方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指向单一、不明确，即究竟只是中美双方属于这种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主体，还是其他诸如欧洲、俄罗斯、日本等发达国家间也适用于这一关系？所以美方认为，中方提出的大国范围界定过于模糊，因此美方并非出自真心而与中国构建这一关系。其实，这源于美国固有的世界霸主心态，既不愿承认中国的崛起，也不愿正视自身的相对衰落。“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出现只有十几年的时间，不可避免带有冷战惯性思维，尤其是美国与生俱来的源自于“绝对安全”的“怀疑论”心态，认为美国价值具有普世性，对一切能给美国带来利益威胁的势力持一种敌视态度，源于美方这种政治上的不信任态度成了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障碍之一。
“新型大国关系”更加突出新的时代内涵。第一，这种“新”体现在与传统的“旧”的对比上。传统的国际关系格局从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合约》缔结以来，经历了一幕幕大国之间血雨腥风的战争，这些都可归纳为米尔斯海默提出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已经形成。随着国际体制框架的制度化，世界格局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制约平衡的力量牵制，大国关系可以由传统的对立冲突转化为竞争合作并存。第二，这种“新”赋予的时代内涵也体现在安全领域的变化上。
传统安全领域下的大国关系之间为什么要突出政治军事方面的关系？原因是为了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因为大国之间容易以猛烈的直接冲突方式，通过消灭或压制另一方来保障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从古代雅典与斯巴达争霸、赫梯与埃及争霸签订《银板合约》以来，一直到冷战结束前，大国之间的关系多体现在政治军事层面，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第三，这种“新”体现在对当今国际形势的认识上。当今国际格局整体失衡，世界秩序混乱，在这种态势下，单凭一国无法有效应对，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共赢。第四，新型的大国关系“新”在符合经济全球化以来的时代发展潮流。基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创伤、核武器的威慑，应该说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正在降低，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流，随之而来的是非传统安全与日俱增，在这种背景下，大国之间可以而且应该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清华一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保罗？韩磊PaulHaeneD认为，这种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可概括为“全方位合作与冲突”，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巴里？布赞（BarryBuzzar>）则将这种内涵总结为“相对均衡的权利分布，高度一体化和相互依赖”}y}o。第五，新型大国关系更加体现为新的战略特色。奥巴马任期内美国的战略重心已由反恐转向防范新兴大国。以中美关系为例，双方在亚太地区的博弈十分明显。未来的中美关系与前35年的中美关系出现了较大不同，中美关系有了紧密的结合，尽管伴随着冲突、竞争，但构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大国关系”才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与此同时，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新型大国关系”不是一纸空谈，更不是陈词滥调，构建这种务实的双边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础是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巴里？布赞（BarryBuzzar>）对这种新型大国关系定义为“相对均衡，高度一体化依存”的双边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它更侧重权力的再分配和平衡。纵观中美关系35年发展历程，对抗并不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双方有着合作的广阔空间，只有在竞争中并存合作才能共赢。纵然从宏观上看美国依旧秉持着冷战思维看待中国，或者可以说在战略上美国并没有将中国看成是与其对等的大国，美国学界此前对这种关系不置可否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大国”概念的界定上，即谁是大国？美国国内保守派不认可本文前述的中国提法。此外在中国所提出的“相互尊重”问题上，美国没有正面应对，这足以说明双方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依旧存在着不少分歧。究竟什么才叫尊重？中国学界认为美国没有尊重中国，对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等核心利益不够尊重，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在涉台、涉藏、涉疆、网络安全问题上损害中国的利益，破坏中国国内稳定[[A]4。美国学界认为中国在亚太事务以及全球事务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了挑战，没有尊重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的战略基础由反恐转向防范新兴大国，中美战略合作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这些都给中美合作带来一定的阻碍。有一点需要作出说明，如果说前些年美国针对中国提出的“中国威胁论”让中方被动回应，那么此次“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则摆脱了中方被美国牵着鼻子走的局面。从美国的回应来看，尤其是2013年11月，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SusanElizabethRice）在乔治城大学发表演说中接受中方提出的这种新型大国关系表明，总体来说，美国是认可这一提法的，而且这种关系的提出至少已经表明了一种成功，为接下来的两国关系提供了一个美好的战略蓝图，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在和平共处原则下是可行的。
