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社会，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与社会变革的加速，社会流动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所谓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①]根据社会流动的向度，又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垂直流动，又称纵向流动，指个体或群体从一个社会位置转移到另一个高低不同的社会位置上。如果移动后的社会位置高于移动前的社会位置，就是向上的社会流动；反之，则是向下的社会流动。水平流动或横向流动，指个体或群体从一个社会位置转移到另一个同等或同一水平的社会位置上。代内流动探讨个体在自己的一生中社会位置是否变动及其变动规律，主要探究其职业生涯的动态。代际流动则比较研究上下两代人之间社会位置的异同及变化。[②]
一般而言，社会流动与现代化呈正向关系。现代化越加速推进，社会变革越急剧而深刻，社会流动就越快，社会就越活跃。传统的农牧业社会，阶级、阶层界限清楚，等级森严，除非发生革命或其他重大社会变革，社会流动几乎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流动是现代社会或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一种社会现象。工业化、城市化推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大机器工业的发展和科技革命，促使社会分工愈来愈细化，职业分化和职业等级愈益复杂化，成为社会流动的内在动力。教育的发展与普及，使社会成员的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普遍提高，既从供给方面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又为个体实现社会流动创造了条件。现代国家治理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为社会流动提供必要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教育作为撬动社会流动的杠杆之一，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从微观层面看，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个人通过教育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是一种现实的社会现象。本文在扼要梳理教育与社会流动关系的主要理论的基础上，考察当代埃及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探究埃及教育发展对社会流动和社会稳定的影响。
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
在社会学理论中，社会地位的获得是一个关键概念。对于个体而言，如何通过教育与职业技能的提升，改善和提高自己的社会位置，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是中、下层社会成员奋斗的目标。实际情况表明，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教育的快速发展乃至普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人们的看法很不一致。人们普遍的感觉是，教育发展应该有利于社会流动和社会公正，而社会学家开展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令人乐观。
教育机会在人口中的分配形态，极大程度地决定了社会分层的基本特征和社会的不平等程度。由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在许多国家已经普及，学者们便聚焦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以及研究教育公平问题。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大学文凭既与社会声望相关，又是人们获得较高的社会位置的主要条件之一。国际比较研究表明，有些国家高等教育的扩张使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化程度有所提高，另一些国家则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还有少数国家在高等教育扩张期间教育不平等程度反而有所上升”。针对这些相互矛盾的研究成果，学者们提出了各种理论，力图解释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平等之间的关系。[③]
研究表明，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或者社会主义国家，人们的社会背景依然往往与教育获得高度相关。对此，拉夫特瑞（Raftery）和胡特（Hout）1993年提出了著名的最大维持不平等假设（MaximallyMaintained Inequality，MMI）。他们指出，教育扩张将首先满足上层阶级的教育需求；只是在上层阶级的教育需求得到普遍满足后，下层阶级才会受益。因此，甚至在教育扩张期间，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仍然得到最大限度的维持。2001年，卢卡斯在最大维持不平等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有效维持不平等假设（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EMI）。他认为，当某一层级（比如高中）的教育需求普遍地得到满足后，上层和下层阶级之间的竞争转移到教育质量上，上层阶级通过寻求本层级优质教育资源和更高层级的教育，保证其社会优势地位。[④] 2003年，贝克从微观层面出发，提出了个人教育决策的理性选择理论（RCT）。教育的机会成本和实际成本与教育的风险、收益，是人们进行教育决策的关键。教育投资的失败风险，对于不同的阶级的意义大相径庭。高就业率和高社会保障，有助于降低教育投资风险，从而促使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下降。反之，就会维持各阶级之间教育机会与教育获得的不平等。[⑤]
