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矛盾是中国经济内部的深层次矛盾。虽然国家多年来一直强调“调结构”，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结构转型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结构转型为什么一直转不过来？个中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但从深层次探究，其根源之一在于没有摆脱“物本位”和“官本位”的束缚。对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的探讨，可以有多种视角。与已有研究不同，本文选取了一个新视角——“人的发展经济学”视角，研究探讨如何以人的发展为主线来推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并力求将此主线贯穿到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即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资源环境（也是一种要素投入结构）以及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之中，故曰“人本型结构论”①。
[①应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的邀请，2015年2月26-27日，笔者在布鲁塞尔出席了该中心主办的“2015欧洲思想实验室年会”，并在关于“走向创新市场领导者：中国‘十三五’规划”高端对话环节，以《用“人本”思想推进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为题，阐述了本文的基本观点（见“中国改革论坛网”之专家动态《常修泽教授出席“欧洲思想实验室年会”并就中国“十三五”规划议题发言》）。因会议发言时间所限，当时笔者只扼要阐述，未及全面展开。现以笔者即将出版的《人本型结构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新思维》一书书稿为依据，系统阐述本人的学术观点，以求教于学术界。]
（一）需求结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书中曾对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的一般联系有过精辟论述，其中明确指出，生活消费是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终点”，“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供个人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因而，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参见马克思，1962：《〈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733-762页。]。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社会制度的规定性，其生产目的更应是为了“人”及“人的需要”。要说“常态”，这才是经济发展的应有之“常态”（而不仅仅是在经济下行时，作为“保增长”的经济手段。这是本人主张的“人本型”结构与“物本型”结构不同的视角）。固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于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的需要，需保持相应的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但不应忘却生活消费是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在实践中不应挤压消费，尤其不应挤压居民消费。
中国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什么呢？笔者认为，首先是需求结构，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长期在60%-70%的区间内波动，但进入新世纪后呈现明显的逐年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62.3%持续下降到2010年的48.2%，降低了14.1个百分点，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2011年略有回升至49.1%（参见图1）。特别是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的46.4%下降到2011年的35.7%（中国国家统计局口径），约下降了10个百分点[本文涉及到的世行数字，引自世界银行资料库；中国官方的数字，引自《中国统计年鉴》，不一一作注。]。
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相对应的是投资率呈现上升态势。投资率居高不下，严重挤压消费率，致使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低下，不仅低于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也落后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例如同为“金砖国家”的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尤其是与人相关的“居民消费率”更低，见图2和表1。
表-1居民消费率的国际比较详表（2012，%）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
从表1可以看出，按世界银行数据库资料，2012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34.6%（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2012年为36%），而美国的这一比例是68.6%，德法英等欧洲国家为55%-65%，日韩等东亚国家为50%-60%，多数发展中国家则为60%-65%（见表1）。
