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改革有三个关要过，市场关、财税关、城镇化关。这三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积累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但是从顺序来讲，这三个改革可能还是市场关最重要。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靠经济体制改革牵引勉为其难。这就需要形成包括国家权力的运行监督和制约机制、党和政府的关系治理机制、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反腐败的机制、政府自身在社会方面的治理机制等。
2013年11月2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北京举办“改革新起点、新突破”为主题的改革形势分析会。来自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外交部、商务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参事室、中国社科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等机构的领导、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教授指出，市场决定资源的配制，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对一般规律我们要遵循，不能因为我们搞中国特色就排斥一般规律。为什么有的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呢？因为没有市场，对市场的理解不到位。强调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在引领新阶段市场化改革上前进了一大步。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彭森认为，下一步改革有三个关要过，市场关、财税关、城镇化关。这三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积累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但是从顺序来讲，这三个改革可能还是市场关最重要。市场的问题关键是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能不能真正按照市场经济的办法来落实。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会长王东进指出，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很复杂，但根本的就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把这个关系理顺，一顺百顺，一通百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突出政府与市场关系，抓到了问题的本质。
中改院院长迟福林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概括了四点：第一，特殊性，过去讲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仍有缺陷，要改变政府不恰当干预市场的特殊情况；第二，关键性，搞市场化改革，要强调资源配置中政府不要在起决定作用，要强调市场决定价格，关键是改变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第三，全局性，比如土地资源是最重要的资源，既然土地是个市场，还是纳入到市场起决定作用的范围内，而不是超出这个范围，当然前提是政府管好规划管制和用途管制；第四，坚定性，坚定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
以开放促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有专家提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了以开放促改革，对中国经济外交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现在W T O有好几个协议需要艰苦的谈判。能否跨过去T PP的门槛，比如环境标准、知识产权都是很高的标准，有些不完全是针对中国，有些确实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是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将来确实需要考虑。比如上海自贸区，要考虑怎么样进一步通过开放倒逼国内的改革，否则很难推进。中澳自贸区、中美自贸区的问题，都是很艰巨的挑战。
商务部研究院原副院长陈文敬指出，这次改革有一个大背景，国际上大的环境也要求我们必须进行改革。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当中我们遇到一个门槛，即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问题，这是我们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深入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绕不过去的门槛。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一个风向标，对内对外开放的风向标。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出来的东西，用不了两三年就会普照全国。目前比较有条件率先推出的应当是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中西部地区条件还是欠缺。
迟福林强调，要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进程，把边境合作区、出口加工区提上议事日程，而且3-5年在互联互通上实现历史性新突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指出，当前我们还没有一个机构来统筹整体的经济对外。例如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需要金融合作支持。但是现在基础设施银行设在哪，要不要日本和美国参加，资金怎么分配，都需要有一个机制推进，所以当前改革最重要的是机制的改革。