不管怎样，在教育扩张期间的教育机会分配，亦即教育获得的不平等程度，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当代埃及教育发展是否促进了教育机会分配的公平或不平等程度的下降？是否有利于埃及社会公正和社会流动？
教育发展是当代埃及社会进步的重要成就。1952年七月革命前埃及几乎是一个文盲的国度，60年后埃及小学毛入学率高达113%！在此情况下，埃及教育发展依然存在着不平衡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基础教育的发展及其不平衡
1952年，以阿卜杜·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王朝，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翻开了当代埃及史的第一页。纳赛尔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决心建立独立、富强、现代化的埃及。为此，他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尤其注重为贫寒人家子弟提供教育机会，实行免费教育，以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并为埃及发展创造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实际上，纳赛尔执政之初，埃及能识文断字之人少得可怜！经过不到20年的发展，埃及人口的教育水平显著提高。埃及接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比率，在1952年到1972年间增长了234%，同期接受过初中教育者的比率增长了194%，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相应数据分别为223%和1 125%。[⑥]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教育继续发展。小学净入学率从纳赛尔去世的1970年的不到63%，上升到1985年的近84%，2003年跃升至98%以上。完成5年小学教育的儿童比率，从1970年不到81%，上升到1985年超过97%，2003年更是跃升至近99%。1970年到1985年，中等教育毛入学率翻了一番以上，从28.4%上升到61.4%，2003年超过87%。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970年、1985年和2003年分别为6.9%，18.1%和32.6%。[⑦]
在过去的60余年中，埃及基础教育成就斐然，普通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得到极大的提升。父亲是文盲，儿子仍是文盲的只占1943～1988年出生男性的35.7%，这其中大部分被中专毕业生取代，同期拥有中专学历的男性增长了28%。[⑧] 1988年，完成11年基础教育的人数占19～22岁人口的44.4%，2005年提高到65.1%。[⑨]也就是说，随着埃及基础教育的蓬勃发展，基础教育的阶层差异明显缩小，基础教育的教育公平问题不那么严重了，因为中、下层子弟是基础教育扩张的最大受益者。社会调查数据说明了这一点：1988年最富有的20%家庭中小学入学率达97.8%，几乎饱和，而最贫困家庭也达到了50%。2005年后者入学率上升到68.6%。[⑩]
然而，恰恰在成就最为显著的基础教育领域，埃及教育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相当严重。基础教育机会分配表面上的平等，为教育质量的差异所取代，造成上层和中下层在教育获得上的新的不平等。由于国家财政投入不够，基础教育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公立教育质量下降。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正式教育市场迅速壮大，私课渐趋流行。私课教育质量高，为弥补公立教育质量下降所必需，但是收费也高。据调查，最富裕阶层的私课开支是最贫困阶层的7倍，私课与父母的教育程度、家庭财富程度成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私立学校或试验中学为上层提供了更高质量的教育，2007年，35%的最富裕阶层的学生进入了私立或试验学校，而其余4个阶层近90%的学生进入了公立小学；绝大多数埃及学生进入公立初中，而最富裕阶层有25%学生进入私立或试验初中。私立或试验学校的教育质量要明显优于公立学校，2007年，私立初中、私立语言初中、试验初中的数学平均分分别超过公立初中67分、94分和80分。[11]这样，当代埃及教育发展的不平衡，首先表现在不同阶级、阶层基础教育获得质量上的不平衡。这一点对于受教育者来说非常重要，关系到他们在下一阶段即高等教育直至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
高中是基础教育的组成部分，不同阶级、阶层在高中的教育获得上的不平等，比小学和初中更突出。埃及高中分为普高和职高，分别代表截然不同的教育资源分配趋势和就业方向。普高和职高教学质量差别很大，无论是政府投入、学校规模还是实际教育质量，职高都明显不如普高。如上所述，私课是弥补公立教育质量不足的必需手段，普高几乎所有学生在第一年就开始参加私课，以应对高考，而超过一半以上职高学生在高三才选上私课，许多来自贫困家庭的职高学生更是在老师的要求下才不情愿地选择私课。普高学生毕业后直接参加高考，以上大学为目标，而职高毕业生极少进入高等教育，基本上直接进入就业市场，不少学生毕业就失业。回归系数进一步显示，埃及职高学生与父母的教育程度成负相关关系。[12]处于劣势的中、下层子弟被迫进入职高，这种状况巩固了既有的阶级、阶层结构，不利于社会流动。
（二）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其不平衡