从现实角度来说，构建这种新型大国关系首先要认同各自在战略大国中的地位，构建这种关系不是单方的责任，而是双方共同的责任。美国现在依旧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既尊重也承认美国的世界第一大国地位。美国学者怎样看待中国呢？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以米尔斯海默（JohnJ.Mearsheime}为代表的抵华派，认为在“安全困境”下中美之间围绕权力的争夺，未来必有一战。同时，在美国学界也有以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研究中心卜睿哲（RichardC.Bush）、华盛顿大学的沈大伟（DavidShambaugh）等为代表的支华派，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搭美国便车以及现行国际体系下的既得受益者，现时期或者说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的崛起暂时无法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根本威胁，中美可以在平等互利原则下进行有效合作，所以，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是有可能的。从现实来看，美国的大国地位毋庸置疑，中国的大国地位也必须得到正视，否则这种大国关系的构建将成为一句空话。中国作为世界上发展最迅速的国家，尤其是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让美国必须也不得不正视中国日益突出的国际地位。正如美国重量级智囊、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Zbi}niewI}azimierzBrzezinski）所说，中美两国之间应当建立“太平洋宪章”似的合作机制[[9]。未来二十到三十年，美国虽仍旧保持主导地位，但这种主导地位已经不再如前几十年的那样明显，中国作为新兴崛起大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在经济上已与美国平起平坐。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体系并无无政府性，中美两国在新型大国关系问题上的共识是当今国际格局下的两国共同利益所决定的。全球秩序失衡的今天，中美双方务实合作不仅仅是自身的需要也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必要之举。当今的国际格局复杂多变，美国的全球战略推进并非一帆风顺，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都深陷泥潭，在克里米亚问题上遇到俄罗斯的强力狙击，很难想象美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再依靠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路线来独善其身，美国需要共同的合作者与朋友。对于中国来说，由于中美实力的不对称，因而合作对中国的利益要大于美国，当然冲突对中国的伤害也要大于美国，从这个意义上讲，两国共建健康大国关系是当今国际格局特点下符合双方利益尤其符合中国利益的选择。
1.从现实实力对比来看，虽然美国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势头有所放缓，中国的经济总量不断提高，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应该认清美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依旧是世界第一强国，中国飞速发展的同时，一系列务实的外交行动也屡次给世界做出了承诺，中国不会走上二战时期德国、日本的老路，中国将坚决走和平崛起道路，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和平发展道路，并且中国无力也无心想去颠覆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将遵守现行的国际体系规则。美方应该认清这一事实，既要看到中国的大国崛起，也应理性看待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之谬，不应该过多地妖魔化看待中国的崛起。目前中美最现实的问题在于处理亚太地区的关系，应当说，在亚太地区双方已经呈现出“二元化”格局，根据肯尼斯？沃尔兹的“两极稳定论”，中美可以进行有效合作。
2.从两国民众的共同选择来看，中国梦与美国梦中所强调的开拓进取、努力奋斗是一致的，世界和平中也包含着两国相同的利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希望战争，渴望和平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目标与选择，两国目前都致力于国内经济发展以及面临就业、民生等一系列问题，在对外方面都面对着共同的全球治理问题，两国在民生层面有着相同的目标。中美两国人民渴望和平，都渴望能通过不懈努力，以及持之以恒的创新进取来获得更美好的生活，而这种高度认同感也是两国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基础。
3.从历史经验来看，崛起国与守成国可以在竞争中形成“竞合”关系，以19世纪末的美英关系为例可以做出说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其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并确立了向海洋扩张的政策，这一政策当时引起了老牌资本主义强国英国的警觉，进而在英属圭亚那边界争端中形成了对抗，当战争一触即发时，两国政府理性冷静地将一场可能爆发的战争以相对和平的方式给予了解决。基于中美双方共同的价值、经济高度联系等，崛起国与守成国可以形成稳定的“竞合共赢”关系；反之，从反面去寻找大国冲突对立的例子，其所带来的都是非死即伤的零和博弈。在全球化的当今，中美两国需要更多的合作与共赢，而不是对立冲突的零和博弈。
4.从双方经贸紧密联系来看，高度相互依存的两国经济成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基础。截止到2014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突破5000亿美元。从产业结构来说，人力资源成本的不均衡成为双方长期经济合作中可以互补的一个重要条件，尤其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两国合作的前景广阔。诚如王辑思所说，中美经贸关系如何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决定着中美之间的经济与合作模式的一块“压舱石”}to}tss。总的来说，在全球化的今天，中美关系不仅重要而且会对世界局势产生深远影响，中美两国相
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不能否认，不存在谁可以离开谁而单独取得更好发展的可能，这个世界足够大，容得下两国共同发展。
鉴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双方目前面临最现实的亚太地区问题，如何构建好新型大国关系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考虑。
