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近年，中国在全球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并且取得了不小进展。近日，笔者有幸采访到了长期关注和研究此话题的王义桅教授。在这篇采访中，王教授系统讲述了中国推出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战略考量，并且从多个角度回应了时下对这一战略的种种质疑。本文系节选。
习近平很早就定下了“一带一路”大方向
袁训会：您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来讲是主动出击式的选择还是被动选择呢？因为不少人把“一带一路”看作是中国国内经济下行，包括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的反应。
王义桅：“一带一路”的构想远远超越这些，应该说大方向早早就定下来了，只不过最早还不叫“一带一路”。应该说习近平还是国家副主席的时候，他就有了做长远战略规划的打算。
2010年，习近平还是副主席的时候，曾经带着当时的国开行行长陈元等人去澳大利亚访问，在那次访问中他遇到了当地游行示威反对。应该说，这次访奥对习主席的触动很大，因为你要知道，澳大利亚将近85%的铁矿石出口中国，经济上对我们的依赖性很强，结果还这么不买我们的账，啰哩啰唆很烦人。
于是，习主席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思考中国同国际打交道的方向，包括中国自身的发展模式，也就是中国建工厂从发达国家进口原材料，再生产出产品卖给发达国家这种模式可能是有问题的，他当时在思考这些问题。
“一带一路”出台的大背景
袁训会：可能他是觉得中国的这种模式很难受到发达国家尊重。
王义桅：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他考量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利益的可持续性，因为在他看来这种过度依赖发达国家海外市场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他就琢磨，中国能不能搞些海外利益区，以前资本主义国家搞殖民主义，我们不学这一套，但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确实有必要经营海外，而不能总给发达国家打工。
再后来，习近平担任了国家主席，他做主席后的第一个出访国家就是哈萨克斯坦，为什么第一站选在哈萨克斯坦，回过头来看这在当时是做了战略考虑的。因为中亚国家一直主张同中国合作搞好经济，也一起搞了一个上海经济合作组织，但俄罗斯对此却不甚感冒，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中国动了他的地缘政治奶酪。
但习主席显然有要同中亚国家和俄罗斯一起搞好经济合作的意图，但在这个问题上上合组织却是怎么也推不动，于是他在当时就想到了丝绸之路，但光讲丝绸之路也同样不够，于是顺理成章地提出了经济带的概念，就是中国倡议同中亚内陆国家一起合作做一个经济发展带，以点带线以线带面。
但是光同内陆国家经济合作还不够，现在海上贸易这么发达，于是习近平紧接着到印度尼西亚访问，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概念，因为丝绸之路原本就有，于是便在前边加了21世纪，标识这是新的概念，新的做法。一个经济带，一个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便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时的大背景。提出来后，一带一路也经历了一个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的过程，包括囊括进哪些国家也是在不断丰富。
王义桅：至于你提到的经济下行确实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但不是因为经济下行了，我们才搞起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早就设想好了的，是大方向，只不过经济下行会进一步加快推进这个战略的步伐。为什么？因为以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发达国家，但现在发达国家经济也遇到各自问题，债务危机导致消费萎缩，购买力下降，加上各自反倾销反补贴。除了出口这块的问题，还有就是对投资的过度依赖，投资撤了，中国经济就完了。
显然，是时候改革和调整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了，怎么改，增加国内消费是一条路，但消费是一下子拉不起来的，它受制于社会保障、创新滞后和国人消费习惯等多重因素。于是，我们的决策者想到了新的方向——一带一路，那就是企业走资走出去，中国要做投资大国。
但去哪儿投资，这需要战略考虑，于是我们便有了投资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规划，为什么要投资这些国家，因为他们的产业链比我低，基础设施可以说是接近于零，而建设和改造基础设施是我们所擅长的，是我们的强项。而且，基础设施是实体经济发展的核心，中国人说“要致富，先修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些国家现在各方面的水平同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差不多，我们过去就相当于那会来中国的发达国家，他们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等，我们都有。中国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做的最主要工作是什么？那就是拷贝中国模式，给他们建造中国标准的基础设施，从而带动他们的经济发展。