埃及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为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不平衡。长期以来，埃及教育过度向高等教育倾斜，公共教育开支不利于大学前教育，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占公共教育开支的比率太高。例如，2007/2008财政年度，埃及大学前教育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88%，却只占公共教育开支的72%。换言之，占学生总数12%左右的大学生，占据了28%的公共教育总开支。这种类型的公共教育开支模式不利于贫穷人口，因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绝大部分贫困学生不大可能在义务教育结束后继续上学。2004/2005年度，埃及最富裕的1/5家庭大学净入学率为47.95%，而最贫穷的1/5家庭的净入学率仅为9.07%。[13]
纳赛尔政权重视高等教育，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埃及高等教育的政策，特别是为贫寒人家子弟上大学创造条件。1962年，免费教育政策扩展到所有类型的高等教育。1964年，政府推行高校毕业生包分配政策，同时扩大大学招生规模。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高等教育曲折发展。1971年至1977年，埃及大学生人数年增长率达14%，1977年至1984年间下降到54%。主要由于经济困难，1984至1989年间大学生年均减少3%。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进入新的扩张阶段，大学生人数从1990年的 70万人增长到20世纪末的117.5万人，2005年埃及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31.5%。[14]
然而，高等教育的发展集中地反映了埃及教育分配的不平等。即使是突出社会公正、实行阿拉伯社会主义的纳赛尔政权，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上层和中上层在高等教育分配中的优势。1966年，占开罗大学学生总数33%的男性学生，他们的父亲来自仅占劳动力人口6.6%的专家、管理人员和经理阶层；父亲职业为农民的男性学生仅占学生总数的5.8%，而农民占埃及劳动力人口50.4%！[15]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现象仍在继续加剧。埃及中上层获得高等教育的优势在穆巴拉克时期愈益显著：1988～2005年间，埃及最富有20%家庭的中学毕业生进入大学的比例增长最快，其中男性增长近10%，女性增长11.5%，次富有20%的家庭中学毕业生追上了最富有人口的增长速度，但是剩余60%家庭的男性中学毕业生进入大学的比例在此间并没有增长。[16]
埃及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上层和中上层入学比率远高于中下层和下层，而且与基础教育一样，还体现在高等教育的质量差距上。具体地说，它首先体现在对大学与高等教育机构的选择上。大学一般提供4年以上的学历教育，高等教育机构则提供两年或5年的职业教育。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过快增长的大学生数量，埃及开始大力发展两年制高等技术院校。1973～1989年间，这类高等技术院校的学生人数增长了8万人。[17]到1996年，埃及各类高等技术学院的男性毕业生占了10岁以上男性人口的2%～3%。[18]但是，埃及的高等技术学院教学质量差，毕业生在社会上遭到歧视。因此，埃及的富裕阶层更倾向于进入大学就读，回归系数表明，父亲受教育程度与子女接受大学教育的相关性，比父亲受教育程度与子女接受高等技术学院教育的相关性更显著。[19]
众所周知，在埃及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张中，增长最快的是招生分数较低的人文学科。过度发展的人文学科，并非埃及经济发展亟需的紧俏专业，与市场需求脱节，人文学科毕业生面临沉重的就业压力。由于在私课上投入不够，中下层和下层子弟即便考入大学，也是就读人文学科。上层和中上层子弟由于在私课投资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在高考中占据优势，大多考入受扩招冲击较小的工程、医学等就业市场亟需的热门专业。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质量差距，巩固了既有的阶级、阶层结构，不利于社会流动。
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从另一个方面加剧了埃及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为了缓解公立高等教育面临的压力，埃及在萨达特时期取消了禁止私立学校的政策，开始筹办私立高等院校。1987年，埃及成立中央私立教育委员会，逐渐出台有关私立大学的办学政策。1996年埃及第一所私立大学开始招生，到2000年底埃及已经创办了5所私立综合大学和53所私立高等学校。[20]但是埃及私立大学在缓解公立高等院校压力方面作用有限，只有3.1%的普通高中和16.3%私立高中的学生进入私立大学。[21]同时，埃及私立高等教育的创建加剧了埃及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阶级、阶层间分配的不平等。2002/2003年度，埃及私立高校学生一年的教育支出是公立高校学生一年的40倍，生活支出则是17倍。[22]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使私立高校只能使富裕阶层受益。一方面，这可能导致埃及中上层通过财富优势帮助子女进入高等教育，进而巩固自身的优势；另一方面，相对于教育质量不断下降的公立高等教育，埃及的私立高等教育通过更优厚的薪水吸引埃及公立大学的优秀师资，开设更加符合社会需求的课程，帮助学生在就业市场获得更强的竞争力，进而保证中上层子女获得具有优势的职业地位。
总之，当代埃及的教育发展成就显著，但是教育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十分突出。这种不平衡，体现在规模扩张与质量的不平衡、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不平衡、城乡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或私课的不平衡等方方面面。这些不平衡，不管其主观的原因是什么，就本文的论题而言，最终反映到各阶级、阶层在教育机会分配和教育获得的公正性问题上。仅从教育与就业的关联性审视，当代埃及教育机会分配与教育获得分配已经对社会流动、社会公正甚至社会稳定产生重大的影响。
