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生育率已大大低于更替水平
几乎所有人口学者基于所有相关数据与各种方法的研究都表明：排除漏报后我国90年代以来的真实生育水平在平均每对夫妇生育1.6-1.8个孩子。依据与计划生育绩效无任何联系，而不可能有意低报的教育部门每年小学入学统计人数，人口学家估算的我国本世纪初生育率在1.68-1.77之间（翟振武、陈卫，2007）。基层为争取更多经费与教师编制而可能多报小学生人数，为显示普及教育绩效又可能高报入学率。但这两种误差对估计生育率的影响作用方向是相反的。翟振武、陈卫将教育部公布的全国平均小学入学率98%调整为95%-97%，但未对基层可能多报小学生人数进行调整。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平均每对夫妇生育1.68-1.77个孩子是一个不太可能被低估的区间。毫无疑问，我国的生育率已大大低于更替水平（即人口不增不减所对应的生育水平；考虑到死亡率影响，我国的更替生育水平为平均每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
全国各地51篇生育意愿调查报告的综述分析（风笑天、张青松，2002），1997、2001、2006年全国生殖健康大规模调查的数据分析以及其他研究均表明，中国城市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为1个与2个孩子的比例分别为55%与43%左右，农村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2个孩子的比例略超过70%；即使在生育意愿最高的西部农村地区，有多子女偏好的群众只占13%左右（郑真真，2004）。一些城市年轻人甚至选择不生育。例如，“零点指标网”从1997年到2004年的调查发现，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希望成为“双份收入无小孩”的“丁克（DINK）”青年的比例从1.1%上升到了10.5%。
显然，虽然无间隔条件放开二孩政策将造成生育堆积的较大风险依然存在，但是由于我国生儿育女的成本大增，有利于稳定低生育率与生育政策平稳过渡的社会经济环境已经形成。
继续制造大量独生子女“高风险家庭”严重违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四川汶川地震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卓越凝聚力与中国政府执政为民的杰出领导力。同时，我们也看到地震中死亡的儿童与青少年中很大比例是独生子女，其父母是何等的悲惨!如果独生子女在母亲45岁之前死亡，其父母也许有可能再生一个。但是独生子女的父母亲们45岁以后还要度过30-35年或更多的余生，一旦其子女死亡，即成为无后老人，配偶死后则成为孤寡老人。称独生子女家庭为“高风险家庭”完全符合事实（穆光宗，2004），其应对天灾人（战）祸突发事件的脆弱性不容置疑。如果长期维持现行生育政策而继续制造大量独生子女“高风险家庭”，将严重违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大大有损于党和政府在民众中的亲和力与威信。
极不利于应对人口快速老化的严峻挑战和经济社会发展我国与联合国的预测均表明，在相对保守的死亡率较缓慢下降方案下，我国65岁及以上老人将从2000年的0.9亿快速增加到2030年与2050年的2.4亿与3.3亿左右，最需照料的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将从2000年的1150万迅猛增加到2050年的一亿以上；本世纪上半叶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等于发达国家的二倍。我国未来几十年老年人数大增已成定局。然而，如果老年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之比能保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老年人数大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老年人数大增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快速下降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快速上升。
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的劳动力资源从2030年的9.59亿快速萎缩到2050年的7.77亿，每年减少近1000万，每十年减少近一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减少的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我国20-39岁青壮年劳动力将从2030年的3.6亿更快速萎缩到2050年的2.7亿。从2013年开始，20-24岁人群将出现持久性大幅度下降，十年以内将至少减少四分之一。同时，我国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将从2000年的6.7%快速上升到2050年的27.8%；最需要照料的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将从2000年的1%更快速地上升到2050年的9.1%，等于2000年的9倍多；老年抚养负担将从2000年平均每9.1个18-64岁劳动者供养1位65岁以上老人，快速增加到2030、2050年的平均每3.7与2.1个劳动者供养一位老人，老年抚养负担等于2000年的2.5与4.3倍（曾毅，2006）!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由于子女短缺，造成2030、2050年独居老人比例等于2000年的2.4与4.1倍（曾毅，2006）。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主流学派大多认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Coale，1958；美国科学院报告，1971）。