1.接受美国国际体系主导者地位。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从本质上讲是“两个秩序”问题，即中国要维护的国内社会秩序与美国所倡导的全球秩序[}to}z}3。中方有必要向美方阐明自己不会威胁到美国国际体系主导者地位，事实上中国也无力短时期内取代美国，对其构成威胁。在具体行动上，中方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与亚太周边国家关系处理上，既要体现原则又要注重灵活，减少美方不必要的猜测，避免美国陷入中国版“门罗主义”的误区，同时也要避免将美国的亚太政策视为遏制中国的企图，一个基本前提是中国应当认识到美国是国际格局主导者这一事实，避免过多在政治军事领域陷入对峙，应当结合自身情况，更多注重如何获得经济发展，多务实，少图虚名。双方在政治层面的摩擦也可以巧妙地淡化或者转
移，合理处理好第三方不良因素，在处理亚太周边国家关系如南海争端、钓鱼岛争端等问题时，避免过多刺激美国，而是在注重外交缓和的同时向美方表明中方的基本立场—主权问题不可争辩。美方也应以实际行动向中方表明尊重中方维护主权的举动，认识到中方的和平发展战略不会挑战美国的全球地位。在这一问题上，不仅两国高层需要说明自身意图，同时双方国内媒体及舆论也应当营造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正能量氛围，不要传递双方互相冲突甚至不怀好意的悲观观点。舆论是两国关系重要的风向标，中美两国国内舆论均要避免彼此之间的极端化认识，如传统的以“人权”问题、“网络攻击手”、“民族主义”等给中国贴标签，这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错误导向。中美应巧妙避免达摩克利斯之剑的落下，通过合作寻求互信。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是一蹦而就的，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建设，短时期内双方随着大外交行动可能会出现摩擦与矛盾，而且这种结构性矛盾很长一段时期不会化解。从某种程度上说，双方都需要构建这种关系。对于中国来说，由于新型大国关系的获益者或损失者都有中方一份，因此必须通过其他方式管控双方在现实问题上的矛盾，中方需表明这样的态度—中美合则共赢、斗则俱伤，切实坚持好对话协商机制，以经贸交流合作淡化政治摩擦。中美两国在经贸基础下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与前景，在全球公域如网络安全、太空空间、全球气候等方面两国可以加强合作，在合作中可以寻求互信，通过合作构建新型关系。尤其要注意的是，避免双方尤其是美方在关注焦点问题上的转移，如从阿富汗问题到朝伊核问题，再变为网络安全等，应该寻找双方稳定的长期的利益汇聚点，只有这样，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才可能有出路。
2.超越现实主义理论的过多掣肘，中美之间可以在权力、实力基础下强调现实主义中的道义因素。可以设想一下，中美之间是否可以用一套道义原则来“规制”双方的行为，当然这种趋于理想化的设想绝非单方面就能构建，需要双方的共同认同。正如阎学通所说，现实主义理论绝非不讲道义，而是要恰当地评估国际道义的作用[[ll]l04。纵观中国近来的一系列外交实践在务实的同时似乎更多地加入了道义原则，我们强调的道义总的原则可归结为公平、诚信等，与美方所强调的带有美国价值的“普世道德”具有根本不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我们不仅仅只是期待能遵守最基本的低层次国际道义。事实上，中美之间在低层次国际道义上的认同是相同的，问题在于在相对高层次的国际道义上双方是否可以达成某种一致。这种道义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首先，对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三个联合声明的认同。两国政府既然共同签订了这项双边关系和平发展的协定声明，就应该在具体外交政策上烙守其言行，不能出尔反尔。中国政府多次提出“和而不同”的外交思想，美国官方在2009年也提出了在不构成对其威胁前提下欢迎中国崛起的“战略再保证”strategicreassurance），双方在两国外交事务原则上已经达成了某种一致，那么就有必要去遵守约定。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以及“王道”思想可以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道义规制。其次，在对于各自核心利益问题上，中国政府提出的“相互尊重”也是相互烙守的道义，尊重是相互的，帮蚌相争的结果是谁都不会占得便宜。这体现在主权完整的不可争辩性，美方必须尊重中国的主权完整，这种尊重不是一纸外交辞令，而要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用切实行动表达尊重。显然美国政府对于中方提出的“相互尊重”不置可否，不做正面回答，为的是避免被其束缚住手脚，在亚太地区处于被约束地位，那么中方可以向美方表示出对美国全球地位的尊重，并且不会取代其守成国地位。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但不会走二战时期德日的路线，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是对中美双方双赢的崛起，中方在与周边国家处理关系时体现出的“亲、诚、惠、容”理念正是对美国这种“中国崛起忧虑症”的一个合理回答。中国致力于睦邻安邦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允许其他国家搭中国崛起的便车，热爱和平的中国不会构成所谓的对美国的威胁。相互表明战略意图，尽力克制自身言行便是最好的相互尊重，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冲突既损人也不利己，双方可以借用一系列道义规制来合理调整自己的战略。当然，这种道义不应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在实践中应该具有可操作性。再次，中美应当培植友谊，平等互谅。崛起国与守成国不可避免存在矛盾，双方应多一点宽容互谅。中美关系不应仅仅停留在官方的层面上，也要注重民间的交流，正因为中国梦与美国梦是相互融通的，中美两国人民都热爱和平、渴望过上幸福生活，所以，应当加强民间交流。中美智库也应进一步加强交流，积极为中美关系健康发展贡献自己的正能量。
中美双方应该“共同进化”，携手发展。这样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可以取得实质进展。美国多名重量级智囊如基辛格（HenryAlfredI}issinger）、布热津斯基（ZhigniewI}azimierzBrzezinski）、李侃如（I}enLieberthal）等就都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持有积极乐观的看法。我们可以借用基辛格博士的一句话加以说明，中美合作关系对世界稳定与和平至关重要，中美关系不需要也不应该变成零和游戏。两国发展合作关系不是一方施于另一方的恩惠，而是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yz}}z}。中美之间在所面临的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上早已相互捆绑，官方、民间的政治、经济、人文交流与智库之间的相互交流融合等一切都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美现在已经到了十字路口，双方所走出的每一步都关乎自身的重大利益，恰似“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不是一朝一夕的，但相信只要双方共同努力，只争朝夕，那么这条路自然就在脚下，就在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