教育发展既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也是在一定时期某个国家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产物，必然受到时代与政治的制约与影响。当代埃及教育发展，亦明显地受制于政治。纳赛尔政权高举社会正义的旗帜，又受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逐步建设阿拉伯社会主义，主张缩小阶级差别，因而奉行打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策，比如进行土改和国有化。反映到教育上，政府从小学到大学实行全程免费教育和大学毕业生包分配政策，使得学子的受教育程度与其获得的职业地位密切相关，进而鼓励了埃及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社会流动的速率。
相反，自1970年萨达特当政后，虽然埃及政权的阶级性质未发生根本改变，但是萨达特推行的开放政策和穆巴拉克实行的改革使埃及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均发生重要变化。经济上，埃及从对阿拉伯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开放，逐渐发展到改革公有部门（主要是国企），20世纪90年代则以各种方式进行私有化。在此进程中，在纳赛尔时期受到打压的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利用其既有的资本、人脉与智力优势，借助于有利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与政策，通过与官僚资产阶级联姻，抓住政府发展私有部门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历史机遇”，卷土重来。包括教育政策在内的各种决策，更多地反映了上层和中上层的利益。中下层和底层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渠道受到极大地挤压。
（一）教育发展对社会流动的推力不足
当代埃及教育发展，基本证实了有效维持不平等假设，即中间阶层是教育不平衡发展的主要受益群体。国家长期推行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免费政策，尤其是提供免费高等教育，使得社会中间阶层受益最多。埃及上层、中上层和中间阶层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入学率要远高于下层，同时入学率的增长速度和享受的教育质量也要高于下层，埃及中下层家庭的学生享受高等教育免费政策的机会就更少。上层和中上层则有缴纳学费的经济实力，可以不依赖免费教育。同时，埃及实行的累进所得税制，征税起点太低，不利于中下层。相反，对中间阶层特别是上层有利。[23]因此，从中间阶层受益于教育发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流动。
然而，从总体上看，埃及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巩固了埃及既有的阶级、阶层结构，不利于社会流动。国家教育开支向高等教育倾斜，各阶级、阶层在基础教育阶段上的竞争转向教育质量方面，中下层和下层被迫进入教育质量差和就业竞争力弱的职高，上层和中上层抢占大学和大学内的热门专业，中下层和下层在私课投入上的弱势以及无力进入优质的私立大学等，都不利于埃及人口向上的社会流动，更不利于增强社会活力。中下层和下层子弟成为大学人文专业扩张的对象和牺牲品。众所周知，埃及高等教育发展主要表现为文科扩招。笔者20世纪90年代末在埃及学习，曾旁听过几次开罗大学商学院会计专业本科的课程。那个教室上下两层如同大剧院，但是桌椅仍然不够，过道也站满了学生。笔者当时心里就想，埃及哪里需要这么多会计！中下层和下层在私课投入上的不足，使其在高考竞争中处于劣势。经过千辛万苦、好不容易考入大学的中下层学子，大多只能就读于这种录取分数低的专业——人文学科。由于市场需求有限，他们毕业后就业压力巨大，很难实现代际流动。数据显示，2010年，男性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为11.1%，女性更是高达33.7%，其中大部分为来自中下层人文学科专业的学生。与此同时，大量文科专业的毕业生涌入教育回报率极低的非正式部门。在非正式部门，一名完成12～14年教育的毕业生与仅完成小学5年教育的工人所获收入相似；而在正式部门，一名完成12～16年教育的毕业生的收入水平是仅完成小学教育的工人的2～3倍。[24]
（二）职业技术教育没有成为社会流动的发动机
穆巴拉克时代，政府对于大学文科扩招十分忧虑，呼吁社会改变观念，不要盲目迷恋大学，而要把孩子送去学习实用技术，提高其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如上所述，埃及职高和高等技术学院迅速发展，1988年至2006年，职高毕业生占埃及21～24岁年轻人的比率从24%增至42%，[25]但是效果不彰。调查显示，2006年职高的教育回报率比1998年普遍下降，其中工科职高的教育回报率减少最多，达5.27%。[26]这反而不利于中层和中下层子弟向上的社会流动，主要由于职高和高等技术学院教育质量差，专业设置脱离市场需求，埃及出现相当严重的“毕业即失业”现象，引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和埃及本国的高度关注。
长期性失业现象对埃及经济构成挑战，埃及实际失业率比官方公布的数据要高得多。2000/2001财年，埃及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为9.2%，妇女失业率为20.2%。2010/2011财年的相应数字为12.4%和24%，2014年3月的相应数字为13.4%和26%。约60%的埃及失业者为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至少75%的失业者为15岁至29岁的青年人。[27]根据上述关于教育发展不平衡的论述，我们可以推定，每年都有人数众多的中层和中下层职高、高等技术学院和大学文科毕业生，刚进入就业市场就失业，他们通过“苦读圣贤书”改变人生命运、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梦想破灭了！这既是埃及教育不平衡发展的沉痛教训，也不利于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