但是，60、70、80年代众多发展中国家同时经历快速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使许多学者对当时似乎已经约定成俗的观点提出质疑。因此，20世纪80年代前期，美国科学院成立了由11位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组成的专门工作小组，深入分析世界各国大量人口与经济增长数据，召开了多次专题研讨会，深入讨论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及资源环境的影响。该工作组在1986年出版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专著。该工作小组认为，人口增长对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资源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非常落后的农业经济时期。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采纳正确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政策，则有可能抵消甚至扭转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负面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国内外许多经济与人口学家用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与香港）以及中国沿海五省市（广东、江苏、浙江、福建、上海）经济腾飞的实例来支持这一结论。亚洲“四小龙”和中国沿海五省市在人均自然资源十分紧缺以及人口快速增长的双重压力下，由于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并随之带来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
林毅夫（2004，2006）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前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虽然投资多，但创造的就业机会少，人口不能充分就业，从而变成负担。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放弃重工业优先、而遵循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战略，促使经济快速发展、人均收入水平显著提升，生产力已经由主要解决人民吃饭穿衣基本需求转变为进一步改善生活质量的“脱贫后”经济。林毅夫指出，如果我们继续保持现行生育政策，虽然更快达到人口零增长，但其后的劳力资源快速萎缩、人口快速下降与人口老化负荷过重将阻碍经济发展，削弱保护环境与开发资源的国家实力，危及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
管理成本与政治代价十分昂贵如果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已在全国农村实行的独生子女与双女计生户年满60周岁领取养老奖励扶助金的人数将越来越多。按这一人均补助标准在本世纪上半叶随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同步增加估计，在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政府的这一专项财政支出将从2003年的9.3亿迅速增加到2030与2050年的539与1433亿；而在二孩政策方案下，政府的这一专项财政支出在2023年达到157亿的峰值，然后迅速下降到2050年的0.3亿；2003-2050年期间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合计支出2.52万亿元，等于二孩方案的6.3倍，多支出2.12万亿元。
大量所谓“非法生育”的孩子与人口素质的“相对逆淘汰”问题深入分析表明（王金营，2004），我国有七个省排除漏报后的当前实际总和生育率略超过2，三个省显著超过2，而这十个省的政策总和生育率（即如果该地区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能够100%得到执行，所对应的平均每对夫妇终生生育子女数）全部在1.5左右，即存在大量从小遭受因“非法生育”而带来心灵创伤的孩子，其中很多孩子因其父母躲避罚款而未被登记，而被视为“黑孩子”。因此，二孩政策平稳过渡在这十个省实际上将使屡禁不止的大量“非法”二孩生育合法化，将使很多孩子彻底摘除“黑孩子”帽子。这不正是民众基本权利的回归，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体现吗?如后面将要讨论，更加合情合理的二孩晚育政策将大大有利于遏制多胎生育，将使这10个省的生育水平保持在现有水平，或最多略有回升。在现今社会经济条件下绝不会出现“允许生二个，实际普遍生三、四个”的现象。
东中部较发达的15个省（市）当前排除漏报后的总和生育率大部分低于1.6，其中北京、上海显著低于1.0，天津略高于1.0。实现二孩政策平稳过渡后，这些发达地区（尤其是城镇）的很低生育水平将有适度相对回升。而较发达地区生育水平的适度回升正可以改变我们多年来心中有数，但在公开场合避而不谈的人口素质“相对逆淘汰”趋势，有利于我国实现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换的战略目标。