总之，中国与“人”的发展直接相关的居民消费率处在低迷状态，与“物”的增长直接相关的投资率却处在“亢奋”状态，说明居民的消费需求有被投资率不合理地抑制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用过一句格言：“死人抓住活人”[所谓“死人抓住活人”，是马克思《资本论》序言提到的一个格言。它是指前人的思想禁锢了后人。本文借用这一句式，阐述“死物（投资）抑制活人”，也是对人的一种“禁锢”。]；而现在的中国是“死物（投资）抑制活人”，笔者称之为“物本压制”。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首当其冲的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阶段，被高速增长所掩盖的经济矛盾逐步暴露出来，最突出的是工业比重偏高，而与人的发展直接相关的服务业发展不够，成为整个产业结构中的一条“短腿”。
2014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8.1%，纵向比有进步，但提升并不理想，与人民群众多样性和可持续性的需求有明显的差距。特别是横向与2012年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平均水平70.2%相比，仍相差22个百分点[2014年台湾地区第三产业占比达68%以上，而大陆地区只有48.1%。虽然发展阶段不同（大陆整体发展水平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两个经济体的规模也不同，但大陆与台湾第三产业相差20多个百分点，也令人感慨。]。
从服务业就业指标看，2013年中国（指大陆部分）占比仅为38.5%，而美国2010年是81.2%，虽有阶段不同的客观因素，但也不至于少于美国的一半吧？由此可见中国服务业落后之一斑。
同时，在工业内部也存在不少现实问题。例如，产能过剩呈现多产业、长时间等突出特点。国际和国内经验表明，产能利用率为80%左右是衡量工业产能是否过剩的分界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常欣的新著《增长动力转换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版）一书中使用的分界点值为81%82%；国家发改委有关司局研究者以78%为分界点。笔者取中间值80%左右为分界线。]，75%以下表明产能过剩严重。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亟需新思维。
（三）要素投入结构
要素投入结构主要揭示经济发展靠什么“要素”投入的问题。按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索洛模型，劳动力、资本（包括资金以及作为特殊形式资本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投入以及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三大源泉。在生产技术给定的条件下，产出由投入的数量决定。由于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递减，长期内的经济增长由技术进步决定。也就是说，当经济处于均衡的稳定状态时，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只取决于技术进步的速率。中国过去30年经济发展主要靠什么呢？靠拼劳动力、拼资源、拼环境。如今劳动力、资源和环境成本已经“拼够老本”，这条老路不可持续下去了。
未来中国在要素投入结构上的变革方向是进一步发挥技术进步和创新的作用，而最突出的问题是“人”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排序显示，在144个经济体中，中国位列全球竞争力第28名，而与人的创新相关的“技术储备度”排名方面，中国仅排在第83位[参见世界经济论坛：《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按世界经济论坛判断，“中国仍非创新强国”。这是一个很刺激民族心理的判断。
（四）另一种要素投入结构：资源环境
讨论要素投入结构，不能仅仅分析劳动力投入与技术投入的关系，在人类面临环境挑战的今天，必须重视投入结构中的资源环境的代价。在中国，这表现为大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近年来，北京和若干城市大面积的雾霾天气、沙尘天气肆虐，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中国的环境资源已经被严重“透支”。
正是这种“透支”，引发了人们的思考。笔者在《广义产权论》一书的题记中写道：“反思这场金融危机和环境危机，我发现：美国人透支的是家庭财产，中国人透支的是国民资源——从人力资源到自然资源到环境资源。透支资产的困于当前，透支资源的危及长远”（常修泽，2009）。考虑到中国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在发展思路上必须改弦易辙。
（五）城乡结构
城乡结构问题，是特别富有人道主义内涵的一个结构性命题。如果单纯看“进城”比例而不考虑是否享有城市人的权利和尊严的话，2012年中国毛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2.6%，但是这个口径是按城镇常住人口（半年以上）来统计的，如果从人的发展角度来说，中国的实际城镇化率仍然仅为35%（户籍人口），远低于52%的世界平均水平。
笔者在《人本体制论》一书中曾指出，城镇化最深刻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常修泽，2008）。农村人是不是跟城里人一样，享受到了城市提供的各种福利？农村的孩子能不能跟城里孩子一样上公办的小学、初中？能不能像城里人一样到医院用医保就医？总之，一句话，是不是享受了城市的文明？是不是融入了城市？
由于户籍制度的障碍，特别是户籍身份上所附着的福利差异，2亿多进城“农民工”并没有平等地享受城市的各种基本公共服务。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7395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雇主或单位为外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6.7%、26.2%、17.6%、10.5%和7.8%。从近七年调查数据看，外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水平有所提高，“五险”的参保率提高了4-6个百分点，但总体水平仍然较低。