展望未来，埃及教育难以在短期内调转方向，问题会依然突出。一方面，近年来，国家教育投入呈逐年下降态势。2007/2008财年埃及公共教育总开支为337亿埃镑，占当年政府公共开支的比率为12%，2000/2001财年为17%，2005/2006财年为16%，而2006/2007财年为12.5%。公共教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也急剧下降，从2000年的5.3%，到2010年的3.7%。[28]与此同时，不同阶层间的教育投入渐趋拉大，1995年，最富裕阶层的教育投入是最贫困阶层的2.3倍，2004年的差距扩大到4.4倍。[29]此外，教育程度高的求职者失业率高，私人教育回报率低，劳动力市场非正规化加剧，公有部门作为主要的正式工作提供方仍在延续。在埃及6岁至23岁年龄组中，仍有至少34%的人要么不上学，要么早早辍学。这导致成人文盲率仍高达29%左右。[30]
另一方面，无论是女孩失学、辍学问题，还是引发社会动荡的青年失业问题，都与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小学教育的两性平等问题依然令人困惑：2007年，失学女孩数量是男孩的2.3倍，女孩辍学率是男孩的2倍。[31]女性高失业率和低劳动参与率，是埃及面临的另一个重要挑战。2009年，妇女数量不到埃及劳动力的1/4。在2009年总失业率为9.4%的情况下，埃及女性失业率却达23%，在15～25岁的年轻女性中失业率超过60%。分析人士指出，除非加快经济复苏，长期保持7%或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埃及将不能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和政治动荡，埃及近年来经济增长率很低，2011财年增长率仅1.8%，2012年为2.5%。预计2015年埃及经济增长率将达到3.8%，而埃及政府的目标是力争在短期把经济增长率恢复到4%至5.8%。这个目标看来并不宏伟，但比较务实，离埃及经济分析人士多年来期盼的7%以上的增长率仍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埃及教育发展、就业与社会流动的宏观经济环境可以期待，却并不乐观。
结 语
总而言之，当代埃及教育发展成就斐然，但是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教育机会在各阶层之间的分配很不公平，中下层和下层人口接受的基础教育质量较差。在高等教育阶段，上层和中上层人口占有明显的数量和质量优势。结果，中下层和下层人口通过教育获得以增强就业竞争力，进而提高收入水平、改善社会地位的向上的社会流动的渠道愈来愈窄，既有阶层得到固化。与此同时，埃及中下层和下层人口接受的教育水平明显提高，且在信息经济时代政治意识、政治动员能力强，但是由于埃及经济的长期性结构问题，正当好年华的许多青年毕业后即遭遇失业的沉重打击，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教育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受制于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水平。反过来说，教育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极为关键，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流动，关系到社会安宁和政治稳定。反观1970年以来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教育发展，其教训极为深刻，值得进行思考与总结。埃及的教育政策与教育资源配置，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实际上巩固了埃及的既有阶级和阶层结构，虽然中间阶层受益，但是上层和中上层的职业地位进一步固化，更加增强了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基本阻塞了中下层通过教育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通道。众所周知，埃及中下层占总人口比率高，是社会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如果他们参与国家发展与经济建设的道路受堵，一个社会就必然缺乏活力，必然失去创新精神，陷入僵化的境地。他们对政权的冷漠态度甚至敌视，使本来漂浮于上层和中上层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演变为全局性动荡，以至于手握枪杆子的穆巴拉克也束手无策，只得黯然辞职！教育发展如何促进教育公正，如何着力提高中下层和下层人口的就业竞争力，帮助他们提高社会地位，比较顺利地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实实在在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换言之，如何让普通民众受益于教育发展和经济增长，从而夯实执政的政治基础？这是一个需要探索和回答的实践性重大命题。
注：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近代以来国外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专项研究”亚非拉子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②]参见刘祖云：《论社会流动的基本类型及其社会意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第2期，第48～50页。
[③]李春玲：《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载《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3期，第84页。
[④] Maia Sieverding，“IntergenerationalSocial Mobility and Educational Expansion in Egypt”，ISA Research Committee 28 Spring Meeting，Essex，UK，2011，p.3.