二孩晚育软着陆设想国家人口计生委1997年与2001年全国大样本生殖健康调查数据表明：在5年之内，一、二孩间隔越长，第二孩死亡率越低；母亲32岁以前，生育二孩年龄越高，第二孩的死亡率越低。我们的多元回归分析也证明：在控制妇女文化教育、民族、城乡居住地、二孩母乳喂养月数、二孩性别以及丈夫文化程度等相关协变量前提下，一、二孩间隔与第二孩死亡率呈统计上高度显著的负相关，生育二孩年龄与第二孩死亡率呈统计上高度显著的负相关。显然，适当晚育间隔有利于群众的切身利益，完全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现行生育政策平稳过渡的双赢策略：既可避免群众因怕政策变化而抢生造成生育堆积，又可满足民众生育二孩愿望，并改善儿童健康、降低婴孩死亡率，从而取得民众支持，改善党群关系。
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下，我国人口总数在2038年达到14.8亿峰值（低于人口峰值15亿左右的国家人口战略目标），然后平缓下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里预测的实现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以后的全国实际平均总和生育率与全国实行二孩政策地区2000年排除漏报后的实际总和生育率差不多。而中国目前实行一孩或一孩半政策的多数地区的文化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实行二孩政策的少数地区要高得多。因此，我们关于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下全国时期实际总和生育率以及人口总数峰值14.8亿，然后平缓下降的预测，是现实可行并留有余地的。
政策建议及其可行性
基于大量前人研究以及上述分析，我建议：
第一，逐步平稳过渡到城乡妇女年满28岁都允许生二孩。因地制宜，研究确定一个各地不同的二孩政策放宽起始年龄（例如，34-35或33-35岁）。然后，每隔一年普遍允许生二孩的低限年龄下降一岁，至2015年前后在城乡实现年满28岁妇女都允许生二孩的软着陆。
第二，通过宣传教育与社会经济激励机制大力提倡鼓励适当晚育间隔。为了避免群众因怕政策变化而抢生造成生育堆积，建议一开始即郑重宣布年满28岁妇女都允许生二孩的新政策决不会再收紧，给群众一个定心丸，以大大降低二孩晚育软着陆的难度。建议大力宣传适当晚育间隔有利于婴母健康与降低婴儿死亡率的客观规律。建议加大青少年（尤其是女性）接受中高等教育、先立业后成家的宣传、引导、资助与贷款扶持力度。建议在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直实行允许二孩加间隔政策的占我国总人口11.2%的地区可以逐步取消生育间隔政策，率先实现完全由个人与家庭自由选择生育二孩数量与间隔。建议在占我国总人口35.9%的一孩政策地区与占总人口52.9%的一孩半政策地区，首先平稳启动二孩生育数量政策软着陆，同时以提倡鼓励自愿晚育加间隔取代将生育间隔不符列为计划外生育的做法，而仅以3胎及以上多胎生育为计划外生育。间隔不够与多胎生育的本身性质及其违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程度完全不同，为什么一定要对这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违规行为采取相同的流引产与罚款处理方式。我们完全可以在保持生育间隔政策同时，修改对遵守及违背生育间隔政策行为的处理方式方法。对模范遵守生育间隔政策者予以表扬与奖励；对不符合生育间隔政策者少罚款或不罚款，决不要求流引产，但给予批评教育。对于一孩生了女孩，有可能做胎儿性别鉴定的夫妇以间隔不足等非医学理由而流产的行为予以制止。
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一直实行二孩加间隔政策的甘肃酒泉市，山西翼城县，河北承德市与湖北恩施州（四个试点地区总人口合计840万）的实践证明，二孩加间隔政策十分成功。20多年来，这些地区年均人口增长率与时期总和生育率比其周边实施一孩半政策、社会经济水平并不比他们差的地区低或至少差不多，出生性别比多年来一直保持在正常或接近正常范围，并大大低于其周边一孩半政策地区（顾宝昌、刘鸿雁，2008）。20多年前这些农村地区开始实施二孩加间隔政策时，其社会经济水平与生育观念远比当今全国实行一孩政策（绝大部分为城镇）以及一孩半政策农村地区的平均水平低。既然四个试点地区840万人口20多年的二孩加间隔政策能够不约而同地获得成功，并全部持续发展至今，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经济起飞之后，生儿育女成本大增、人们生育观念显著变化的今日中国实行二孩加适当晚育间隔政策的可行性，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少数个案或小区域超生现象而担忧二孩晚育软着陆将导致新的生育高峰与人口失控。
我国今后20年左右仍处于“人口红利”时期，即虽然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但不是很高，而劳力资源却比较丰富；生育政策平稳调整造成的出生数增加不但不会带来过重负荷，反而会因儿童消费较大而显著拉动内需，扩大就业。但是，2030年后我国将不可避免地进入老年人口数量与比例快速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与比例较快速下降的“人口负债”期。不像针对经济和金融问题的宏观调控政策可以在短期内生效，人口结构问题的改善离对症下药的生育政策调整启动实施有一个20年的滞后期，即今天出生的婴儿要到20年后才能成为劳力资源。如果我们现在开始实施二孩晚育软着陆，新增婴儿在20年后进入劳动年龄时正值“人口负债”期，不但不会增加就业压力，而且将大大减轻劳力资源萎缩与人口老化的压力。如果等到5年、10年、15年后再去调整生育政策，新增婴孩在2030年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是需要抚养的少年儿童，与那时的老年人口比例迅增及劳力资源快速萎缩叠加在一起，则可谓雪上加霜，悔之晚矣!因此，生育政策调整的平稳过渡必须尽快启动。
注：
本文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点项目资助，原题为《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尽快启动二孩晚育软着陆：战略与策略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