（六）区域结构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引领下，随着各具特色的区域战略的实施，中国的地区差距有所缩小，但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存在。从《中国统计年鉴2013》反映区域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对外贸易、地方财政收入来看，东部地区仍然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面积占第一位、人口占第二位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仍然十分滞后，其中潜伏着许多内在的矛盾。
在新阶段，中国经济的内外环境将发生重要的变化和挑战。就全球来说，主要是全球新技术革命潮流、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化潮流和注重人的自身发展三大潮流；就国内来说，主要是中国人口结构的重大变迁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以及资源环境矛盾的进一步显现。特别是信息革命和生物革命的迅猛到来，不仅改变着经济发展结构，而且改变着人的自身，使人自身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无论是需求结构，还是供给结构，抑或是要素投入结构，都将发生深刻而重大的变化。这一切，都使中国经济内部的深层次结构矛盾进一步凸现，促使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正处在“人本导向”与“物本导向”的博弈时期。一个幽灵，一个以“增长中心主义”为宗旨的物本型幽灵，仍在中国大地游荡。即使在近年最新的关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讨论中，这一气氛也苦苦挥之不去。究竟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基本导向是什么？或者说，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根本出发点放在哪里？这里专门讨论一下“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问题。
在讨论之前，需要科学把握“人”的内涵。按照笔者的《人本体制论》的论述，应从三个维度把握人的含义（常修泽，2008）：
一是横向上的“全体人”，而不是“部分人”或“多数人”或“大多数人”。笔者强调，在讨论“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的经济结构转型时，应把握“全体人”：在消费结构上，既要关注富人，也要关注穷人和中产阶层；在城乡结构上，既要关注城里人，也要关注乡下人；在区域结构上，既要关注东部人，也要关注中西部人。在实施转型过程中，作为一个执政党，应该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
二是纵向上的“多代人”，而不仅仅局限于“当代人”，强调“本代公平”和“代际公平”并重，据此推进结构转型：在产业结构上，不仅要考虑满足“当代人”需要的服务业，还要考虑满足“跨代人”需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资源环境方面，不仅要强化当代的“节能减排”，还要考虑长远的生态建设，以期使多代人获得生态福祉。
三是内核上的“多需人”而不是“单需之人”。在“人本型结构”中，作为“主体化”的“人”有多种需求，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健康和生命安全，以及参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需求等等。因此，经济结构大系统的各类结构，必须设法满足“人”的多种需求。这不仅涉及经济结构本身，而且涉及社会结构、文化结构乃至政治结构。
笔者主张把“以人的发展为导向”作为结构转型的根本指导理念，有如下三个原因。
第一，从理论角度来分析，追求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也是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
马克思（1848）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时，曾明确指出：“每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意味深长的是，恩格斯晚年在致卡内帕的信中强调，他除了摘出这句话以外，“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正是基于对这种“新社会本质”的认识，马克思预言，在这一社会中，人们可以“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基于此，在拙著《人本体制论》一书中，笔者曾指出“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
当然，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而且是人类共同文明的最高价值。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当中国人还在遭受“文化大革命”的摧残之时，国外一批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学者就日益关注人自身的命运问题。例如，古雷特提出，发展的核心价值和基本要素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存”，指创造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能力；二是“自尊”，指自重和独立性的感觉；三是“自由”，指从贫困、无知和卑贱三种状态中摆脱出来，使人们具备更大的能力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Goulet，1971）。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佩鲁指出，应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与核心价值取向（Perroux，1983）。
第二，从现实角度分析，以人的发展为导向是摆脱“GDP中心主义”惯性运作的理性选择。
中国提出“调结构”非自今日始。但多年来，总的看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原因何在？虽然有外部冲击的客观原因，但从深层根源说，基本上还是一个旧的发展理念和体制在惯性运作、在束缚着中国。这里面要害是以GDP为中心的速度增长主义的思想作怪。
先看一个基本事实：多年来，中国以GDP所代表的物质财富快速增长，但城乡居民——人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同步”。请看30年两条曲线的“剪刀型离差”（见图3）。