[⑤]参见李春玲：前引文，第86～88页。
[⑥] Magmoud Abdel-Fradil，“EducationalExpans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Egypt，1952-1977”，in Gouda Abdel-kbaiek and Robert Tignor eds.，ThePolitical Econom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Egypt，New York and London:Holmes & MeierPublishers，Inc，1982，p.353.
[⑦] European Training Foundation，Building aCompetitiveness Framework fo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Egypt，Egypt，TVET Reform，2011，p.11.
[⑧] Maia Sieverding，op.cit.，pp.3-7.
[⑨] Emily Cupito and Ray Langsten，“Inclusivenes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Egypt”，in Higher Education，Vol.62，No.2，2011，pp.189-190.
[⑩] Ray Langsten and T.Hassan，Education Transitionsin Egypt:The Effects of Gender and Wealth，Social Research Center 1，Cairo:AmericanUniversity Press in Cairo，2009，p.29.
[11] Lire Ersado & Jeremie Gignoux，“Egypt: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n Education”，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6996，2014，pp.29-30.
[12] Maia Sieverding，op.cit.，pp.16-17.
[13] European Training Foundation，op.cit.，p.13.
[14] Alan Richards，HigherEducation in Egypt，Vol.862，Washington，DC:World Bank，1992，p.11;Emily Cupito andRay Langsten，op.cit.，pp.184-188.
[15] Saad Eddin Ibrahim，“SocialMobilit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Egypt，1952-1977”，inGouda Abdel-kbaiek and Robert Tignor eds.， ThePolitical Econom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Egypt，New York and London:Holmes & Meier Publishers，Inc，1982，p.409.
[16]Emily Cupito andRay Langsten，op.cit.，p.190.
[17] Alan Richards，op.cit.，p.30.
[18] Manos Antoninis，The VocationalSchool Fallacy Revised-Technical Secondary School in Egypt，Robert Schuman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2001，p.20.
[19] Maia Sieverding，op.cit.，p.16-17.
[20] Alan Richards，HigherEducation in Egypt，op.cit.，p.19; 季诚钧等：《埃及高等教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页。
[21] Sarah El-Gerby，Assessing the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Subsidies’ Beneficiaries in Egypt，Cairo: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rio Press，2012，p.51.
[22]季诚钧等：前引书，第85页。
[23] Magmoud Abdel-Fradil， op.cit.，pp.363-365.
[24] Angel-Urdinola，F.Diegoand Amina Semlali，Labor Markets and School-to-Work Transition inEgypt:Diagnostics，Constraints，and Policy Framework，2010，pp.2-11.
[25] Lire Ersado & Jeremie Gignoux，“Egypt: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n Education”，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6996，2014，p.9.
[26] Mushd，“Arab Republic of EgyptImproving Quality，Equality，and Efficiency in the Education Secto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2863，2014，p.42.
[27]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Independent Evaluation of the ILO’s Decent Work Country Programme Strategies and Activities in NorthAfrica:2010-2013，Volume 2 of 2:Annexes，p.24.
[28] European Training Foundation，op.cit.，p.12.
[29] Mushd，op.cit.，p.42.
[30] European Training Foundation，op.cit.，p.12.
[31] World Bank，SABER CountryReport:Egypt Teachers，2010，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