魏建国认为，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项目不能太多，现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驻的企业很多，但是进驻企业多采取观望的态度。能不能实现货物的自由，投资的自由，货币的自由，人的自由、信息互联网的自由，现在看法不一致，政府要马上跟上。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需要系统的体制创新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视是无与伦比、史无前例。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的支柱，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对财政的认识突破了过去传统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定位。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不能过度的被工具化，尤其是不能为了短期的目标过渡使用财政税收这些手段。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应当“法”字当头。现在有多少税种是真正的法律呢？18个税种只有3个法律，其他都是条例。有人大代表已经提出议案，建议人大把税权收回去，不要给国务院过多授权。这就涉及人大和国务院的关系。不难看出，财政法治化不只是颁布一些法律条文，而是涉及国务院和人大的关系问题，涉及权力的配置问题，十分复杂。
刘尚希对新阶段财税体制改革提出了几点看法：第一，稳定税负大家有期待，保障财政收入的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这样才能稳定税负。第二，预算透明涉及很多技术性的问题，比如说政府收支分类是否科学的问题，一些方面还没有资产负债表，不清楚有多少资产和负债，怎么透明？第三，财政支出要提高效率。现在很多事情，干好了是各个部门的功劳，如果有问题就是投入不够，财政给的钱不够。政府职责不清，财政支出绩效不高的问题更应当改变。第四，提高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我们实行的是两级治理架构，要改变用传统五级政府看待中央地方关系的思维惯性。地方政府应当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地方的情况实行治理的体制，这就需要一方面扩大地方政府的权力，另外一方面强化地方责任的约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方案，是坚持1994年分税制的基本方向：第一，提出了中央和地方的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第二，国税地税体制要完善；第三，中央在财力上要掌握45%到50%左右的财力，然后实行向地方的转移支付。发达国家都是这样，中央都是要控制45%、50%，有的国家是60%、70%的财力。转移支付方式不合理和部委在前一段时间权力过大，需要改变。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一个亮点，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追求。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整个布局上突出全面改革的牵引机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一个牵引机制。就是靠什么做“火车头”。这几天，我感觉有一种倾向，似乎“牵引机制”被泛化了，过度解释文件中的“发挥经济体制牵引作用”这么一个提法，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中国新阶段的全面改革。我对此抱有怀疑。经济体制改革牵引经济社会发展没问题；社会体制改革里的就业、收入分配等，它能牵引，但是社会组织创新那一半，牵引有困难；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牵引不了；文化体制改革，特别涉及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问题，它牵引不了；生态文明包括资源环境，可以，或者基本上可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靠经济体制改革牵引勉为其难。这就需要形成包括国家权力的运行监督和制约机制、党和政府的关系治理机制、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反腐败的机制、政府自身在社会方面的治理机制等。
国家开发银行顾问刘克崮从调动中央地方积极性的角度，阐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他认为，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行政层级应当往三级走，即国家、省和市县。市县是企业的所在地和居民的生活居住地的概念，以市县作为我们生产生活的根基要加强。民生的保障衣食住行，喝水的安全，喘气的安全，吃东西的安全，所有的衣食住行的安全要放给市县为主。要把实实在在的生活、生产基本的稳定和谐、安全秩序的主体交给市县。要把所有的政治、社会、经济、民生、文化的根基放在市县层，发挥省市自治区的作用，然后重大的事情“全国一盘棋”发挥中央的作用。
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方案，充分发挥智库作用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最大的挑战是落实执行。建议组织各个部门，对照三中全会《决定》，把所有不符合改革要求的文件清理掉，该修改的修改，该废止的废止，该停止的停止，让改革成为不可逆转之势。他强调，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建立成为第一要务，建立之后形成改革行动方案比其他更重要。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指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很成功的一点，是有些改革不依靠部门，就是通过专门的机构和智库，通过全社会的力量制定的。组建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还要充分发挥智库作用。
魏建国指出，T PP就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为2011年奥巴马在A PEC会议上提出的一个高招。全面深化改革，更需要发挥智库作用。智库超前提出新思想十分关键，尽管这些新思想可能是不全面的。
王东进提出，智库要有自己独立思考、独立研究，不是奉命行事，也不搞阐释性、论证式的研究。智库必须做到三点，“文当其时，言当其宜，谋当其用”。文当其时，就是写文章提意见，要恰当其时，符合实际需要，说早了用不上，说晚了等于白说，“事后诸葛亮”。言当其宜，是建言时注意方式方法，注意场合措辞，把握好分寸尺度，不然，再好的建议别人也听不进去、采纳不了。谋当其用，就是出实招、出好招、出管用的招。
高尚全强调，现在智库发展越来越快，重要性也越来越大，因为政府要放权，政府要改革，要转变职能，不可能养很多人，必须要依赖智库，这是一个趋势。他建议中央选择四五个智库，给这些智库布置任务，全面深入研究改革，限期交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