从图3所示可清晰看出：30多年来，上曲线所表示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势头强劲，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陡然上升；下面两条曲线所表示的城乡居民收入线虽然也在上升，但与GDP离差很大，而且呈现逐步扩大趋势，以致形成一个“剪刀差”。上面线可称“GDP增长指数线”，下面线可称“民富增长指数线”。这个图反映了中国“GDP增长线”与“民富增长线”的离差程度。
既然以追求GDP增长速度为首要目标，那么，怎样才能使GDP高速度增长呢？最直接、最快捷的途径就是扩大投资。于是，“投资驱动型”模式应运而生。进一步往下挖掘：“投资驱动型”深层的原因是什么？笔者以为是“政府主导型”（“官本位”）作怪。在此，我们发现了“物本位”与“官本位”的内在联系。“GDP至上”——“投资驱动”——“政府主导”，这是一个有着紧密联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完整的“因果链”。要摆脱这一链条的惯性运作，必须从源头上提出“以人的发展为导向”。
第三，从未来趋势分析，“以人的发展为导向”是适应新阶段中国人需求变化的必然要求。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出现某种阶段性变化。总体上判断：到2020年中国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这就意味着，下一步中国将转入以追求人自身更高发展的新阶段。
在新的阶段，人民群众将会提出与以往不同的需求，这类需求越来越具有多样性、进阶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特点。讲究HDI（“人类发展指数”）指标，也更有意义。一方面，客观地讲，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从现实来看，在“生存”、“自尊”和“自由”三个方面，中国的“人本”还处于“低端”状态。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当代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不仅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在重塑着人的自身，“无限制新人”背后所隐含是更富独立性和开放性的要求（常修泽，2008）。
（一）需求结构：瞄准提高“居民消费率”及相应的“民富支撑”
1.紧盯“居民消费率”。讨论需求结构中的消费，有三组四个指标需要分开：第一组是消费率或称最终消费率（指消费支出占“支出法”中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包括政府消费率、居民消费率两个指标；第二组是消费增长率（指消费量与基期相比的动态增长幅度）；第三组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指消费增量与“支出法”中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量之比）。
在以上指标中，最后一个指标是从增长主义的角度探讨消费“对增长的贡献”问题，该指标
2013年为48.2%，2014年上升3个百分点，达到51.2%。这是有意义的，然而不是本文的研究角度。至于消费增长率，可以从增长主义角度探讨，也可从人的发展角度探讨（带有二重性）。基于“人”的角度研究，笔者最看重的是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从消费增长率来看，近年来是不慢的（201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为13.1%），但笔者认为中国需求结构的症结不在“消费增长率”，也不在“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而在“居民消费率”。仔细对照一下图2显示的中国与国际的显著差距，就知道笔者为什么特别关注居民消费率了。
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到了创造消费大国的“人本基础”的时候了。在“十三五”期间乃至更长的时期内，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需求管理—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中，把居民消费率拉高。
那么，居民消费率提高到多少才合适？基于对“十三五”规划时期投资、出口以及居民收入等因素的综合分析，总消费率估计56%左右，其中，居民消费率至少应在43%以上。从2014年的37.7%（调整后的最新数据）提高到43%，大致一年提高一个百分点。
2.释放民间的消费潜力。中国民间的消费潜力是巨大的，消费空间是相当广阔的。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对全球144个经济体按12个分项以及总体状况进行了测评。中国12个分项在144个经济体的排名如下：制度第47名，基础设施第46名，宏观经济稳定性第10名，健康与初等教育第46名，高等教育与培训第65名，商品市场效率第56名，劳动市场效率第37名，金融市场发展第54名，技术储备度第83名，市场规模第2名，商务成熟度第43名，创新第32名。总的看，绝大多数都不理想，而且对比前几年的情况，比如《2011-2012年全球竞争力报告》，12个分项指标中有9个指标的排名出现了程度不同的下滑，唯一的“亮点”是市场规模始终名列第二名。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亿万人民的消费潜力变成促进人的发展的强大动力。这就要加快培育消费增长点。例如，现在中国有2.1亿的60岁以上老年人口，如何促进养老家政健康消费？截至2015年2月，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2.9亿户（且更换周期平均为15个月），移动宽带（3G/4G）用户总数达6.24亿户（比上年同期净增数增长40%），估计几年后达到10亿户。如何继续壮大信息消费？2014年全年国内游客达36.1亿人次，如何提升旅游休闲消费，在“十三五”末期把中国打造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此外，如何推动绿色消费？如何稳定住房消费？如何扩大教育文化消费？等等问题都值得思考。
3.打造“人性化消费”新格局。除了研究中国居民消费“量”的增长之外，更应研究居民消费特征和方式的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说购买彩电，排浪式地购彩电；说购买冰箱，排浪式地购冰箱等。自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这种消费特征逐步淡化。鉴于模仿型和排浪型的消费阶段已经过去，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已呈主流，需要创新消费模式，激活消费需求，破解“人性化消费”过程中的各种障碍，形成一个“人性化消费”的新格局。