当然这个试点是有困难、有风险的，就像高铁走出去一样，这些地方有三大风险，一是政局不稳定，经常撕毁建设合同，会给我们带来不小的经济损失；二是经济制度跟中国不太一样，比如土地是私有的，建基础设施可能要比国内征地难度大很多；第三是企业文化、法律环境跟中国也不一样，我们不能简单照搬中国做法。
“一带一路”是长远战略不能只看眼前利益
袁训会：您刚才也讲到了出去也会面临一些风险，我注意到“一带一路”好像很多沿线国家是伊斯兰国家。
王义桅：一半以上吧，30个左右。
袁训会：咱们现在跟发达国家打交道虽然会遇到各种磕磕绊绊，但是发达国家毕竟讲一些市场规则，但是同这些伊斯兰国家打交道会不会风险更大，他们的民众对中国的认同度到底有多高？
王义桅：现在很多知识分子说不要投资到那些风险的地方，投资发达国家，市场好，法律环境也好，政局稳定、创新等等，这是普遍的想法，我认为，这个想法受到西方舆论的影响，西方当然希望资金都去到自己那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他们过去的的殖民地，你现在跑到那儿去开花结果，人家当然不愿意。
我认为，有必要做长远考虑，而不能考虑一两年或者几年的事情。世界上利润最高的、发展最迅速的将来一定是这些地方，发达国家你能赚多少钱，它已经很成熟了，竞争也很充分了，市场规则也很完善了。这些地方就像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发达国家一来就遍地是黄金，法律法规也不好，什么都不好，老百姓也不偷税漏税，现在都好了，各方面立法都好了，发达国家反而叫苦了，因为不好赚钱了。
道理是一样的，所以风险和机遇是成正比的，既然是长远战略考虑，既然是国有企业，当然就要去这些地方，而不要去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是要，不是不要，但是一定是联合在一起去开发这个第三方市场，因为发达国家也有他们的优势，他们有分销体系，有标准，还有核心技术。
特别是现在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很多人对“一带一路”没有认真进行调研，受到了西方舆论和传统知识背景影响。没有调研，没有发言权，他没有亲眼看到是怎么回事，只看看新闻报道的东西，新闻报道一般是出问题才报道，做得好的不会报道的，而且企业也不善于报道。所以一旦上媒体曝光的“一带一路”项目问题都很多，其实那么多项目就这几个出了问题。所以完全靠媒体，尤其西方媒体，这是有问题的。
在“一带一路”战略上很多学者的研究没能跟上实践的发展
王义桅：经济结构，你不要用原来西方那套经济学来算这个合不合算，这个有严重的问题，“一带一路”是新的东西。举个例子来讲，中国修了1.9万公里的高铁，只有京沪高铁是赚钱的，所谓的赚钱就是你卖了多少票，多少投入，卖了票已经赚回来了，它就赚钱，因为它中转多，客运量多。那我们为什么要修那么多高铁，中国人是傻瓜吗？只能说这一套计算利润的方式出了问题。
中国人是统筹兼顾的，高铁通了以后，带来相应的房地产、旅游的发展、产业链的布局。西方经济学只能就事论事，在商言商，不算其他成本，因为那是另外一个核算部门，高铁没办法统计这个东西，但是中国考虑问题的模式就是统筹兼顾，所以西方经济学出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就是完全把西方那一套照搬到中国，因为中国有国有企业，不是按照那个东西来的，如果按照这个来，我们不会发展这么快，所以很多搞西方经济学的人都出不来了，完全用西方经济学来衡量违反常识。
就像西方有人说中国不搞民主，中国不可持续发展，但是中国已经持续三十多年的高速成长了，你还说怎么样？还说我们没有民主，还说中国经济不可持续，所以我的判断还是对的。三十年还不够持续？你要什么样才可持续？不断地说下一步经济崩溃，下一步经济下行，为了证明它的结论，它要不断地看衰你的经济，包括中国崩溃论等等，就是为了迎合那套自己的先入为主的一套判断。
回过头再说一带一路，为什么我们要投资这些欠发达国家，因为从长远上来看利益非常巨大。我们在中国可以建的，理论上在非洲都可以建，中国那么大的人口密度，还有等量降水线，大部分资源都在西部，而人口却在东部，改革开放也在东部，所以我们搞西气东输，西电东输，2000公里的超高压，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绝活，中国在更是在8000米的高原修铁路，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复杂的地形吗？
去这些国家投资会遇到问题是很自然的，但要从长远来看，想想怎么解决的方案。中国的学习能力很快，有问题很快就可以想办法。所以我们很多学者，有的甚至还不如中国一些企业家，企业家在国外摸爬滚打那么年，经验已经非常丰富了，你这个风险那个风险的，人家早就有他的做法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是研究没有跟上实践，还停留在原来的观念，停留在西方那套理论上，再后来说停留在原来改革开放的模式上面，因为原来改革开放就是盯着发达国家，现在跟着穷鬼去玩，感觉档次降低了。不是我们的档次降低了，是我们的产业链已经从低端到中端了，局部已经到高端了，因为发达国家你越来越和它有竞争关系，回头一看，大部分国家都被你甩在后边，这些国家恰恰和我们有高度的互补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