4.建立促进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笔者提出“十字箴言”：“能消费、敢消费、放心消费”。
首先是“能消费”，需要正确处理好“国富”和“民富”的关系。既要“国富”，又要“民富”。在前述图4所示“国富”“民富”两条曲线出现“剪刀状”离差的情况下，笔者主张适当向“民富”倾斜，在“十三五”期间，尤其如此。这就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2014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4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89元。在“十三五”期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应明显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2014年全年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4747元，中等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0887元。在“十三五”期间，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应明显超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为消费提供“民富支撑”。
其次是“敢消费”，需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重点是养老、医疗、失业等制度，提高保障水平；同时健全社会救济制度，做好扶贫工作。尽快编织好全社会的“安全网”，让老百姓吃上“定心丸”，以解除消费的后顾之忧。
再次是“放心消费”，需要加强政府对消费环境的监管。实行严格的“责任清单”制度，确保食品、药品等各个领域的消费安全。这才是切实的“人道主义”。
（二）供给结构（产业结构）：瞄准与人直接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笔者参加的“2015欧洲思想实验室年会”关于“中国‘十三五’规划”的专场，讨论主题为“走向创新市场领导者”。笔者当时引用了美国著名学者托马斯·彼得斯的一段话：“不要老想分享市场，而要考虑创造市场。不是取得一份较大的馅饼，而是要设法烙出一块较大的馅饼，最好是烘烤出一块新的馅饼”（托马斯·彼得斯，1988）。从人的发展角度研究，在中国“十三五”及未来一段时间，人们需要的“新的馅饼”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是与人的发展直接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1.产业结构逐步从以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导。中国“十三五”及未来一段时期，将是由“工业化中后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变的时期。与此相适应，国家应明确提出“逐步从以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战略和行动方案。鉴于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仅为48.1%（2014年）、比世界服务业平均水平70.2%（2012年）差22个百分点的事实，应把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优化结构的“战略重点”。
发展目标是在2016年内，务求实现服务业比重超过50%（三大产业中“控股”标志），继而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争取达到55%以上（这大体与目前印度、俄罗斯等“金砖国家”的服务业比重水平并驾齐驱，并不算高），然后再向世界服务业平均水平70.2%迈进。
2.补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短板”。发展服务业，应采取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双线推进”的方略。从经济角度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具有技术附加值高、技术高度密集、耗能低、经济产值高等特征。而从“人本”角度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具有需求弹性大、有助于提升就业率的人性特征。目前，生产性服务业是我国整个服务业的重点和“短板”。在“十三五”及未来一段时间应侧重发展以下八个产业：金融服务业、现代物流业、交通运输业、技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设计咨询服务业、人力资源服务业和节能环保服务业，尤其要突破金融、物流和人力资源服务业等“重点短板”。
以金融业为例，我们看一看2013年全国的银行业金融资产分布图：
在图4中，由下而上银行业金融资产分布格局是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工、农、中、建、交）、股份制银行（广发、招商等）、城商行、农商行、农村信用社等，但是，这里没有民营银行。2014年国务院已经批准成立了第一批民营银行（5家），再过十年，这个图型将发生格局性的改变。
3．开拓“大健康产业”等生活性服务业新领域。生活性服务业是直接为“人”的生活服务的行业。在“十三五”期间，应研究2020年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后，人民群众想什么？盼什么？对现代服务业有什么新需求？笔者在《人本型结构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新思维》一书关于产业一章中，写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健康产业”（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版，第110页）。2014年底习近平同志在江苏视察时更是明确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在美国，健康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17%-18%，但中国只有5%左右。如何把民生健康或“健康中国”作为未来服务业发展的“旗舰”？大有文章可作。
除着力发展“大健康产业”外，还要大力发展以下7类：①商贸服务业（特别是电子商务）；②旅游业；③居民服务业；④文化产业（演艺、网络文化产品、影视、出版）；⑤体育健身休闲竞赛表演；⑥住房产业；⑦市场化培训教育服务业等。从现在起，就应瞄准上述产业，开拓新领域，发展新业态，打造新热点。同时针对服务业发展中的体制障碍，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克服该领域开放度低、限制多、国际竞争力弱等问题。
4．立足于“多代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为基础、对人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作用且成长潜力大的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生态环境脆弱，又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的国家来说，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要在未来国际竞争中“自立于民族之林”，必须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在“十三五”期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应瞄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及“互联网+”、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生物产业、新材料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等。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及“互联网+”，它不仅会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而且会改变人的思维方式，重塑人的自身。
（三）要素投入结构：瞄准人的“心灵放飞”和万众创新
要素投入结构转型的核心是“创新驱动”。但“驱动”什么？已有的认识并不清晰，普遍的看法是“驱动”经济增长。笔者主张两个“驱动”，一则“驱动”经济发展，二则“驱动”人的发展。当今大势，新一轮世界信息革命浪潮兴起，可以用五个字来概括这轮浪潮：“云”（云计算）、“物”（物联网）、“移”（移动互联）、“大”（大数据）、“智”（智能化）。而在国内，随着土地等物质要素趋紧、人口老龄化严重、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也要求我们由过去拼物质资源向创新转换。
1．加强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品牌的研发。2014年欧洲专利局收到27.4万项专利申请，其中，中国2.65万项，占近10%；总获批6.46万项，其中，中国获批1200多项，仅占2%。在品牌方面，据世界品牌实验室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世界品牌500强中，美国拥有227项，几乎占总数的一半，而中国仅29项。《福布斯》杂志2014年发布的全球品牌100强，美国占54项，中国品牌为0。这两则消息既令人忧虑，也让我们找到了关键：未来应更注意提高专利的质量和效应，打造自主品牌，尤其是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品牌。
2.推进万众创新。创新必须要有创新型人才。出于兴趣与爱好，努力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的“创客”（Maker）是依靠力量。据统计，中国当前有1亿左右科技人力资源，这是中国最宝贵的“创客”。首先要发挥这些人士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同时，培育和造就千千万万个各种“创客”，使之成为自主创新的主力军，也促进创新者自身的发展。
3.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及相关制度。制度比技术更值得关注，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科技人员的产权激励制度等较为关键。此外，还应着力推进相关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市场体制的创新，为万众创新提供体制支撑。
4.创新的根本在于创新者的“心灵放飞”。如何开掘创新之源？最根本的是思想的自由和开放。当前知识分子心灵并未完全放飞，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压着。欲真推进创新，必须让其心灵放飞。如果心灵不放飞，遑论什么创新？中华文明中有很多墨守成规的东西，但也有类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此类的创新精神，需要挖掘；同时需要认真吸收西方文明中的“冒险精神”，这样才能进行创新创意，同时也才能把创新者自己打造成一代“无限制的新人”。
当然，在看到新技术促进人的发展的同时，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事物都是“双向占有”的。信息技术的传播有没有对人形成另一种“限制”呢？马尔库塞的名著《单向度的人》就曾指出，“技术的进步使发达的工业社会对人的控制可以通过电视、电台、电影、收音机等传播媒介而无孔不入地侵入人们的闲暇时间，从而占领人们的私人空间……让人们满足于眼前的物质需要而付出不再追求自由、不再想像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代价”（马尔库塞，2008）。可见，技术的进步是否使发达的工业社会加剧“对人的控制”，仍需要深入讨论。
（四）资源环境：瞄准生态福祉和环境人权
世界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工业文明的前景》中讲过一段颇为深刻的话。他说，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而是工业文明与人性斗争（BertrandRussell，1923）。这里最值得关注的是“人性”二字。
“人性”是资源环境命题的最高境界，它表现为生态福祉和环境人权，涉及到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据公开的数据显示，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超过大气达标数值；化学需氧量排放接近排放最大允许量的两倍。这对人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巨大的影响，何谈人的尊严？个别地方发生的环境事件已敲起了警钟：我们要防止可能发生的没有外部势力插手的、内生的“绿色骚乱”。
中国政府已明确提出，到“十三五”末期即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15%。这是对国人的生态福祉和环境人权的庄严承诺。如何实现？应从四条线路推进：第一条是技术线路：向技术要生态福祉（如LED技术等）；第二条是结构线路：向结构要生态福祉（如首钢搬迁改成文化园区等）；第三条是政府线路：向规制和政策要生态福祉（如环境税以及对环境的其他管制，用李克强同志的话说，环境执法不应是“棉花棒”，而应是“杀手锏”）；第四条是市场线路：向产权要生态福祉，要有“天（环境产权）、地（资源产权）、人（环境人权）”的广义产权思路（常修泽，2009、2010）。
习近平同志在海南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倘能按上述四线路推进，中国人的生态福祉就能得到提高，环境人权也就有相应的保障。
（五）城乡结构：瞄准填平城乡之间人的制度鸿沟
这是一个极富人道意味的命题。2015年春夏之交，贵州毕节市四个孩子的自杀，再次震惊中国。这虽然只是个案，但折射出了深刻的社会现实。中国城乡之间（也包括演化到城市内部）的制度性“鸿沟”早就应该填平了。
这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基本思路是着力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二元结构”同时并存的“双二元结构”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城内融合”。首先，应着力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要以“城乡共荣”为前提，实现乡村与城市的共存。其次，着力解决城市内部“二元结构”问题，使进城农民市民化。
填平城乡之间人的“鸿沟”，须重点推进四项制度改革：（1）户籍制度改革，确保到2020年，基本建起新型户籍制度，使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2）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应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流转权、宅基地使用权。同时，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的改革，保护成员的集体财产权和收益分配权。（3）公共资源的配置制度改革，实现城乡均衡配置。（4）社会保障制度，使城乡居民获得基本的社会保障。当前，外出农民工这部分群体参加社会保障的比例还很低，需要做艰苦的工作。
（六）区域结构：瞄准区域人际协调，以避免“板块群体碰撞”
中国是一个区域发展颇不平衡的国家。为避免“板块群体碰撞”，27年前即1988年笔者主持曾提出“四沿——渗透型”开放战略，反映了自己的一种区域“均衡发展”的情结[1988年5月4日，新华社编发的《国内动态清样》第1182期，以《常修泽等建议实行“四沿——渗透型”开放战略》为题呈送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参阅。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瞭望》周刊发文介绍了这一战略构想。《瞭望》周刊（1988年第21期）指出，常修泽等提出的“四沿渗透型”开放战略，对中央的沿海发展战略“提出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意见”。]。
27年过去了，新阶段应当实行什么样的区域发展战略呢？经过近年研究，笔者建议实施升级版的“四沿”发展战略：首先是升级版的“沿海”战略：以京津冀协同发展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重点，特别是在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过程中，发挥沿海地区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二是升级版的“沿江”战略：以长江经济带拉动大长江流域经济发展。三是升级版的“沿线”战略：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拉动大陆经济发展。四是升级版的“沿边”战略：实施边境或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多种沿边发展方式。
从整个中国的视野去考虑问题，除了大陆区域之间的人际协调以外，还应包括港澳台地区与大陆之间的人际协调问题。香港和澳门的发展虽已纳入“一国两制”范畴，但2015年6月18日的政改挫折表明需要有新的协调。大陆与台湾的经济关系，则是一种“特殊的区域关系”，如果忽视乃至丢掉这一块，中国的区域结构研究就是不完整的。应根据ECFA生效之后两岸经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变化，将两岸经济的合作与发展融合到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并在实际行动中加强两岸合作[对笔者的建议，台湾地区《旺报》（2010年10月6日）、台海网（2010年10月6日）和中国改革论坛网（2010年10月9日）上都有过报道。]。
四、真刀真枪改革：为“人本型结构”提供制度支撑
结构转型“转到深处是体制”。前面阐述的经济结构转型，除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外，更涉及制约结构转型的体制障碍问题。在酿成“物本型”经济结构的诸种传统因素——人口红利、资源红利逐步消退之际，“制度红利”成为“人本型结构论”的重要动力。结构转型，是真转型，还是假转型？如果真转型，那就请扫除体制障碍吧。
第一，真刀真枪改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一个全方位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整个决定内容，涉及336项具体改革，可以看成是新阶段各个相关领域“滴灌式”的制度设计，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和可操作性的方略。两年来，中国改革的画卷正徐徐展开。作为“全面改革元年”的2014年，改革虽有一些新的举措，但总体判断，仍缺乏比较大的突破。在此背景下，习近平同志提出“真刀真枪搞改革”，点破了当前改革的要害之所在。
第二，克服两种“本位”。笔者在2008年出版的《人本体制论》一书题记曾写道：“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集权所压制；在原教旨的市场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金钱所浸蚀；至于在未来某个虚拟世界的体制下，人性会不会被过度纵欲而扭曲，尚不得而知；我现在最想探求的是，在21世纪的中国，如何建立无愧于人自身解放和发展的新体制”（常修泽，2008）。
“建立无愧于人自身解放和发展的新体制”，在结构层面就是要打造“人本型经济结构”。“人本”的对面是什么？一是“物本”，一是“官本”。为什么人本型经济结构难以建立？流行于各级政府的GDP挂帅（“物本位”）以及因政府职能没有取得实质性转变而依然存在的“政府主导型”（“官本位”）是重要原因，并成为结构转型的制约因素。之所以如此，原因十分复杂。直接的原因之一是原有干部考核体系与财税体制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微观化。经济利益驱动与政治晋升拉动两股力量的合流，形成“双驱动”机制。虽然近年一些人文发展指标和可持续发展指标开始被重视，但惯性仍然存在。由于没有实现发展理念转换，GDP仍在官员内心世界居核心地位，其“经济人”特征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另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是纵向的权力来源结构和民主监督机制的缺乏。
克服两种“本位”，首先是克服“物本位”，改变GDP在官员内心世界至高无上的地位，确立“人类发展指数”等人文指标和环境指标的约束作用。其次是克服“官本位”，转变“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又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但近来出现一种把“政府的重要作用”解释为“政府驾驭市场”的观点，且颇为流行，应该澄清和纠正。同时，要实施“三张清单”即：负面清单——明确企业不该干什么，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权力清单——明确政府该干什么，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责任清单——明确政府的责任，做到“法定责任必须为”。从更深层考虑，还要推进政府自身的结构改革，建立政府权力体系内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衡机制，使政府“有权而不能任性”。
第三，推进“五环式”改革。笔者在2008年出版的《人本体制论》一书中指出，新阶段历史要求中国开展的是类似奥运“五环”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制度改革[2013年10月出版的《包容性改革论》一书和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上发表的文章对此已经详细论述，这里不再展开。参见常修泽《包容性改革论探讨——中国中长期全方位改革的战略选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6期。]。在新阶段，无论是哪个结构转型，都会触及经济体制乃至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资源体制。可以这样说，没有“五环”改革的突破性进展，经济结构的改造、转型、升级是不可能的。为此，中国新阶段应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五位一体”改革“蓝图”推进全面改革，扫除制约经济结构转型的体制障碍。这就意味着，本文研究的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五环改革”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第四，反腐败与突破固化利益格局。新阶段的全方位改革将会遇到重重障碍，其中，严重的腐败和固化的利益格局是最大的障碍。春秋时代郑国政治家子产曾讲过一段颇有哲理的话：“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左传·昭公二十年》）如果执政者严格执法，就很少有人以身试法，相反，如果执法者太过懦弱，就会有人“狎而玩之”。
中国确实有过“水懦弱”的情况。不是不想医治这个“患病的机体”，但当“打开”之后看到“五脏六腑”已经那样，没敢动“大手术”，只好“缝上”继续维持。于是历史老人看到了那么多“狎而玩之”的官僚纵欲妄为、“玩死”自己。这种情况不应该继续下去了。
中国需要严厉而有效的“反腐败”斗争，切实制止官僚“狎而玩之”。通过“反腐败”，矫正权力与资本结盟、权力与利益交换的格局。同时，必须摆脱既得利益格局中某些“障碍力量”的束缚，改革者首先自己不要被既得利益集团所绑架，决策者也不能顺着权力与资本结盟的思路来决策。唯有超越固化利益格局的羁绊，才能开创改革新的局面。
参考文献：
常欣，2014：《增长动力转换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常修泽，2008：《人本体制论——中国人的发展及体制安排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常修泽，2009：《广义产权论——中国广领域多权能产权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常修泽，2013：《包容性改革论——中国新阶段全面改革的新思维》，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常修泽等，2013：《创新立国战略》，北京、海南：学习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2013：《中国统计年鉴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美]道格拉斯·诺思，1991：《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德]恩格斯，1986：“致朱·卡内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9）》，北京：人民出版社。
[德]恩斯特·卡西尔，1985：《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2008：《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德]马克思，1962：《〈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733-762页。
